从当前研究来看，刘禹锡与中唐经学的关系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事实上，刘禹锡与中唐《春秋》新学关联十分密切，不仅表现为他对公羊学和谷梁学的偏好，而且也表现在经学对其诗文创作的深刻影响。

　　刘禹锡的经学渊源

　　刘禹锡的经学渊源于中唐《春秋》新学。天宝末年，啖助移居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潜心著述。大历五年（770）冬啖助去世，其门人陆淳及其子啖异整理遗稿，编成《春秋集注纂例》。此书通过比较三家异同，突出了公羊学和谷梁学的地位。在解经方法上，啖助强调正与变结合，即赵匡总结的“兴常典”与“著权制”。“兴常典”是说事物具有恒常性，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著权制”是说要因时因地制宜，重视事物的变化。变与不变，二者不可偏废。这种解经方法与传统强调师承和家法不大一样，故《旧唐书》等将其目为“异儒”。但是，与固守传统观念的学者不同，中唐一大批年轻人深受啖助影响，成为其经学思想的积极支持者。啖助去世后，陆淳北上，开辟了一条《春秋》新学在长安发展的新路。陆淳的学问和思想得到韦执谊等人推崇，《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抛开史臣的主观论断，这份名单大致反映了啖、陆经学在长安产生影响的实际情况。

　　刘禹锡研习《春秋》新学，其过程与啖、陆的经学活动恰好相合。其父刘绪长期在浙西幕府任职，曾任盐铁副使，主务于埇桥（今安徽宿州）。刘绪任职时当与啖助等人有所交往。浙西节度使始置于乾元元年（758），其治所虽屡经改易，但润州则始终为其所领州之一。刘禹锡在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之前，长期随父生活于江南，应受啖氏《春秋》新学江南一脉之濡染。刘禹锡在长安与陆淳交往，主要通过韦执谊和柳宗元等人。韦执谊敬佩陆淳的学问和思想，与之往来甚密。柳宗元曾执弟子礼于陆淳，任监察御史时又与陆淳同居一巷，得以早晚请益。杜牧为牛僧孺所作墓志，载韦执谊赏拔青年才俊一事：“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才，皆在门下。”可知刘、柳都曾得到韦执谊赏识，并由此得以交往当时力主改革的其他政治精英。韦执谊之子韦绚后来跟随刘禹锡问学于夔州，其源即在于此。

　　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施士丐说毛诗”条，刘禹锡曾与柳宗元、韩愈同听施士丐讲《毛诗》。据韩愈《施先生墓铭》，此事发生于贞元十七、十八年之间。施士丐解《诗》，好为新说，深究比兴之义，体现了“舍传求经”的特点。施士丐亦为吴人，在吴地生活多年，其经学或受啖助启发。韩愈、柳宗元青年时期都有游历江东之经历，对施士丐或早有所闻，故后来与刘禹锡结伴共听其讲《毛诗》。此为刘禹锡研析新学之确切记载。

　　主张公羊学采诗古义的政治意蕴

　　采诗之义向有两说，一为班固《汉书·食货志》所记，一为《公羊传》“宣十五年”所载。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采诗者与采诗时间。关于采诗者，班固记为“行人”，亦即朝廷派出的官员，《公羊传》则记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班书将采诗时间载为“孟春之月”，而《公羊传》则认为是“五谷毕入”的冬闲季节。

　　对于这两种解释，刘禹锡主张恢复公羊学采诗古义。其《楚望赋》说：“阅天数而视民风，百态变见乎其间。非耳剽以臆说兮，固幽永而纵观。”他认为天子体察民间疾苦，需要了解真实情况，不是“耳剽”“臆说”的民情，那些文人转拟或者臣子奏章中的信息，可能有乖事实。《公羊传》强调所采之诗的原生态，要比《汉书·食货志》所载“比其音律”、加工改造后的民歌，在信息来源上更真实可靠。

　　刘禹锡外贬多年，所到之处多有民歌采择之作，所写之事为其目睹耳闻。其中《竹枝词九首》最能体现刘禹锡对采诗古义的实践。《竹枝词引》说：“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显然，刘禹锡模仿夔州本地人歌唱竹枝词的写法，是希望以原生态民歌真实反映民情风俗，以便制定更加合理的地方治理策略，这也是他通经致用思想的真实体现。

　　《春秋》新学对刘禹锡的文学影响

　　《春秋》新学对刘禹锡的文学影响，除上述主张公羊学采诗古义而进行的民歌创作实践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道论文。刘禹锡的文学史观具有运动变化的特点。他认为文学盛衰主要受“气”的影响。天地之气盛则文盛，气衰则文衰，由此形成三个文学周期：三代至战国、秦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唐。这种文学周期论，显然与其天道运周、否极泰来的天道观是一致的，是其经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天道观念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所论之“道”的内涵也不一样。韩愈所论之道主要指孔孟之道。柳宗元重人事而轻天道，他强调的道主要是人道。刘禹锡所论之道，则是天道。这个道的外在表现为气。所以，他认为文章当蕴含事物之义理，无气、无理则无文。天道人人可得，但由于对道的把握和理解、述道的艺术和能力不同，文章也就有高下优劣之分。

　　二是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在刘禹锡所撰碑志文和集序文中。如《王质神道碑》对碑主自以为在牛李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做法颇有微词，但又不能在碑文中直言，故而采用隐微手法叙事，并在碑文中发出“大凡以智谋而进者，有时而衰，以朴厚而知者，无迹而固”的感叹。再如《唐兴寺俨公碑》，初看之下似无深义，无非赞智俨禅师之事功，但细思则知其味深长。唐兴寺本衡山名刹，以律藏知名，与嵩山之禅寂、清凉山（五台山）之神通并称，为其时佛教三大名山之一。而智俨受人财物，俗以布施为福田，怎能说他人有求于我？又大兴土木，名之为“应故物”，实则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故此段文字实寓贬于褒。显然，这种写法深受《春秋》新学影响。

　　三是经语新义。刘禹锡在文中多使用中唐学者对经书的新解释。如为杜佑所撰《谢春衣表》“在身不称，恐招鹈翼之讥”，“鹈翼”用施士丐所主掠美之义。《上淮南李相公启》“南箕播物，不胜曷言”，采施氏之说，代指小人不能复恣播弄是非。此外，经语使用还表征为刘禹锡对《谷梁传》的喜好。如《观博》“自朝至于日中稷”，自注：“稷，昃也。《谷梁传》。”而《左传》《公羊传》“日下稷”均作“日下昃”。再如《观市》“郡守有志于民”，用《谷梁传》中“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之义，亦即关心民事。

　　总而言之，刘禹锡受《春秋》新学影响至深，由此形成其变革政治、创新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