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上先后出现的众多各具特色的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其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促进各民族融合的重要前提，离不开移民活动。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将移民”定义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刘志山则在《移民、移民文化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一文中将移民定义为“迁移到新的地方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春秋战国是奠定中华文化基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期，秦汉时期则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中国各民族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移民活动实际上打破了不同民族间的地理隔阂，促成了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融合。

　　融合中原地区先民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说：“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中华民族包含多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汉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一个不断融合外来文化与人口的民族，而移民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汉族（包括前身华夏族）人民向非汉族地区迁移，逐渐融合其他非汉族人民；另一方面，非汉族人民迁入汉族地区，也在长期接触中与汉族人民融合。

　　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是一个包含许多族系的民族共同体，其主要活动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义的中原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部分人口集中于此。实际上，中原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现象，《史记·周本纪》记载：“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是周人早期首领，传说在夏代太康时政衰而去官，率领部落迁移到晋中地区，与少数民族杂处，这说明该地区早就有其他少数民族存在。西周末年，周人东迁，西戎诸部落迁移到泾水、渭水、洛水流域，所以《后汉书·西羌传》才说：“平王之末……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又比如，原居西北的陆浑戎，被秦、晋强制迁徙到洛阳一带。而在中原的北部与东部，在齐桓公和晋文公霸业未兴之前，狄人势力很大，曾经攻伐齐、鲁、郑，灭温，迫使邢、卫迁移。这些史实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就已经有少数民族居住或迁移到此。

　　西周至春秋，许多民族广泛分布在中原地区，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的区别主要在文化风俗与经济生产方面，而非种族区别。华夏族是农耕城邦，非华夏族则是游牧部落，二者之间虽有争斗攻伐，但彼此联系也十分密切，例如通婚，周襄王、齐桓公、晋文公等都曾迎娶非华夏族女子。《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了晋大夫魏绛之言，“戎狄荐居，贵货易土”。此话指出了当时戎狄等族群无固定住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这些族群的迁移是很频繁的，迁移必然带有移民活动，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融。到了秦代，中国已成为一个版图宏大的统一国家，在中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上早已不见戎狄蛮夷的名号，除了一部分人因战争失败而迁离中原外，更多的非华夏族实现了与当地华夏族的融合，接受了华夏文化和农业生产方式，淡化了游牧部落的特点，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拓展华夏文化认同疆域

　　如果说中原地区的移民与民族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与民族构成特点，那先秦、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人民向四方疆域的移民以及少数民族的内迁，则为塑造统一及领土辽阔的中国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华夏族（包括汉族）向中原以外的四方疆域迁移，文献上可上溯到《左传》《史记》记载周人早期首领古公二子太伯和仲雍迁往吴地的说法。西周初期推行分封制，向四方疆域移民迎来了一次高峰。西周初期的分封，是以同姓宗亲为主，加上重要的姻亲、功臣，沿着周人的东、北、南三个方向，占据交通津要和重要农业生产地区。东方最远是州、向，到达今天的胶东半岛；北方最远是燕国（今北京地区）；至于南方，周康王时曾将虞国分支分封到宜（今天江苏仪征、丹徒一带）。那些与周人关系紧密的分封国，是一种易地分封的模式，受分封的贵族及其族人迁出故地、移往他处，出于控制和开发封地的考虑，其移民人数必然不少。这些移民将周人的礼乐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开来，作为有着较为先进生产力和较高文化程度的一方，随着人口不断迁入和繁衍，以及与当地族群的融合，使这些地方最终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的疆域扩大了很多，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领土范围打下了坚实基础。相比于先秦时期，秦朝在南方的经营大大加强，分别设置了闽中、南海、象和桂林四郡，又在今宜宾至曲靖沿线设置行政机构，将国家行政范围扩展到云贵、两广和福建地区。此外，巴蜀地区在战国秦惠文王时就已经变为秦国属地，成为秦地的一部分。而汉朝在恢复秦朝最大疆域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整合了西北与西域，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范围几乎涵盖今天整个新疆地区，更远至巴尔喀什湖、塔什干东部及帕米尔高原。

　　除了早期的军事政治举措，能持续稳固地管理新地区，离不开中原移民的作用。秦朝在对南方闽越族和河套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征发数十万士兵、刑徒和百姓移民南方，而在河套地区则先后迁入了30万人口；秦惠文王灭蜀之后，秦人就已经大规模地向巴蜀地区移民。两汉时期，最重要的当属西北边境的移民活动，这一时期的移民可分为两大模式：一是中原人口外迁至西北边境，主要是汉代政府为屯民实边而实行的有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公元前127年向河套平原迁移10万人，公元前119年开始向朔方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地区移民，其范围涉及今内蒙古阴山以南、晋西北、陕北、宁夏、甘肃中西部。西域地区的迁移人员主要是军事和行政人员，多属流动性质，此外也有使者和商贾因故移留在西域地区。二是边境少数民族的内迁，其中的代表是匈奴。匈奴迁入者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投降或俘虏，另一类是主动加入。后者如公元50年南匈奴单于率部加入汉朝，南单于被先后安置在今内蒙古土默特旗和准格尔旗一带，其下属诸部则分散在西北边境各地。此后又陆续有北匈奴成员率部来降，汉代匈奴内迁总人数在50万左右。秦汉时期迁入汉地者，还有北方的乌桓、鲜卑、羌、氐、粟特，南方的越等。

　　来自中原的人口向四方疆域移民，由于颇具规模，又有政令支持，移入的人口在经济文化上占优，所以中原文化就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其他民族与来自中原的人民逐渐融合，文化上逐渐接受华夏文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不仅在政治、地理上隶属于中国，而且在社会与文化心理上认同中国。而少数民族的内迁，更加速其融入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阐发移民活动的历史贡献

　　从先秦、秦汉时期开始，持续不断的移民活动直接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移民活动打破了地理限制，让原本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民族有了直接接触的条件，进而在语言、观念、风俗等诸多方面产生联系与影响。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认同，这是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助力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因素。先秦、秦汉时期各民族的迁移活动，无论原因和过程如何，都形成了一个客观结果，即各地区民族都普遍吸收和接受了华夏文化，而各民族文化也影响和丰富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而文化认同的作用比起行政和地理统属更加持久和坚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YJC770003）、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SZ2021C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移民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