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三子”是清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岭南颇有影响力的诗人群体。嘉庆十六年（1811），黄乔松选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诗刻为《粤东三子诗钞》，翁方纲作《粤东三子诗序》，自此，“粤东三子”名闻天下。“粤东三子”是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幼承家学，长而出仕，主张“根柢在学”，秉承温柔敦厚、中正和平之诗教。三子虽然以诗名，却不甘以诗人名，主张“当求先人于根本之地，而勿徒以文词为也”，敦行德教，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内忧外患的形势、新旧思想的交锋、天朝大国的幻灭与“师夷长技”的眼光，从“粤东三子”身上，可以探寻中国近代士大夫自我转型的艰难心路历程。因此，探究“粤东三子”的人生历程、诗学宗尚、思想转型的轨迹，具有特殊的价值。

　　“粤东三子”是自觉的诗人群体

　　翁方纲认为，“粤东三子”的诗“各有所就”，三人诗歌内容、风格各有面目。“粤东三子”之间年岁相近、交游频密，诗学主张多有相近处，且彼此倾慕，彼此影响，并非是强被组合的诗人群体，而是自觉的诗人群体。

　　“粤东三子”之诗大体遵循岭南诗风之“正声”，提倡诗以言志，以学问为根基，从性情而抒发，诗风尚清真、自然，反对摹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特别是三人中年以后之诗，更趋醇熟，正如《粤东三子诗钞》编者黄玉阶所言：“三子诗自辟径涂，仍循轨辙，扶轮大雅复何间然？”“粤东三子”之地位，恰好就是在守正创新中树立起来的。

　　“粤东三子”之间交往频密，张维屏与黄培芳为“总角交”，诗酒唱和交往贯穿数十年；张维屏与谭敬昭“交三十年，每论文谈艺，相得甚欢”；谭敬昭为张维屏之才倾倒，两人互为知音，晨夕过从，相谈忘疲。黄培芳与谭敬昭唱和频密，互相欣赏，谭敬昭称赞黄培芳“文苑儒林自一家，泰泉孙子擅声华”。黄培芳惜别谭敬昭“天门日落郁烟雾，苦死留君君不住”。两人还曾作《寄居虫》联句诗，颇为精彩。三人共同交游唱和也非常多，如黄培芳有“诸生多爱诵予诗，更喜张谭得并时”之句。三人都生于岭南、长于岭南，正因为“正声千载足相师”，承继岭南“正声”，虽然诗学风格“差池别”，也不妨碍三人之间互为欣赏，成为当时岭南诗坛翘楚，影响深远。因此，不能以“各有所就”而忽视三子之间的内在相通之处，应看到三子在人生经历、人生选择、文学观念、诗歌风格、政治立场等方面亦有诸多共通之处。

　　研究社会思想转变的重要样本

　　“粤东三子”是岭南诗学转型期——嘉道年间的重要诗人群体，是清代岭南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人在诗歌创作、诗学思想、教育、文献等方面都是岭南诗坛的重要代表人物。张维屏是清代诗歌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黄培芳对岭南诗学的建构、发轫有重要贡献，谭敬昭的乐府诗创作、删诗以传的思想为岭南诗坛增添了多彩的一笔。此外，“粤东三子”多与京畿地区、江南地区诗人群体交流，展现了嘉道年间诗人从岭南走向全国，继承发扬岭南诗风的自觉努力。

　　广东是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必然对“粤东三子”的思想倾向、诗论主张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既有保守传统的一面，同时又颇具“经世致用”“睁眼看世界”之眼光。张维屏、黄培芳与宣南诗社成员龚自珍、林则徐等人交往密切，甚至亲身参与了禁烟、团练等近代重要政治事件。张维屏因晚年目睹抗英斗争而写就的《三元里》，被誉为“历代史诗中最光荣、最热烈、最悲壮之作”。

　　总之，“粤东三子”是清嘉道年间岭南重要诗人群体，大变局的时代对他们的人生历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在他们的心灵、诗歌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新与旧、天朝上国与内忧外患、传统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与革新求变的慷慨激昂、坚守传统与开放视野……在他们的诗歌中，涌动着200多年前的时代变革风潮，是研究清代嘉道年间社会思想、社会心态转变的重要样本。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