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小农提供产、供、销的有效服务，是关系到小农能否立足、农业能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那么两岸各地在制度路径选择上有何不同和示范呢？近期在广州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农村治理学术研讨会”上，两岸学者为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把脉问诊”，共商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农村再生计划”与“新型城镇化”

　　“农村再生计划”是台湾地区自2010年以来以法律形式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工程。注重在地文化、在地资源的发掘，保留各地的差异性，是台湾“农村再生计划”的一大特色。台湾环境工程学会、水土保持学会理事陈美珍认为，“农村再生计划”是通过“人的再生”使每个农村社区各有其地方发展特色，展现在地独特风貌，打造“农村新希望”的过程。

　　而城乡一体化则是大陆发展的目标。学者认为，大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益加快，正迎来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拥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大陆不可能离开农民的现代化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因而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治理环节就是弥合城乡差别。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景新建议将村域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市、县域城镇体系中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化解村域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矛盾和问题，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村率先城镇化。

　　“基层建制”与“资源整合”

　　完善农村组织化建设是影响乡村发展和稳定不可回避的议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林辉煌认为通过外力的介入，尤其是有关部门合理的财政支持，则有可能在基层社会建立共同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社会整合，这是两岸农村治理的共同之处。

　　不同之处则是，台湾更注重建章立制。高雄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惠亮表示，台湾借助复合性组织网络，建立了下起于农业产销班，包括管制中心、区域疫情监测中心、信息中心、鉴定中心、诊断服务站、地方政府疫情中心及基层疫情监测站等七部分组成的植物病虫害严密防治系统，并培训诊断、防治及用药人才，确保防控系统有效运行。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李海燕梳理了台湾地区各类涉农教育机构的作用，指出农民教育的普惠化、终身化将为农村人口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大陆则注重资源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龚云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实施，形成国家支持、村委主导、村民参与的新的村庄治理格局。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贫困地区担任“第一书记”是实现精准扶贫、不让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的有效举措。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杨芳副教授认为，“第一书记”的下派是在国家治理架构下以“外力”推动化解村庄“内部”问题的一种探索。“第一书记”来自上级党政部门，往往见多识广、思路开阔，能力强，不仅能够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分析并解决问题，而且还会给村庄带来大量的外部资源，村庄治理模式由“内生型”转变为“嵌入型”。

　　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提出，应反思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既有的农业东亚模式不是两岸农村发展的未来。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发展现状有许多堪忧的现象：农业从业人员严重老龄化；农村人口畸形外流以至于农村凋敝问题突出；农业严重“非粮化”走向极大加深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的隐忧；农业劳动收入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而削弱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农业竞争力等。因此，必须打破迷信，开放更加广阔、多维的思考空间，为两岸农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借鉴与思想资源。

　　会议由广州大学、台湾屏东大学、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和广州市穗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承办。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

2015年10月15日，位于广东恩平市大槐村的农村淘宝服务站。   图片来源：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