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古文选本的编选中，“诗文合选”是一个颇为令人瞩目的现象。自南宋至明弘治间，共存世八部以“古文”为名的选本，其中“诗文合选”的便达六部，分别是：黄坚《古文真宝》，王子舆《古文会选》，何如愚《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正、续集，佚名《古文精粹》，谢朝宣《古文会选》。（余二为吕祖谦《古文关键》与王霆震《古文集成前编》，楼昉《崇古文诀》虽有“古文”二字，但实际应断作“崇古|文诀”。）其中，王子舆《古文会选》一书则尤为特别，其全编皆诗，乃至无一篇“古文”的选录。这不仅与我们常规认识中的“古文”概念有所不合，亦不同于后世古文选本的常见体例。对此加以研究，对于厘清早期古文选本发展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深入认识古文选本的编选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同源与因袭

　　在以“古文”为名的选本中，最先使用这一体例的，是宋末黄坚编纂的《古文真宝》。该书共分前、后两集，前集采辑古诗，后集选录大量文章，不同版本虽入选篇目略有差异，但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关于此一体例的形成，当然首先可以从前代《文选》开创的编纂范式中寻找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选》“诗文合选”体例的形成，与其时兴盛的“文笔之辨”思想有关，以审美、用韵作为判断文、笔的标准，诗体自然可以归之于“文”之一类。然而随着两宋“诗文之辨”文体分域的渐严，即使在以“文”或“文章”为名的选本中，“诗文合选”的情况亦极为少见。如吴承学的《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所说：“宋代古文真正流行，成为文坛的主流，‘古文’这一概念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得到真正的确立，‘文’与‘诗’并举已成为宋代士人的习惯用法。”因此，此现象的背后，实际有着更为复杂的现实原因。

　　对比诸书可以发现，选文的同源性和诸书彼此的因袭，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因素。《古文真宝》一书自元初便已流行。元郑本的《古文真宝叙》中还保留了其时该书用于私塾教授的记载：“自六艺之不讲，而世之诲小学者，必以《语》《孟》，而次以古文，而余力学文之意也。《真宝》之编，首有劝学之作，终有《出师》《陈情》之表，而诱之以忠厚乎……有三山林以正先生，授徒之暇，阅世而求书，未善者正之，繁者芟之，略者详之，必归于至当而后已。”明代以后，该书的使用则更为普及，现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其时的大量科举士子乃至名公巨卿，皆有幼时阅读《古文真宝》的经历。如明《国朝徵献录》卷十五《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石门翟公銮行状》：“公讳銮，字仲明，号石门……十二三岁即为古文，雅爱陆宣公奏议及《古文真宝》，过目成诵。”又如明孙绪《沙溪集》卷十三：“绪幼时先吏部口授《古文真宝》内小诗及诸小词。”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诗文合选”的《古文真宝》自然会引起许多选家的竞相追摹。如元王子舆编选的《古文会选》，虽文体分类上较《古文真宝》更为细致，但其主要篇目仍是从《古文真宝》中辑出，故王媛《元人总集叙录》指出：“此编所载诗文所非选自本集，乃从《诗林广记》《古文真宝》诸书转钞……凡此皆沿袭前人之说，未有特识，可谓俗书之中之俗者也。”又如明何如愚《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正集，该书选文与元刻本《古文真宝》相同篇目达到117篇之多，“除了11篇以外，其他作品都是相同的”。因此，该书几乎可以视作《古文真宝》的又一翻版。

　　此外，明弘治十二年成书的谢朝宣《古文会选》，则与元王子舆的《古文会选》一书密切相关。二书不仅书名完全相同，且所收诗体、篇目亦基本一致。现藏天一阁谢朝宣《古文会选》共收录“诗类、歌行类、行类、歌类”等二十九种诗体，其中除“杂体诗”“禽言”二体为谢氏据己意增补外，诗体分类次序与王选完全相同。又如其卷一“诗类”下依次选录《古诗十九首》、苏武《诗四首》、张衡《四愁诗四首》、李白《拟古》等篇，除缺李陵《与苏武三首》使二书稍异外，余篇则完全相同。谢氏自序曾明言：“弘治戊午承乏按滇南，公余取前数集抄录，间有所增，去其重，与夫近于俚者为一编，名曰《古文会选》。”所谓“近于俚者”，殆指王氏此编。因此，诸书选文的同源与因袭，可以说是早期古文选本“诗文合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相比之下，诸书性质上的共通性，似乎更是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

　　启蒙与实用

　　从诸书的性质来看，大抵皆为童蒙所作。上文已明确说到《古文真宝》用于私塾教习的情况，私塾是中国古代最低一级的教育机构，其施教的对象主要即弱龄童蒙。此外，王子舆《古文会选》牌记题曰：“至正甲辰王氏家塾刊行。”《古文精粹》《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二书虽可资史料不多，但其书后注释极为繁复，《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一书甚至有在眉栏为常用字注音之例。此皆是典型的蒙书形态。此外，明刘若愚《酌中志》还记载《古文精粹》曾用于内廷教授的情况，其进授次第仅次于《千家诗》《唐贤三体诗》等蒙书，诸书的蒙书性质大体可知。

　　稍微特殊的只有明谢朝宣编纂的《古文会选》，该书完成于其云南监察御史任上，是为官学诸生编纂的古文课本。依明制，院试取中之后，方许入官学，即获取生员资格。因此，该书乃为成人所选，故其选文亦最繁，达三十卷之多。但以此仍不足以妨碍我们从蒙书角度观察这一问题。

　　从宋元童蒙教育的实践来看，诗、古文往往相伴而行，且诗歌教育往往在古文之先。如宋人程珌曾自叙其教子经过：“自髫年予亲授以句读，教以作字、属对赋诗，稍长授以经史大义……又稍长授以作文之法，学日进、词日工。”（《洛水集》卷十二）真德秀《读书记》卷十二则曰：“今人自小子即教之属对，稍长则教作虚诞之文。”这不仅说明古文选本的“诗文合选”有着具体的现实需要，亦揭示了诸书依诗、文分体先后编次的根本原因所在，即有着教学次第的先后要求。此外，宋元之际其他童蒙选本亦多以此编集。如明《内阁藏书目录》卷八载：“《发蒙宏纲》二册全。宋咸淳间，罗黄裳撰五言诗十二篇，又择古文凡有关于蒙养者三十篇，以训童蒙。”又如元云坡家塾本《类编层澜文选》牌记：“今将旧本所选古文重新增添，分为前、后、续、别四集，各十卷。前集类编赋、诗、韵语、杂著，以便初学者之诵；后、别、续三集，类编散文记传等作，以资作文者批阅。”由此可知，早期古文选本的“诗文合选”，有着童蒙教育的现实需要。

　　“诗文合选”与“破体选文”

　　当然，诸书的“诗文合选”现象，还可能与其时的文体观念有关。虽然在同时期的书、序、文话等理论叙述中，尚不能找到将诗体归于“古文”一类的明确依据，但元王子舆《古文会选》中仅选录诗体的做法，本身便展现了其时“古文”概念运用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如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中所说：“宋人心目中的古文，主要是在于高古的艺术旨趣方面，只要是符合他们旨趣的，都可以称为古文。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与辞赋……这是宋人广义的古文观念。”因此，文体观念不失为日后讨论此一问题的重要视角。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文选本毕竟是一类实用性较强的文学形式，诸家衡文之际，往往以其实用性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历代古文选本的内容便往往难为“古文”一词所笼罩，“破体选文”的现象便时有发生。如明中期后出于科举考试猎奇与吸引考官眼球的需要，古文选本中乃大量选录诸子，甚至伪子伪经、释家之书亦所不弃。如明人郭伟曰：“历科以来，弘、正之间作文家作文纯主六经而兼用韩、柳、欧、苏四大家，此国家崇盛治也；嘉、隆以来，四大家之风尚寖微，秦汉、《国策》《左传》之习炽然……隆、万以后，士习趋于诡道，则主佛书诸经典，而文章稍稍不轨于正，士习从此漓矣。”（郭伟《新镌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凡例》）清代以后，虽此风稍息，但亦有选家为开通学者识见，在“古文”为名的选本中保存一定骈文的情况。如清谢有辉《古文赏音·凡例》即曰：“骈俪之文体裁各别，特以脍炙人口不可以一人私见使初学莫能举其辞”，故“概入末卷补遗之类”。

　　此外，“古文”为名的选本中“诗文合选”体例的消失，亦与其时实用需求的减退有关。明中叶以后，八股文的体制基本定型，为士子在短期之内习得此体提供了便利。为此，科举士子往往在极年幼之际，便直接从事八股文创作，甚至直接请人代笔，背熟数篇时文，便可直接赴科场应试。如明末陆士仪《论小学》中所说：“近代人才之坏，皆由弟子早习时文……近人务捷得，聪明者读摘段数叶，便可拾青紫，其胸何尝一毫道理知觉，乃欲其致君泽民乎？”在这种背景下，以“古文”为名的选本中自无再选入诗歌的必要，乃至古文，亦不过沦为时文教育的辅助工具。清崔学古《少学》曰：“少学之工，一在读古，成弘庆历诸大家八股业，俱从古文脱化，尚矣。近来家数，不过读时艺几篇，便侈口谈文，不知文章无本领，开口便觉村俗气，且不读古文，笔下亦不劲，机局亦不畅。”从“经世致用”到为时文开拓机局，古文性质功能的变化由此可知。因此，此后以“古文”为名的选本中，“诗文合选”的现象虽仍偶一可见，但多亦不过前代选本的改作。如明末成书的《古文传灯》一书虽另立新名，但实不过《古文真宝》的改编而已。鉴此，可以说早期古文选本的“诗文合选”现象，主要是其自身实用功能的产物，历代古文选本的形态亦主要依其实用功能变动不居，这无疑为我们理解古文选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