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波女郎》海报   资料图片

■《夫妻经》海报   资料图片

    地处珠江三角洲最南端的香港和澳门，背靠大陆，面向太平洋。从20世纪初开始，港澳所经历的风起云涌为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土壤。港澳两地的艺术各有不同，但也有共通之处。

　　和谐共存的艺术生态

　　艺术表达的多元化，是港澳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为英国、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让西方文化在港澳曾一度占据上风。进入抗日战争后，大量内地居民的涌入为港澳带来了内地的艺术风格与文化精神。艺术创作者用自己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表现风格，为萌芽期的港澳艺术播下了种类繁多的艺术种子。随着战争的结束，港澳经济开始腾飞，城市快速发展，文化艺术也相应地更加繁荣，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和谐共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生态。

　　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就有海派、传统派、岭南派、新写意风格之分。海派画家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新亚书院艺术系；传统派画家也以任教于新亚书院及其他教育机构居多；岭南派以第二代翘楚赵少昂、杨善深为核心；新写意风格则体现在黄般若、丁衍庸等人的创作中。香港美术在不同时期均呈现出多元发展、兼容并存的现象。

　　同时，香港美术也是中西美术交融的成果，19世纪的外销画和20世纪的月份牌就是采用中西结合的手法绘制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香港社会的日益西化，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在接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后，开始探索本土特色的现代艺术，试图用西方语言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香港风格的现代艺术就此诞生并逐渐成为香港艺术的主流。

　　澳门的艺术同样具有多元并存的特点，突出表现在音乐上。澳门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西方音乐的地方，16世纪时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宗教音乐，并慢慢在澳门传播开来。澳门本地的音乐也逐渐与西洋音乐融合，这一点在当代音乐家身上表现得更加优秀。例如，邓伟标与巫少雄合作的原创二胡专辑《澳门》，就很好地将葡式精神与岭南风情融合，就像兼具西式糕点和岭南点心特色的蛋挞一样可口迷人，独具风味。

　　艺术的世俗化、商业化

　　浓厚的商业环境是港澳两地艺术的世俗化、商业化重要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香港实现了产业升级，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使得香港朝着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大踏步发展，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人均GDP已在世界名列前茅，赶超一众西方国家。当时香港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方面，港英政府从来不给华人太多机会，人们只能把全部精力放在自我享受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上。于是产生了这一时期席卷整个亚洲甚至世界的香港流行文化：刺激的武侠片、警匪片，无厘头的喜剧片，传唱度极高的流行歌曲，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以及大量名噪一时的明星。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年轻人都会哼唱几首张国荣、谭咏麟的曲子，床头贴着梅艳芳或者王祖贤的海报，看着张曼玉和梁朝伟的电影。即便时至今日，说起这些名字，我们仍旧耳熟能详。

　　世俗性和商业性也体现在美术上。16世纪初，正是西方人的环球大航海时代，他们极为重视地图的制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具有造型特征的地志画，不仅可以用来描绘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还可以用来展示当地的风俗人物、生活场景；后来地志画发展为由油画、素描或水彩描绘的城乡景观画，甚至出现了一些人物肖像画。受此影响，在随后的一段时期，澳门兴起了一种采用中西结合手法绘制的外销画，这些画作通过瓷器、丝绸、漆器、家具等载体出口到西方国家，成为上流社会争相购买的稀奇奢侈品。无论是地志画还是外销画，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和用途都是世俗性的，外销画更是为了贸易出口而生，带有明显的商业性。

　　突出的身份认同问题

　　香港和澳门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变迁，成为了中西方交锋的前沿阵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然有着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多的对自我身份的挣扎，其中尤以香港最为鲜明。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他们的电影中有着最生动的展现，有时通过对一个小“家”的描绘就能体现出创作者乃至整个社会对家国的体认。而香港电影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大量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翻倍增长，移民人口甚至大大超出当地人口的数量，香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而这些移民却一时难以对这片土地产生情感归属，始终有种漂泊游离的“过客心态”，他们仍抱着不久将回到内地的期许。这一时期的电影虽在香港拍摄，但精神内核并无香港本土文化的影子，如《寸草心》（1953年）、《败家仔》（1952年）、《夫妻经》（1958年）等都是通过影像传达儒家伦理观念，以图教化民众。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香港制造业迅速发展，大大拉动了经济增长，加之这一时期港英政府开始重视民生，香港居民的本土归属感日渐增强。这一时期的伦理电影多取材于都市，根植于香港本土现实，与大陆渐渐疏离。例如《曼波女郎》（1957年）和《玉女私情》（1959年）都在讲述养女放弃对生身父母的追寻转而投向养父母的故事。第三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人刚刚建立起来的本土认同渐渐动摇，多数港人都呈现出一种焦虑迷茫的情绪，更加迫切地追寻自我归属问题。这一时期的影片中对于内地人的描绘就显现出了港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其中一部突出地表现这一时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挣扎的影片就是《甜蜜蜜》（1996年），在一段爱情故事的背后，展现了80年代香港人的自我认同问题。第四阶段，1997年之后，随着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港人的身份认同也渐渐向内地回归。

　　澳门在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不像香港那样纠结曲折。一方面，因为葡澳政府不像港英政府那样强势，对社会的各方面管理与建设也远不及香港；另一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澳门一部分早已对殖民政府不满的有识之士主动与大陆方面合作，为以后澳门的稳定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澳门人也仍存在身份认同的焦虑，这在不同的群体里有不同的体现。例如南下移民澳门的作家就始终无法融入异乡，他们试图用儒家传统文化来寄托情怀，这一群作家的心态就如同战后迁往香港的电影人，通过让自己的作品回归熟悉的叙事，以缓解自身身份认同的渴望与焦虑。

　　而另一部分土生葡人作家的身份焦虑则是在澳门还是葡萄牙之间，他们生在澳门却又似乎天然不属于这里，即便一辈子习惯于澳门的生活，却又仿佛从未真正地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此。正如飞力奇的《大辫子的诱惑》中所表现的那样，身为土生葡人的男主角被长着乌黑发辫的中国姑娘吸引，他迷恋她，但却受到周围所有人的阻挠，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种种龃龉。尽管此书的结局是美满的，但这并不能消解前面所表现出的土生葡人对于脚下这片土地的游离感。在这里，当地的一切仍是异族的，陌生而神秘，始终不是自然融入血脉的故土。

　　香港和澳门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历经风雨，必然会成长出独具特色的艺术果实，它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但更是自己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施，港澳和内地艺术的交流与发展出现了更新的机遇。两地应不断加强艺术交流与合作，共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凝聚双方优势，共同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为将来艺术的持续繁荣奠定基础。政府也应该加强对此类艺术交流的引导与扶持，发挥好文化艺术的纽带作用，加强港澳地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家国认同，增强两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潜移默化中促进祖国的团结和繁荣。

■《寸草心》海报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