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总目》云：“自桂林象郡之名著于《史记》，厥后南荒舆志，渐有成编。其存于今者，如唐莫休符之《桂林风土记》、段公路之《北户录》，宋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明魏濬之《峤南琐记》、张鸣凤之《桂故》《桂胜》，皆叙述典雅，掌故可稽。”将《桂林风土记》置于历代志桂书之首，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确是首开志桂风气之作。

　　莫休符自叙其创作缘起，云：“前贤撰述，有事必书，故有《三国志》、《荆楚岁时记》、《湘中记》、《奉天记》。唯桂林事迹，阙然无闻。休符因退居，粗录见闻，曰《桂林风土记》，聊以为叙。”直言其所以写作《桂林风土记》者，乃是受到前贤著述的影响，欲为记述桂林地区的山川风物、典故事迹，以补桂林事迹之阙。《桂林风土记》是第一部专载唐时桂林地区山川风物、地理沿革的著述，所载记之内容，上起远古，下至李唐。户崎哲彦曾言：“今天要讨论桂林的历史地理和唐宋文学表现的桂林，一般参用的基本文献史料有明代张鸣凤撰《桂胜》与《桂故》、宋代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以及唐代莫休符撰《桂林风土记》等书。从桂林城内外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来讲，记录最多的最详的就是《桂胜》及《桂林风土记》。而《桂胜》多利用《桂林风土记》。”所论甚是，《桂林风土记》不仅是第一部专志桂林的著作，其对后世涉桂作品均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值得言说的是，今诸本之源头——明谢氏小草斋钞本，正是由谢肇淛所录，则其书、其文借鉴《桂林风土记》者不知凡几。可以说，对有志记叙桂林山水、典实、故事者，《桂林风土记》都是他们不得不参考的一部作品。

　　图经的编修渐成风尚

　　唐代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图经的编修为莫休符撰写《桂林风土记》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隋唐之前，地记的撰述形式仅集中于描摹山川，志异色彩浓厚。及至隋唐，尤其是唐代，地理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如地记、风土记这一类传统的地记作品得到了发展，图经的编纂尤为受官方重视。张国淦先生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对唐代的图经数量有过大致统计，据其统计，有唐一代，图经数量在150种以上。莫休符写作《桂林风土记》之时，案边已有可供参阅的图经，且至少有三种。

　　《桂林风土记》中提到的“图经”，户崎哲彦认为当指《临桂图经》。辛德勇则以为所指为《桂州图经》。我们认为，二人之说均不全面。

　　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一书，辑得唐代图经有逾100种，其中涉及广西的就有《严州图经》《邕州图经》《临桂图经》三种。再加上辛德勇所列举的《桂州图经》与《白州图经》，则目前所知就有五种图经存在。“桂林”条中的“图经”，或指《桂州图经》，或指《临桂图经》，难为确论。但“严州牂牁水”条当指《严州图经》，而非上述两种。又因《桂林风土记》散佚严重，仅就现存者而言，已有两处明言对图经进行过征引，余者已不能知。

　　又，莫休符虽是岭南人，但其籍贯为广南开建，而非桂州本地。诚如李孝聪所言：“岭南壤地广阔，其间宜有地域差异，然而史料对此语焉不详。”相较于桂林，莫氏仍属“外乡人”。虽其有志于补桂林事迹之阙，但涉及桂林的历史沿革，以及山水风物，若无已编修好的图经作为参照，仅凭“见闻”，莫氏是绝难从其夙愿的。故而，《桂林风土记》的成书，与唐代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图经的流行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桂林丰厚的文化遗存

　　桂林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厚的人文历史同样为莫休符提供了书写之资。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桂林在内的岭南地区被中原以蛮夷视之。“岭”（即南岭）不仅是一道地理分界线，更是横亘在中原人心头的一道屏障。狄仁杰在一封奏疏中曾言：“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所谓“南阻五岭”，已将岭南广大地区视作“化外之地”，非是李唐“率土之滨”。又多称此地之民为“獠人”“獞”等。唐人亦多视度岭为畏途，宋之问有所谓“岭嶂穷攀越，风涛极沿济”。极言岭外之凶险。张说更言：“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沈佺期《如鬼门关》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翻检《全唐诗》，如此的篇什不胜枚举，在中原文士心中，岭南之面目，近乎狰狞。

　　桂林则不然。有唐一代，或因贬谪，或因做官来桂者不知凡几。桂林在中原文士心中的印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杜甫诗云：“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以气候而言，因桂林地处桂北，境内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尤为难得的是，此地经冬尚有雪天，简直是与中原无二了。韩愈更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纯以欣赏的眼光审视桂林山水，近似田园牧歌般的颂扬。除了自然条件优越外，桂林还是岭南北去中原的咽喉，所谓“俗比华风，化同内地”也基本代表了一般文士对桂林的观感。自唐初李靖营造桂州城，至《桂林风土记》成书，桂林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开发，已成为北通荆湖，西连牂牁，“东控海岭，右扼荒蛮”的区域性都会。商贾聚集，城市繁荣。根据李孝聪先生的考察，唐时桂林城为“四坊之地”，城市规模可谓不小。这一点也可以从《桂林风土记》中得到参证。“李卫公（名靖）”条：“桂州子城自卫国公所制，号曰始安郡。”“夹城”条：“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光启年中，前政陈太保可环创造三分之二。”也说明唐代桂州城进行过多次营建，形成子城、外城、夹城兼备的完整城市格局。

　　综上，莫休符欲为桂林事迹补阙的心态，是其写作《桂林风土记》的主要动机。而唐代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图经的流行与广泛编修，以及桂州城本身独特的文化气质，丰厚的文化遗存，这些都是《桂林风土记》得以成书的重要资源。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