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纷繁复杂的今天，有些学者已然敏锐地意识到“后西方”林林总总的话语对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影响——虽然它们常常被冠以“后现代”或其他“普适性”的名称。不论是支持者抑或反对者，非“西方”的学者对这些话语的流变总显得多少有点“格格不入”。有一次，一位长辈社科学者饶有兴趣地问了我一些关于留学的深层感想，而其对我长篇回答中的“帝国学术”之说表现出了一点特别的兴趣，这个现象本身也让我有所思。

　　简言之，“帝国学术”即帝国的学术霸权，这样说并不一定严谨，不过可以理解为“帝国的学术”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这种“学术”可以是“帝国”的，或者说何以“帝国”能做出这种“学术”。

　　知识结构霸权造就“帝国学术”

　　关于“帝国学术”形成的思考，最初源于对美国可以利用世界不同地区和种族的移民来研究不同地区和种族，从而获取较为贴近的知识和经验的观察。美国“帝国学术”的形成，提供大量经费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通过价值观巧妙地宣传以及历史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的塑造当然是另一个重要手段。通过控制和利用这些手段生产出来的知识和认知，使美国得到了对于世界各区域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以及处理全球事务的方法。

　　美国“帝国学术”的形成，一是由于其历史与现实处境塑造的对于全球事务的介入和所谓的必要性所致；二是由英语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出来的知识结构霸权所决定的。后者也正是让我深刻感受到“帝国学术”的原因。这两个因素互相作用，形成了不易突破的“帝国学术”格局。

　　“帝国学术”规训知识生产方向

　　学术霸权生产和规定了知识的结构与表达方式，又进一步通过这类话语霸权强化着新生代的思考方向和发展范围。

　　不像研究日本史那样还算具有相对的文字优势，我在研究英国史时就遭遇了尴尬。这其中先前研究的匮乏是一个原因，语言是另一个原因。比如研究英国边疆的形成，基本很难找到中文专著或文章作为参考，以此来获取概略性的了解，如此则只能耐心阅读英文著作。

　　我们若想想，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若是想了解中国边疆形成的梗概是否会这么辛苦，答案很明显——其很快就能找到相关通论性著作，然后得到对其大致的了解，甚至能判断哪些地方具有作为选题进行研究的可能。这种信息获取能力的不对称当然不能简单地苛责华人或华裔前辈学者只钻研中国史而不研究外国史，或者研究外国史的学者不注重开拓研究范围。因为以上的这些行为和事实，都是学术霸权的结果。即便是某些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做出某些得以彰显荣耀或把中国带向世界的研究，但依旧被认为是中国按照西方学术研究的方式、处于忙着消化西方方法论做本国史研究的阶段，这显而易见是学术霸权的结果。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一个叫“东亚系”的“名头”，将各类亚裔、华裔、华人学者规训在他们设计好的小圈圈里。这种结果是通过对工作职位和研究基金等稻粱谋之道实现的。“帝国学术”的议程让这些人发挥其专长，让其保证不偏离美国学界的主流认识、情报分析、文化和话语反向塑造，作为美国宏大布局中精密的棋子，实现了“帝国学术”的“应有之义”。即便有非西方的独立学者愿意加入“主流”讨论欧美史问题，也会很自然地由于人微言轻而被排除于“核心”之外。

　　通过制度安排和带有定势或偏见的文化心理的“自然选择”，美国实现了不需要通过法律强制就能实现的规训，包括对人的规训和对知识生产方向的规训。“帝国学术”既是这种议程的产物，也复制和强化着既成事实，塑造着“帝国学术”的议程。

　　互联网与英语能力是破解关键

　　那么，美国“帝国学术”的这种格局是否有机会破解呢？首先，网络的发展和知识爆炸性的共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很多人可以更轻松地获得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大致认知，“入门”相对容易或者说可能了。但是这种信息时代的双刃剑弊端也是很明显的——许多人根本不具备良好信息筛选能力，所以很多信息等同于没有，很多信息能否被沉淀为知识也非常可疑。不过至少对于有志于研究外国史的研究人员，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其次，正如话语霸权需要真正硬实力霸权的支撑一样，学术霸权也需要语言作为载体。如果研究者能利用英文对过去几个世纪的知识体系构建和拓展的成果有所了解，那也能事半功倍。比如维基百科上的条目，虽然中文条目在不断完善，但很多条目的英文介绍仍比中文介绍更为详尽丰富。

　　（作者单位：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