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寻找、创造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已然不是全新的话题。关心这一领域的人都知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论界就已有过一场有关“失语症”的讨论。虽然对问题的存在与否、症结表现、困境、出路，各人的看法不同，但讨论所激起的回响，至今不绝。

　　西方话语资源泛滥 

　　今天文学界提出的“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问题，无疑针对的是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和批评对西方话语资源的过度滥用。只要翻一翻文学报刊杂志和学术出版物就会发现，西方的概念、范畴、学术思潮和对它的回应，的确一直引导、构成着我们的学术话语的大部分内容。这既刺激着我们的思考，又提示着我们寻找一种更能表达自己经验与思想的途径。但是，传统资源于此显然有心无力。就像多年前一位学者所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的一个学术‘哑巴’。”这种话语表达上的无力感，即使相隔近二十年，仍感切近。

　　对此，你可以谴责“话语霸权”，也可以迁怒不合格的介绍、翻译，甚至可以用一套贴有“后殖民”标签的新西方话语去谴责旧的西方话语，但说到底，还是很难借之逃出如来佛的掌心——就如我们正在谈论的“话语”，何尝又不是一种西方“话语”？

　　因为从根本上看，这一切不仅是因为西方话语更先进或更时髦这一容易想到的原因，更是因为，除了话语自身的深刻、严谨，它的存在也和一整套具有现代特点的文化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大到学科分工、学院体制、媒介范型，小到论著体式、职称学位、项目管理、评价机制，这些看上去相距甚远的东西，实际都在对我们的学术话语方式做出隐形的规约和限定。

　　“失语症”凸显文化认同焦虑 

　　当然，我们仍可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能力。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失语症”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说：“所谓‘失语’，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这当然极有道理。

　　然而，仍然还是有人不断在这一问题上感觉“失语”。这一方面和我们前面说到的现象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的提升，社会急欲从各个方面重树民族自信与自尊的冲动密切相联。

　　单看“中国话语”这一提法，其从根本上折射的，说到底也是自近代以来，数代中国人所深刻体验的文化认同焦虑。

　　今天我们重提寻找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已不是像先前谈论“失语症”那样，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为传统文论资源的激活寻找新路，而更隐含了一种欲使中国在文化上再成世界文明轴心的雄心。

　　寻找有影响的本土声音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有理由同情“失语”论者的急切，也有理由欣赏创造论者的勇气。创造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自然有必要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文论传统中汲取养分，但对西方文论资源的理解、消化、吸收，同样不可轻弃。

　　创造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仅向世界开放，也向一度忽略的传统开放；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必须向当下文化生活实际开放。

　　所谓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是立足中国文学/文化生活现实的话语，是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学现象有足够说明力和启示性的话语。创造它，不是为了能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刻意标新立异，或以“复古”、“仿古”的姿态制造新的学术热点，更不是以“创新”之名，生编硬造一堆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现实的奇谈怪论。

　　寻找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也就是寻找有影响的文学研究本土声音。一种成功的中国话语，同时必然也是一种世界话语，一种能够和世界有效沟通的话语。它必须对世界有用，让世界听得懂。“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一个多世纪前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这份构想，至今仍对我们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