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乐古道        本报记者 李永杰/摄

　　岭南北靠五岭、南邻海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形态。岭南内部的西江、南江、北江、东江水系发达，与西南、东南地区蜿蜒相通，又与纵贯五岭南北的陆地相通，形成了水陆交通网。由此，族群和商品沿交通线聚集和流动，形成了岭南“内联外接”自我更新的动态历史发展格局。

　　“大一统”思想牵引

　　在秦汉王朝“大一统”思想的有意引导下，岭南社会开启了从民族认同向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过渡，这成为岭南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拐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岭南地区的发展史上，南越武王赵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赵佗当政期间，采取全域突破战略，分别与北方的长沙国、西南的夜郎、滇以及东南的闽越国保持往来。在中原王朝南下扩张后，双方发生正面碰撞，赵佗随即采取北部重点防御，西南、东南两翼扩张的应对策略。但是在“北胡南越”的地缘格局中，汉王朝进行了“北守南攻”的战略调整，从西南(以今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地区为主）、湘楚（以今湖南地区为主）、闽越(以今福建地区为主）出击，对南越国西、北、东方向进行战略合围，进而以牂柯道、五岭道为依托，水陆并进，最终征服岭南。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岭南与周边的西南、湘楚、闽越乃至中原地区的民族往来，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

　　频繁的族群交往和迁移

　　北部，以五岭道为依托，岭南越族与湘楚“荆蛮”乃至中原汉族克服山岭阻隔，实现了族群的接触、交往和迁移。

　　首先是岭南越族与湘楚“荆蛮”的近距离往来。五岭南北犬牙交错的政区结构，使南北族群的跨岭迁徙趋于常态，随着“蛮汉分治”理念的深化和扩散，“荆蛮”开始大规模迁移，他们沿不同路线近赴岭南，或受民族心理驱动，远遁交趾郡（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跨区移动的南北族群携带着文化因子，实现了长距离扩散，俨然成为各民族文化、习俗、风情的传播者。

　　其次是岭南越族与中原汉族的远距离往来。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国覆亡，长期以来阻隔岭南和中原深度交往的政治壁垒被打破，汉族和岭南各民族互动进入新时期。中原王朝通过筑交通、设郡县、迁移民等举措，逐步实现了政治上对岭南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基于对南下移民和土著越人的社会认知差异以及利益关系的深刻把握，中原王朝对岭南的治理策略呈现出“在因循中改造”的显著特点。汉武帝攻灭南越国后，郡县制和“汉越分治”并行不悖，交叉推进。这些政策使本就封闭的岭南越人在时代巨变中得以遗存；散处各地的越人，形成了一个个以越人为主体的文化圈，散落在岭南大地上。在大杂居的广阔空间里，在“大一统”的外部政治氛围中，各民族逐渐聚合、归拢，民族认同意识生发，并自下而上地重塑了岭南的社会意识形态。

　　再次是西南方向的民族交往沿牂柯道展开。“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史记·西南夷列传》），向东注入郁水，郁水是西江的支流，可至广东番禺入海，牂柯江—郁水—西江一线是联系西南与岭南的主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滇国”（今云贵高原一带）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就已远播岭南，在滇、越民族交往中点缀其间。南越国时期，岭南与西南地区的巴蜀、夜郎等民族政权亦敌亦友、或主或客地反复拉锯，区域地位时有浮沉。岭南和西南地区的郡制，是当地对普遍性治理模式的初步引入和对接，强化了民族认同。东汉时期滇东南一带的“夜郎蛮夷”，循不同路线南下交趾郡，在任延等地方官吏的治理下“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后汉书·循吏列传》），民族向心力开始显现。

　　东南方向的民族往来是在水陆交通的共同驱动下实现的。从赣江东南至大余，越大庾岭至南雄，再沿浈水南下至番禺入海的水陆交通，让粤东和闽越的族群来往弦歌不绝。同时，“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南越和东越同属于百越的民族心理归属感，在中原王朝“大一统”理念的引导下，逐渐被激发、强化和认同。随着族群的频繁互动，接踵而至的汉文化、南越文化，在本土文化上层累积构造、互相推排，逐渐形成了一个跨江越岭的文化复合体——“粤东闽南文化区”，这为当地民族认同意识甚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岭南少数民族——畲族的传统服饰        本报记者 李永杰/摄

　　海陆联运的外向性

　　此外，在海陆联运的交通驱动下，岭南民族往来还带有外向性。从秦至汉，在中原王朝向南扩张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岭南成为中原王朝域外交往的基点。

　　在西南地区的开发上，中原王朝以张骞“凿空”为起点，实现了西南丝绸之路在岭南的延伸。在东南方向，岭南以沿海港口为跳板，完成了与远方的山东半岛、朝鲜半岛乃至日本之间的接力远航。由此，以岭南为节点，海上丝绸之路至陆上丝绸之路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实现了连接，构成了岭南与周边、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南北纵向”三条路线。这三条路线又与岭南内部“东西横向”的交通网，形成了岭南—周边—域外关系中“三纵一横”的互动模式。它不仅实现了区域间的族群往来、货物集散、文化传播，还展示了不同时期岭南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发展面貌，使得民族认同意识在道路交通的驱动下，在南部中国萌发、觉醒。

　　岭南与中原、周边地区民族往来的根本性变化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发生的，这为秦汉以后岭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地位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隐约出现了挑战传统以北方为经济重心的势头。

　　在文化方面，汉越文化圈的形成及其演变是汉文化在南方渗透的结果，它将岭南纳入整个华夏一统的格局中，使岭南地区汉文化、越文化以及周边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多元多样的文化面貌。这为各民族的内附提供了安定、融洽的社会氛围，他们往来频繁、互通有无，逐渐摆脱传统观念、打破族群阻隔，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意识。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岭南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又面向太平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南北丝绸之路的对接，东亚内陆与海洋成功实现了连通，这使得岭南进一步突破环境的限制，自内而外深度发展。

　　因此，在以国家战略为牵引，以交通为驱动的过程中，秦汉岭南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萌发、扩散，最终融合汇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过程聚合了南部边疆族群互动中的政治、经贸、文化等元素，不仅为各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巩固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