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1884—1940），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著有《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古代之媵制》《中国宗教史概论》《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与亲族关系》等。其中，《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经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是西方学者首次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考察《诗经》，对于《诗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经》英译助力汉学研究

　　19世纪是《诗经》英译真正确立和发展的阶段。1871年，理雅各《诗经》译本作为第一个《诗经》英语全译本出版。就诗篇译文而言，该译本主要参考朱熹《诗集传》的解释，同时分析中国经学诸家见解，择善而从之，力求准确传达《诗经》语言文字中的客观内容，奠定了19世纪《诗经》英译的文献基础。其后出现的《诗经》英语全译本分别为理雅各1876年译本、詹宁斯1891年译本、阿连壁1891年译本，这三个英译本皆以理雅各1871年译本所提炼的阐释框架为基础，依据不同的翻译策略加以补充、拓展与改编。但从根本上说，四个译本均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对《诗经》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阿瑟·韦利的《诗经》译本第一版于1937年由英国伦敦爱伦昂文公司出版。韦利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同时代的《诗经》研究和西方人类学著作，尤其是吸取了《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的很多重要观念，延续了葛兰言的《诗经》主题分类做法。可以说，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对韦利译本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诗经》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开启了20世纪《诗经》英译的新历程。在韦利看来，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真正发现了《诗经》的性质，对汉学研究具有重大开拓意义。

　　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除导论、结论、附录外，分为“《诗经》中的情歌”和“古代的节庆”两部分。书中对一些重要《诗经》译本和西方汉学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诗经》的阐述作了深入独到的分析。

　　葛兰言对法国传教士顾塞芬的《诗经》法译本作出评价：“顾塞芬的译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诗经》的解释，就此而言，它是非常有价值的。”葛兰言还对理雅各《诗经》1871年英译本作了阐释：“理雅各在着手研究经典时，虽然更愿意从古代中国入手，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对这些经典的见解较为褊狭。”

　　葛兰言以上评价富有独创性。一般看法，对于理雅各译本的评价要高于顾塞芬译本。但葛兰言认为，顾塞芬译本优于理雅各译本，并对理雅各译本的得失做出分析。葛兰言指出，顾塞芬译本的意义在于忠实传达朱熹《诗集传》的解释，而理雅各广泛参考各种传统注解，他虽然注意到了很多传统注释中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却无法摆脱其束缚。

　　韦利认同葛兰言的看法。他认为，依据中国传统解释翻译《诗经》的最佳译本是顾塞芬译本，其忠实遵循朱熹的注释，理雅各混合朱熹与汉代经学家的解释，又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加以淡化，降低了他的译本的使用价值。葛兰言、韦利之所以贬理褒顾，是因为他们觉得理雅各1871年译本试图在传统诸家说解以及中西话语体系之间作出调和，形成一个复合式对话的文本结构，但在整体上始终离不开传统诗经学话语限制，故较少生成理论话语的新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献的史料价值。

　　葛兰言认为，应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诗，注重字词的训诂，并通过同类诗歌的比较，增进对诗篇的理解。基于以上认识，葛兰言将《国风》中的67首诗分成三组，即“田园主题”“乡村爱情”“山川爱情”，而这一尝试是韦利《诗经》译本诗篇分类的先声。韦利表示：“我本来倾向于保持传统的排序，它不是按照主题排列诗篇。但是，经过一番试验后我得出结论：依据主题排序的优点，远大于该版本篡改已然接受的排序的缺点。”因而，韦利译本将诗篇分为17大类：求爱、婚姻、勇士与战争、农业、祝福文雅的人、欢迎、宴饮、家族宴饮、祭祀、音乐与舞蹈、王朝的诗篇、王朝的传说、建筑、畋猎、友谊、道德的诗篇、哀歌。在求爱诗后又附有秘密求爱、分离·绝望的感情、破碎的信念、抛弃·爱情诉讼、爱情诉讼。

　　综上可见，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为20世纪《诗经》英译的现代转化开辟了新路，对韦利《诗经》译本从观念到方法上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篇解读中，韦利将《诗经》视为文学文本，借助西方人类学方法，从文本出发，探求诗之本义，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推动了《诗经》英译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