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杂志2021年曾就“深圳为什么没出大作品”这个话题刊发了几篇文章，有的认为深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大作品”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圳的“效率文化”，因为“大作品”是磨出来的，它的基础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长期的文学积累，不可能靠“文学大跃进”的方式产生；有的认为深圳不缺“大作品”，缺的是文化自信，因为人们看不到本土文学的实力；有的则认为深圳作为“世界上发展得最快的大都市”，在文学上是滞后的，文化宣传的格局不够。

　　对于“深圳为什么没出大作品”这样的问题，注定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大家对“大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大作品”产生，背后涉及对一个地方文学和文化贡献的评价，而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学文化贡献，首先要看这个地方的文学发展历程，其次要看这个地方的文学和文化生态样貌，而不应只看它有没有产生所谓的“大作品”。就此而言，我觉得上述几种观点均失之于偏颇。

　　正确看待“文学深圳”背景　　

　　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超级大都市只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深圳作为一个城市仅有40多年的历史。不仅如此，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居住的人也很年轻。如此年轻的城市自然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长期的文学积累”，这是其一。其二，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外地人到深圳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创业、做生意、打工挣钱等，而不是写作，因为一个人如果只是要当作家，就没必要去深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在深圳的人，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在为生存而忙碌、为事业而奋斗，写作大概只是少部分人解决了生存之虞后的一个业余爱好，缺少一个“非要如此不可”的动力支撑。其三，正如论者所说，深圳的文化是效率文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深圳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全民（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遵循的法则。试想，在一个高速运转、生活节奏极快的城市里，人的心态心境会是怎样的呢？这样的心态心境跟写作有没有冲突呢？其四，一部真正的好作品，是要经时间来检验的，这个时间起码要以三五十年甚至百年计，从这个角度讲，现在讨论深圳有没有出、能不能出“大作品”还为时尚早。以上几点是“文学深圳”的基本背景。

　　谈论深圳文学，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文学和文化生态而非局限于具体作品，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由羊城晚报主导的“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华语文学界影响很大，用蒋述卓先生的话说，它是广东“朝着文化强省迈进的一个标志性活动”。2020年和2021年，深圳福田连续两届将“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揽到“自己的地盘”举办（此前六届中有五届是在广州举行，另一届在东莞举行），体现了深圳对文学和文化这种软实力的重视。主持2021年盛典的白岩松说：“花地文学榜是朋友间的一次聚会，是关注文学的盛会。我认为背后是一种标准和价值观，而这种标准和价值观在喧嚣庞杂的世界中像一个接头暗号，使很多有缘的人相遇了。……羊城晚报和深圳福田共同做这件事，就是在冬天里做与秋天有关的事情，盘点收获；同时，更多是像春天的播种，让所有的参与者和喜欢文学的人能够感受到夏天的温暖。”这段话以“文学”的表达方式道出了“花地文学榜”的意义，简言之就是“播种、收获、感受温暖，让有缘人相遇”。它的确在悄悄推动着一种标准和价值观，让人们看到无形的东西、重视无形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长远价值的。通过这样的文学事件，深圳在无形中提升着自己的文化影响。

　　播撒深圳文学的“种子”

　　当然，深圳也有自己培植的文学“种子”。比如，2000年创设的“深圳读书月”至今已举办22届，产生了“深圳读书论坛”“亲子阅读论坛”“中小学生现场作文大赛”“青工大课堂”“图书漂流”“深圳年度作家评选”等品牌活动，莫言、金庸、二月河等一众名家都曾受邀参与其中。2008年，在南方都市报“先锋城市和先锋文化事件”评选中，“深圳读书月”在专家组和大众组投票中均名列第一；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与该活动不无关系。再比如，2013年开始设立、至今已举办九届的“睦邻文学奖”，是深圳全民写作计划暨社区文学大赛的专属奖项，以“睦邻”为价值导向，奖掖本土题材的文学作品，累计动员数以万计的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每年都涌现许多书写深圳的佳作，对于推动深圳全民阅读、培育深圳本土写作者厥功至伟，同时促进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互融互通，以及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互惠互利。“这是高贵的坚持”，“激励了许多异乡人，把深圳当故乡”，“给予了许多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爱好者以勇气”，出席2021年“睦邻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嘉宾们的这些话，是对一个文化活动最好的注解。

　　在“花地”和“睦邻”之外，深圳还分别于2017、2018、2020年举办了第一、二、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为湾区内各城市间的文学交流和文化联结搭建平台，助力人文湾区建设。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深圳的文化格局和气度。

　　再往前追溯，深圳发生的民间文化活动（事件）亦有深远影响。1986年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影响了朦胧诗之后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向；1994年《特区文学》打出“新都市文学”的旗帜，引领了一波城市写作热潮；1998年民间诗刊《外遇》创办，并推出“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将“70后诗人”这一身份推向诗坛；2002年中国最早的专业诗歌网站“诗生活网”开设“广东诗人俱乐部”论坛，随后提出“白诗歌”概念并创办纸刊《白诗歌》；2007年大象诗社成立并创办《大象诗志》；2012年诗歌丛刊《飞地》创刊；此外，还有已举办超过10届的“诗歌人间”“第一朗读者”“西丽湖诗会”“飞地诗歌奖”等文学活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深圳的开放、包容、多元和先锋气质。

　　在文学实践中茁壮成长

　　就创作实绩而言，深圳曾引领打工文学风潮，涌现出林坚、张伟明、安子、王十月、戴斌、曾楚桥、谢湘南、许立志、陈再见、安石榴、郭建勋、程鹏、郭金牛等一批打工文学代表性人物。被称为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的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有四个出自深圳。除此之外，更有徐敬亚、王小妮、邓一光、杨争光、南翔、曹征路、李兰妮、乔雪竹、东荡子、丁力、薛忆沩、盛可以、吴君、蔡东、林培源等一众有实力和潜力、有影响和知名度、不同年龄段的作家、诗人，或曾经活跃在深圳，或依然活跃在深圳。

　　深圳近年来陆续推出了“我们深圳”文丛（2018）、“南方叙事”丛书（2019）、“深圳新文学大系”丛书（2020）、“深圳文学研究文献系列”丛书（2021）等，比较全面地呈现了40多年来深圳文学的面貌和成就。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戴斌的《深南大道》、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乔雪竹的《城与夜》、李兰妮的《他们要干什么》、黎珍宇的《界河儿女》、梅毅的《白领青年》、文夕的《野兰花》、缪永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朱崇山的《鹏回首》、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曹征路的《那儿》、王十月的《无碑》、盛可以的《北妹》、谢宏的《深圳往事》、吴君的《亲爱的深圳》、薛忆沩的《深圳人》、南翔的《南方的爱》、陈秉安的《大逃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吴晓雅的《西潘庄札记》、丁力的“职场系列”、邓一光的“深圳题材系列”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精彩的“深圳故事”，使人们看到了深圳文学的多样姿态。40多年来，深圳作家在打工文学、移民文学、城市文学、网络文学等诸多文学形态领域均进行了具有开创和引领意义的实践，在当代文坛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足迹，同时也为“中国故事”的讲述提供了不可取代的文学样本。

　　应该看到，深圳的文化生态是一种正在生成、建构之中且生机勃勃的生态。有了这样的认知基础，就不会再有“大作品”焦虑。批评家谢有顺说：“除了经验意义上的深圳，我们还应认识一个精神的、想象意义上的深圳……深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空间，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如果能写出这个空间里人的复杂感受和精神疑难，深圳作为一个文学叙事的样本，必将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留下更重要的印痕。”透过一个个文学文本，我们认识了“一个精神的、想象意义的深圳”，对深圳的复杂和多面有了深刻的理解。而透过“文学深圳”，我们看到现实深圳的光荣与梦想，看到“中国故事”的精彩与美妙。

　　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城市，一个多元而富有生机的文化生态，深圳文学当然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佛山市艺术创作院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副研究员、佛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