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与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历来都是哲学家所面临的首要理论任务。当代世界正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在多元文明互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正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推动当代伦理道德理论创新,正成为中国伦理学人的理论追求与学术使命。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庞俊来的《道德偶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正是一部具有明确问题意识与时代质感的学术著作。日前,在古都金陵举办了一场《道德偶然研究》新书批评会。批评会邀请了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杰出青年伦理学者,以学术批评推进理论建构、以理论建构回应时代追问,引起了伦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开宗明义:面向具体个体的道德偶然
庞俊来在批评会的开场白与论著介绍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道德偶然理论的基本内涵。首先,道德偶然理论是一种世界观哲学,主张从道德必然性的知识论传统走向道德偶然的道德世界观,旨在推动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认知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普遍逻辑转向“在偶然中建构必然”的生成逻辑。其次,道德偶然理论是一种面向时代的道德哲学,关涉具体个体生命的此在价值,回应人类文明从人禽之别、人人之别到人机之别的哲学追问,立足虚拟世界与可能生活的讨论,以“造就美德”启发与感召具体个体,区分好人、善行与美德。再次,从中西方伦理道德的思想发生史来看,苏格拉底对“美德是否可教”的追问开拓了西方伦理道德传统中的道德必然性知识逻辑,孔子“学而时习之”的修养主张则隐含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中的道德偶然性立场,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发展正从古典的害怕偶然、拒绝偶然,经历现代的承认偶然、征服偶然,走向后现代的拥抱偶然、渴望偶然。最后,道德偶然理论期待为当代伦理道德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当下,道德运气、道德距离、道德勇气、道德想象等新兴范畴不断涌现,但相关研讨仍有待深入。这些道德范畴反映了当下具体个体的道德困境、精神痛楚与身心的不安。道德偶然理论正是要通过美德偶在、品德偶性、道德偶然的贯通性论证回应这一现状,并形成回应时代问题的标识性概念,为中国自主知识理论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肯定与阐释:道德偶然理论的多重面向
在《道德偶然研究》新书批评会上,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道德偶然理论的提出,并从不同角度理解与评价了论著的思想创新。
首先,《道德偶然研究》是一部关于时代伦理道德理论的思考之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江进认为,从事理论工作的学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出能够把握时代精神的标志性概念,“道德偶然”正是试图表达新时代伦理学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庞俊来教授的道德偶然理论非常强调实践、实践的个体与具体的个体,正如他在书中所言,“现代性不断提出‘历史终结’‘哲学终结’,后现代文明进入‘尽精微’的时代,人们不再关注宏大叙事,而是希望发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活出属于‘自我’独特的‘个体生活’,对‘个性’‘个别性’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生命独特的意义不在于共同体之间‘家庭相似’与‘个体雷同’,而是属于自我与个体的‘偶然’”。这一论述非常灵动的、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韩玉胜认为,“道德偶然”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概念,能够概括与回应时代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时代的变动性。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广旭认为,这本著作是对现代道德生活困境的一种反思。套用马克思的说法,现代道德生活经历了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转变。在自我异化以非神圣形象呈现的时代,庞俊来教授提出的道德偶然论蕴含着一种理论意图,即反思和抵抗现代人所遭受的伦理权力统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育书认为,当今世界面临多元文化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的重要问题,在文明互鉴的话语背景下,过去单一性的道德必然性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在道德偶然性理论中得以呈现。
其次,《道德偶然研究》是一部对当代伦理学理论的反思重构之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强认为,《道德偶然研究》一书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把道德建立在必然性之上,这一前提本身是否可靠?从“道德必然性的知识论”转向“道德偶然性的实践认同”,再从偶在、偶性、偶然三个层次梳理道德的样态,最后落到“在偶然中建构必然”。这一思路既有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又直面道德运气、道德碎片化、互联网时代伦理关系重组等现实问题,原创性和现实感兼备。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曦认为,道德偶然论贡献了“道德偶然性”的概念,是为构建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做的第一步实践。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义天认为,道德偶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它再次让我们意识到第一人称方法对于伦理学的重要性。我们首先总是处于第一人称视角,只有拥有第一人称视角,并认识到其局限性,才能进一步转向第三人称或者第二人称视角。陈江进认为,《道德偶然研究》表达了各个学科共同的呼吁与关怀。从政治哲学领域来看,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当下强调文明的多元性与自由民主的叙事,均体现了当代政治哲学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体现了对具体个体的关注;从具体的正义理论来看,罗尔斯写《正义论》之后,阿玛蒂亚·森、施克莱、弗里克等关注不正义的多重面孔,深入认知非正义领域,事实上也是在回应个体生命及与个体经历相关的不正义问题;在美学领域,我们以往追求一种崇高的美、带有一定必然性的美,今天,美的生产已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特征,尤其是在书中经常提到的人工智能与自媒体广泛应用的社会情境中,美更加具有多样性。所以,道德偶然理论是对我们新时代的合理诊断与反思,作者的理论抱负在于要在“偶然的时代,寻找、发现与造就一种与‘偶然性的人’相适应的道德理论”。高广旭指出,在研究范式建构的层面上,新著对传统道德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及道德本质论研究范式构成挑战。它试图将道德哲学的思考建立在一种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从整个西方道德哲学史和道德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毫无疑问是反传统的。庞俊来教授的路径首先建立在对人的重新理解之上,从个人的生存偶然性、美德多样性出发,为道德哲学或道德重新奠基。这一奠基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蕴含着一种人学转向。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视为唯物史观的起点,庞俊来教授则认为具体的个体是道德偶然论的理论起点,二者有相通之处。这一研究进路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道德哲学研究范式的人学转向。李育书认为,道德偶然理论从真正的实体出发,重新思考黑格尔当年提出的人类知性赋予的必然性是否可靠的问题,对知性的必然性进行了怀疑,这一质疑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及苏格兰启蒙时期的情感主义有相通之处。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芮认为,这部著作谈及道德世界观的根本转型问题,它的要义就在于以偶然性为世界的本质,在偶然性的世界观中看待道德必然性议题。这一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的道德“从一种规范性、原则性的‘应该’走向一种事实性、描述性的‘是’,从一种理想主义走向一种建构主义,从一种绝对主义走向开放主义”。这部著作通过对偶在、偶性、偶然这一概念体系的建构,完成了对道德偶然世界观的表达。
《道德偶然研究》是一部关于未来世界伦理道德生活的展望之作。陈江进认为,这是一本写给液态世界的伦理学著作,可以结合鲍曼关于“固态的现代性”与“液态现代性”(或“流动的现代性”)的论述来理解。高广旭指出,《道德偶然研究》旨在构想一种新的道德生活图景。它揭示了一个时代问题,即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何以可能的问题。就道德哲学本身而言,我们看到,从主体性的黄昏到道德主体性的黄昏,意味着一系列新路径的开显。例如,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维纳斯的存在论的解释学与他者伦理学,以及阿多诺的责任伦理、最低限度的伦理,乃至利奥塔、鲍曼的后现代主义道德,实际上都是在这一语境下提出的,回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道德主体性式微的语境下,我们该如何重建道德生活?道德偶然论这一范式也是在上述语境下提出的,其最终目标是建构一种新型的、理想范型的美德伦理学。该书第180页之后的部分主要探讨了道德偶然论语境下的道德规范性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著作围绕理性和德性的关系、道德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以及如何从个人的品德与品性出发,去建构、追求一种新型的美德伦理学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
批评与论证:道德何以偶然?
道德偶然论的根本观点在于提供一种道德偶然的世界观。在肯定《道德偶然研究》一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偶然性概念、偶然与必然关系以及道德偶然概念等问题,对“道德何以偶然”的论题展开了切实而犀利的批评。
关于是否存在道德偶然现象的探讨。韩玉胜提出疑问:时代的剧变或变动,是否就意味着偶然?例如,一个时代的格局与局势不断变化,不确定性不断增加,这是否代表着偶然的动态过程?难道仅凭这样的动态变化,就可以将之概括为偶然或定义为“偶然”吗?这里的“偶然”可能并非道德本身的问题,而是境遇的变化,是对多元环境及道德所处背景的描述。“偶然”的描述重心可能在于道德所处的环境,而非道德本身。照此理解,这本著作或许更应称为《偶然境遇下的道德必然性研究》。伦理学要提供一些规范性内容与确定性的道德方案,要为道德提供实体性与根本性的奠基,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描述现象。如果所有偶然的情况都被视为与道德有关,可能会出现泛偶然化的现象。高广旭提出了对道德偶然现象的两个疑问:其一涉及学术开拓性与概念普适性问题,即道德偶然论与道德运气论、后现代主义道德等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开展学术对话的可能性。其二,如果道德规范性的建构基于个人品性的生成,而个人的“好”并非由他人定义的,那么“善”或“好”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由谁界定?这是否意味着无需考虑他人,只要自己认为好就可以?如果将这种认同扩大至民族层面,强烈的自我认同也可能带来危险,使人联想到独裁、封闭,以及一些与普世性、开放性、对话性相违背的倾向。道德偶然论需要回答,从个人的“善”和“好”出发的伦理学,如何避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因为如果“好”与品性是自我鉴定的,那么道德责任的边界可能就会变得模糊。这一边界应当如何界定?道德责任有时会被无限放大,无限放大的道德责任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道德虚无。无限的道德责任恰恰是对道德责任的逃避和否定。陈江进指出,对道德偶然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定位:一种是将之视为把握特定时代的一种理论可能,一种则认为它在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如何融贯这两种看法,仍需回答与论证。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陶涛认为,关于个体问题,如果对古希腊的公民社会以及中国传统社会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现代性到来前,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尚未充分形成,共同体具有优先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在自然上先于家庭和个人。进入现代性以后,人们才开始设想自然状态,把个人视为特殊个体,并考察脱离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这一共同体何以可能。相比之下,前现代社会更强调普遍性或共同体,而现代社会则更强调特殊性或具体个体。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武小西认为,在当代逐渐走出宏大叙事、更关注具体个人生活的背景下,用“偶然和必然”这一对二分概念来描述更合适,还是用“普遍和具体”或“普遍和个别”这一对二分概念来描述更合适?普遍与个别的二分或许更适合,也更接近存在主义突破宏大叙事、强调个体存在的思想。人需要承担自身的个体性,而承担自身的个体性,就意味着要承认偶然性、承认不确定性,承认人被抛入这一世界的处境。
关于偶然与必然关系的探讨与论证。李义天教授认为,必然和偶然是伦理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对偶然与必然的理解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本体论预设,这些预设影响着我们对具体事件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判断。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强调必然性的世界观。在特定的单一世界及其因果框架中,某一事件可能被理解为必然发生;若引入可能生活、平行世界的概念,它就成为了偶然事件。因此,借助平行世界的观念,可以从更具本体论意味的层面阐述偶然性,并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者展开更多讨论。在理解必然性时,《道德偶然研究》一书的观点与德国观念论的相关观点相似,将之至少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在理解偶然性的时候,该书则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具体的东西,但具体的东西不一定是偶然的,这取决于前述参照系问题。必然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普遍的,它完全可以通过一种特殊而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到底什么是偶然?如果仅以具体性来解释偶然,那么具体性可能还不足以充分解释偶然的含义。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其中发生的事件是否就永远不可能是偶然的?即使只承认一个世界,即在不引入平行世界的情况下,对偶然性的论证也可能取决于我们的视角。从“我”这一具体个体的视角出发,偶然性才会显现出来。否则,在完整的因果链条中,它会表现为某种必然事件。如果因果链条的第一推动力是神,那就是神定论;如果是命,那就是命定论。偶然在哪里?偶然就在这样一个命定的链条里,“我”只能通过“我”的第一人称视角看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偶然的。因此,即便不引入多个世界,也需转换不同的视角,才可容纳偶然性与必然性。陶涛指出,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美德和德性等概念的区分方面,《道德偶然研究》尚未像伦理和道德的区分一样,形成非常鲜明的论述体系。亚里士多德关于偶性及科学研究的理解,与今天所说的科学研究并不完全相同。亚里士多德坚持理论和实践的二分,并不意味着他将偶然性从真理和知识中排除了。因为实践活动及实践智慧所探求的实践真理,本身便具有偶然性。即便亚里士多德不将偶然或偶性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由此推断他将之排除在真理和知识之外。亚里士多德不会因此认为,对偶然的探求不属于知识或真理的范畴。他重视经验与变动,同时也关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方式。因此,不必太过拘泥于亚里士多德对于偶性的表述,而可以直接讨论对于相关现象的理解。李育书指出,在讨论道德必然性时,需要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必然性和现代意义上的必然性。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必然性,在黑格尔的观念中基本属于一种外在必然性。而现代意义上的必然性,至少在启蒙的场域中,它是一种由理性所建构的、以人自身为基础的内在必然性。从启蒙立场出发,传统的外在必然性因而遭受质疑。我们如何对待现代意义上理性赋予我们的这种必然性?现代必然性是否为偶然性保留了空间?如果从偶然性出发,便会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偶然性如何获得内在的关联。现代理性难以接受这一外部的偶然性。换言之,偶性的事物需要在理性整体中被重新把握、重新建构、重新安放。因此,按照黑格尔将体系化视为哲学成熟标志的观念,道德偶然论也需要实现体系化。那么,从偶性出发的理论如何实现体系化?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思考和回应。武小西指出,道德偶然研究涉及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描述之间的问题,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康德进路的第一人称视角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一般不会使用“偶然和必然”这一对概念,将这对概念直接引入对道德偶然的论证中,容易产生问题。但从第三人称描述的角度来看,一些东西可能被视为偶然的,一些东西则有可能被视为必然的。偶然与必然更接近第三人称的描述性视角。这与当代道德哲学所谈论的道德的第一人称性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此外,对偶然以及与偶然相关的概念的研究、关于道德运气的研究,均已十分丰富。道德偶然论与学界已有的理论有何关联与区别?讨论偶然性,不能忽视当代已有的重要理论成果。
关于“道德偶然”概念能否成立及其论证方式的探讨。陈江进指出,将苏格拉底视为发现偶然的人,是否有充分的根据?这一解读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之间存在张力。此外,如果依据摩尔关于“善不可定义”的主张,认为其中隐含着从生活的偶然性向概念上的偶然性的转变,就可能存在误读。摩尔通常被视为柏拉图主义者,他认为,善具有非自然的必然性,不可能走向偶然性。李育书提出,在确认道德偶然的理论基础后,这一理论应如何继续展开?其具体论证环节是什么,又如何通过这些环节充实理论内容?这本著作的落脚点在德性,但在从偶性到德性的具体论证中,著作主要讨论了理性、德性、判断、规范再到德性的关系,这些环节的逻辑性和内容完整性仍可进一步加强。此外,《道德偶然研究》主要以西方理论为基础,整体框架较为完整,但第三章突然引入了中国传统思想,讨论中西伦理的分野,衔接略显突兀。王强提出,“偶在、偶性、偶然”的三分究竟属于分析性的概念建构,还是从道德经验中归纳而来?如果处理不好,容易给人“脚手架漂亮但地基待夯实”的印象。许煜在《递归与偶然》中提出,偶然性不是必然性的对立面,而是必然性的递归性基础;换言之,必然不是偶然的对头,而是从偶然中递归生成的稳定性。这与道德偶然论“在偶然中建构必然”的命题,在精神气质上几乎同构——但许煜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技术性概念:递归。这恰好能回应道德偶然论目前最薄弱的一环:必然究竟如何从偶然中“长”出来?如果没有机制说明,“建构”一词容易流于姿态,偶然的道德也容易被误读为相对主义。所以,后续研究可以引入递归视角:道德规范不必被理解为一次性奠基的必然,而是道德共同体在历史中不断回溯、修正、再确认的递归性稳定——偶然不是道德的敌人,而是道德自我更新的内在条件。这样既能化解规范性质疑,也能与许煜形成真正的中西对话,甚至还可能为许煜的技术哲学提供进一步的规范性讨论——毕竟许煜谈的是机器的递归,庞俊来教授谈的是人的递归。只要补足概念判准与生成机制两个环节,该理论便有望实现这种“哥白尼式”的理论抱负。东南大学伦理学专业硕士生齐展鹏对道德偶然的形而上学基础提出了疑问:书中提及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偶性”概念,能否为道德偶然论提供可靠的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偶然论对于亚里士多德偶性概念的借用,在论证结构上有其合理性,但是作为理论奠基尚不充分。具体而言,首先在存在论层面,亚里士多德将偶性置于存在的最低层级,认为其存在论地位近乎非存在。在《形而上学》Z卷第三章的剥离思想实验中,亚里士多德将偶性作为首批被剥离的对象。由此而来,一种处于存在论最低梯级、近乎非存在的东西,能否为“道德”这一具有重要规范性意义的概念提供充分的奠基?这值得进一步讨论。亚里士多德本人恐怕不会同意将德性定位于偶性的层面。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这一论述表明,德性与人的本质功能的实现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偶性。因此,德性与偶性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完全支撑这一奠基性的工作,仍值得追问。其次,在知识论层面,亚里士多德曾反复强调,偶性并非科学知识的对象。他在《后分析篇》第一卷中指出,科学知识要求以真实、原初与直接为前提进行证明。偶性不满足这些条件:它不是原初的,因为它依附于实体,它也不可预测,因为其出现没有确定的原因。道德偶然论或许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因此援引了乔纳森·丹西关于先天偶然的道德知识的讨论,尝试说明道德事实的内容是经验的、偶然的,而道德理由的形式则是先天的。然而,这一论证仍存在概念层次不一致的问题:乔纳森·丹西所讨论的偶然性主要涉及道德知识的内容及其经验来源,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偶性则关涉事物存在的方式,二者属于不同的分析层次,因而难以直接对应。另一种可能的论证路径是,将道德认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而非科学知识。实践智慧所关涉的恰恰是那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具体事物。如此,或可缓解知识论层面的困境,但其理论根基便可能需要从《形而上学》转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实践智慧。再次,从目的论层面出发,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的理论框架中,现实在逻各斯与实体上均先于潜能。将这一框架应用于道德领域,德性的养成便是从潜能走向现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偶性是什么?偶性只是尚未实现为必然的一种过渡状态,随着潜能的现实化而被克服。《形而上学》H卷第六章进一步指出,终极质料与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前者处于潜能状态,后者处于现实状态,而这种同一性植根于现实对于潜能的实现。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框架天然指向了对偶性的克服,并由此为强调道德必然性的这种世界观提供了形而上的根基。这与道德偶然论的核心主张并不兼容。因此,如果试图以亚里士多德的偶性概念为道德偶然论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就必须回应道德偶然论与亚里士多德潜能和现实的理论框架之间潜在的逻辑不兼容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与质疑,张曦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归纳与提升。第一,关于道德偶然性概念能否成立。首先,需要对时代现象作出界定:哪些现象属于道德现象、哪些现象是道德偶然性概念所要把握的现象?例如,如果我们所生活的道德世界并不完全受主体控制,也不能被普遍理性穷尽,那么主体的道德决策和道德行动就始终面临具体情境的制约和行为后果的不可预见性,道德偶然性概念便是成立的。《道德偶然研究》试图将这些通常在当代规范伦理学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提升到道德形而上学的维度,体现了东大伦理所要坚持的理论传统。第二,关于道德偶然性概念如何成立的问题。道德偶然性的概念究竟是一个自在自为、独立于必然性概念的概念,还是一个与道德必然性存在联系的对立概念?如果以教条的方式回答,二者便是对立的概念。如果以更开放的方式来理解,道德偶然性概念则具有强、弱两种意义:在强的意义上,试图确立一个与道德必然性截然分离的道德偶然性概念,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弱的意义上,确立一个具有自身规范价值解释功能的道德偶然性概念则是可能的。这一概念与道德必然性概念所对应的社会总体现实,或称之为观念总体,具有内在联系。弱意义上的道德偶然性概念如何实现?存在两条基本进路:一是黑格尔进路,二是马克思进路。从第一条黑格尔进路出发,偶然性和必然性并非终极概念,而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环节。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获得中介和呈现,最终又从偶然性回返到自身。必然性和偶然性运动的根基,是绝对精神的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偶然研究》所关注的具体个人,无论遭遇、面对或体现何种偶然性,本质上都只是绝对精神体现自身、意识自身的载体和工具。绝对精神的展开不依赖于个人的选择,而这显然不是道德偶然论所追求的理论立场;第二条进路是马克思进路,涉及马克思对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并不承认绝对精神的存在,而是主张从社会现实的具体总体性出发,把握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联。换言之,就是要考察道德、法、艺术等精神领域背后的物质生产生活基础,也就是说,精神领域的偶然性以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性为基础,偶然性只能在必然性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具体化。因此,对道德偶然性概念的阐述应当把握以下特征:一是道德偶然性属于精神领域。我们不可能将伦理理论构建为一种底层理论。无论是黑格尔进路还是马克思进路,底层理论要么是一种神秘论的存在论形而上学,要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新哲学。道德偶然性理论应当将自身明确定位为精神领域的理论,其所解释的是精神领域的现象;二是精神领域的现象需要某种存在论奠基。无论采取观念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进路,都需要为精神领域的现象提供存在论基础。缺乏这种奠基,道德偶然论就缺乏规范性。《道德偶然研究》体现了以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的理论意图。第三,应当对道德偶然性概念的功能有清楚的认识。这一概念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它是一种发挥否定性功能的批判工具,还是一种具有构建性、肯定性功能的概念?我们是要运用偶然性概念去痛斥现实世界,还是发挥其行动指导功能?道德偶然性概念应当具有充分的肯定性功能。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所要求的。最后,在概念建构中,还应注意道德偶然性概念的论述问题。道德偶然论是否会沿着罗蒂式后现代反理论的路径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叙事性主张?道德偶然理论可能因此难以实现理论化,而无法理论化意味着其所解决的是二阶问题,底层基础仍不稳固。道德偶然性的论述应当具有系统性、理论性,而不应停留于碎片化的表达,否则便成了道德偶然性时代的道德偶然性论述了。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标志性伦理学成果的道德偶然性理论,应该是一种偶然性优先、必然性在场的理论,不能缺少对必然性的论述,否则便可能成为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表。
此外,与会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相关疑问与批评。胡芮提出,道德世界观的革命存在一定风险,道德偶然可能导致道德的彻底相对化;英美道德运气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规则的正当性,而道德事实的偶然性与之在问题结构上存在一定差异,二者无法直接通约;从唯物史观关于偶然与必然关系的理解出发,是否存在一条既非必然征服偶然,也非偶然消解必然的第三条道路?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燕对伦理理解问题提出了疑问。书中指出:“伦理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以伦理理解世界,优先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进入一种民胞物与的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是否必然导向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倾向?“民胞物与”是否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列维纳斯主张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在其思想体系中,“他者”并不局限于人类,而具有一定开放性,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动物,从而呈现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开放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努力。因此,在讨论伦理理解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倾向时,可以进一步拓展伦理理解的视角。如果只将之限定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倾向上,可能与当代相关理论的发展趋势相背离。此外,书中将伦理理解视为道德偶然理论提出之后的理论任务,这一表述隐含了道德在先的预设。在这一理论序列中,道德是个体性的、原初性的,伦理是共同体性的、衍生性的,这一预设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伦理与道德在逻辑发生学上是否存在先后顺序?如果存在,究竟谁在先、谁在后?书中有时从个体与共同体的二分角度谈论伦理与道德,此处则从先后顺序展开讨论,这预设了一种线性关系。然而,伦理和道德往往是同在的、一体的,二分的解释可能引发诸多问题。因此,应将二者理解为一种同在的辩证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加以二分,这或许能为伦理理解提供更具建设性的视角。如果承认伦理与道德的同在性,那么伦理理解一开始就是与道德意识同时展开的实践过程。在著作的论述次序上,道德偶然性理论与伦理理解理论分为先后展开的两个阶段,而非彼此割裂的两个方面。
《道德偶然研究》新书批评会 部分学者合影
回应与辩护:面向未来造就美德的可能生活
针对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庞俊来从三个层面作出了回应与辩护。
第一个层面关乎偶然性的存在论奠基。庞俊来教授指出,齐展鹏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属性”概念的双重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亚里士多德恰恰是为了回应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问题,通过形而上学的建构来克服道德偶然性。道德偶然性最初由苏格拉底发现,苏格拉底通过对美德定义的追问揭示了偶然性。对美德进行定义的过程,也是发现偶然性的过程。由于始终受到偶然性的制约,对美德的定义不断遭遇失败。因此,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并非“德性即知识”,而是: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美德就可以被定义,也就是可教的。苏格拉底不断追问定义、追问德性,却无法排除偶然性,使他的生活与当时的希腊社会生活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最终被城邦处以极刑。后来的柏拉图则悬搁了这一问题。尽管西方哲学史通常认为柏拉图通过理念论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从另一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因畏惧偶然、回避偶然,从而转向追求必然。如果人们都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生活,便难以获得确定的奠基,当时的人们也难以直面这种偶然的现实。因此,柏拉图开始以理念论来遮蔽偶然性问题。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他在《形而上学》中以实体论的方式区分偶然属性和本质属性,并以实体和属性的区分为基础,进一步讨论本质问题,以回应此前的理论难题。《道德偶然研究》的思路则是回到这些知识最初产生的原初场景,因为那一原初起点本身具有敞开性。柏拉图为回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而提出了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则为回应柏拉图的问题而进行形而上学奠基。至此,亚里士多德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偶然与必然共存时的原初问题,而是柏拉图选择必然性之后所产生的问题。到了《尼各马可伦理学》,德性已被理解为一种本质属性,并在以必然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视阈下得到规定了。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未完全去除偶然性,他仍通过具有双重意义的“属性”概念,为偶然性保留了一定空间,只不过此时的偶然性更多地体现为实践偶然性,而非原初意义上的存在偶然性。
第二个层面关乎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可能性、潜能、必然性等概念的区别。必然性应包含确定性,但确定性并不能等同于必然性,因为必然性还包含其他内容。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必然性包含着确定性,但确定性并不一定包含着必然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但二者仍有不同之处。为什么选择“偶然性”这一概念?因为“不确定性”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偶然性”则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偶然性强调的是某种事物存在,但其存在并非必然;不确定性则主要是对确定性的否定。因此,可将对必然的否定表述为“不必然”,但《道德偶然研究》选择了“偶然”,这是为了强调事物存在但非必然存在这一意涵。一般而言,P的否定是非P,但偶然性并不完全如此,它还具有一种敞开的可能性。再如运气,内格尔提出了四种道德运气,这四种运气涉及外在的偶然性。而《道德偶然研究》所要追求的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从实体和属性的关系出发理解道德。如果人具有一种被称为“德性”的属性,那么这一属性本身应当具有偶然性,而不是一种人之为人所必然拥有的属性。如果回到这一原初状态,消解德性作为必然属性的预设,便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作出新的解释。既有的偶然性讨论多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或是从现代道德运气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而道德偶然论则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理论产生的原初起点上,重新理解偶然与偶然性。前述机遇和机运仍然属于外在的偶然性,而道德偶然论所要表达的是,道德本身具有内在的偶然性。它并非追问道德之为道德的内涵与定义,而是强调就道德本身的性质而言,道德是偶然的。德性并非人必然具有的属性,而是偶然习得的;习得之后也并非永恒存在,而是偶在的;即便偶在,也并非随时都能呈现,还需要相应的外在境遇。苏格拉底从“美德是否可教”这一问题出发,预设了道德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因为“教”要求明确美德的基本内涵与定义,其目的在于使美德永恒在场。中国古典思想则从“学”出发,恰恰认识到了德性本身的偶然性,因此需要通过不断修养来完善德性。即使是作为学习典范的圣人,也并非必然具有德性,而是需要不断地反省与完善。孔子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并未明确“道”的概念。虽然孔子会谈论“道”,但他所说的“道”与后来宋明理学所称的“道”意义并不相同。孔子对德性的理解更强调中道及唯一性,是敞开的而非封闭的。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类似观点,即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对正确的对象实施正确的行为;也有译法将其表述为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地点,以应该的方式,对应该的人实施应该的行为。这种中道思想与孔子不预先界定德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去确定何为德性、何为应当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德性具有一次性与唯一性,那么,这种唯一性是否意味着偶然性,即存在但并非恒常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回应陈江进教授的提问。摩尔认为善具有实在性。道德偶然论同样认为道德是存在的,但其存在并非必然,这与理念或观念的存在有所不同,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行为的存在。摩尔持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立场,而道德偶然论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实在论。
第三个层面是根本性观念的辩护,道德偶然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道德世界观。从道德偶然的世界观出发,个体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得以彰显,其创造性、敞开性与开放性也能得到激发。如果将道德理解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规范,那么道德就成为一种面向过去、先验的“应该”,从而对个体形成约束。我们坚持道德偶然,是将道德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能够激发当下个体、具有开放性的美德,并由此建构一种造就美德、创造可能生活的德性论。这样的道德理论,是从原初起点出发,在世界观层面对道德作出根本性的界定。以上诸多分歧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道德诞生的起点思考问题。武小西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规范性的问题。我们讨论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讨论规范性。然而,在道德偶然论看来,承认道德偶然之后,讨论的重点便不再是规范性问题,而是对道德的理解,以及如何在偶然性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在偶然性世界观下形成的现实。道德偶然论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因此,需要从存在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层面重新理解道德,并在这一世界观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针对韩玉胜所提出的问题,庞俊来指出,仅从偶然境遇出发理解道德,仍然停留在外在偶然性的层面,而道德偶然论所强调的是道德的内在偶然性,需要从世界观层面加以理解。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涉及第三人称的视角,但从道德偶然论的世界观出发,同样可以将其包容进来。韩玉胜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仍然是从必然性的立场出发的。关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传统的理解是,正因为天命靡常,才需要以德性的必然性与之抗衡。道德偶然论恰恰是要回到这一原初状态当中去:既然天命靡常无法改变,为什么还要提出一种必然性来与之对抗?既然一个偶然性的世界已经存在,为什么与此相应的不能是同样具有偶然性的德性呢?“天命靡常”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指天命变幻不定,第二种则是从决定论意义上来理解,即虽然我们无法认识天命,但它如天道一般存在,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改变的命运。在讨论必然性逻辑时,主要涉及第二种理解。在第一种理解中,人们依然可能认为天命的变化是由命运决定的,其中仍然包含决定论的因素。张曦教授提出,如果用两个命题来概括,可以说,必然性属于世界构造,偶然性属于人类对世界的意识。在本体论层面,现代世界就其构造而言,本身就是偶然的;而在认识论层面,我们也应将其经验为、意识为、表达为偶然的。因此,在本体论层面上,偶然性是无视角的、非视角性的,并不涉及第一或第三人称视角的问题,因为第三人称仍然是人的视角。而在认识论层面,它也不是第三人称视角与第一人称视角对立的问题,而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到第三人称视角转变的过程,因为《道德偶然研究》的后续篇章涉及理解的问题。如果没有第三人称视角,理解便不可能真正发生,剩下的只有个体的碎片化理解。武小西副教授指出,《道德偶然研究》中的“理解”是从第二人称视角出发的。对此,张曦教授认为,这里涉及一个与现象学的伦理学十分接近的问题:客观世界的结构虽然存在,但它向第一人称显现与向第三人称显现是不同的。这可能进一步引出一个问题:从存在论奠基的角度看,究竟是采取黑格尔式的进路,论证一种类似于绝对精神的存在,还是采取马克思式的进路,寻求一种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
最后,庞俊来在批评会结束语中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谢意。他引用《孟子·尽心上》中的“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指出这句话的本意是,见识过大海,便难以再为一般的河流所吸引。我们在圣人门下学习,便难以再为一般的言论和粗俗的思想所吸引。学习哲学,更使我们感受到思想的浩瀚与自身的渺小。随着哲学阅读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已被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几乎所有的论证在思想史上都有明确的源头,而一些自以为独到的细微论证,可能也只是因为我们阅读得不够广泛,未能发现其思想史上的先例。黑格尔作为一位成体系的哲学家,几乎穷尽了所有的思想可能性,因而有时令人感到绝望。他对思想的细节与论证的环节都进行了如此充分的思考,那么,我们今天撰写的这些文章究竟是写给谁看的?我们的思想到底有什么意义?只要从事哲学研究,这些问题就可能会一直困扰着我们。带着这些生命体验和困惑,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学术做一个决断:如果要做一辈子大学老师,究竟能够给自己、给学生、给社会做些什么?庞俊来回忆,博士毕业时他曾感慨,培养了一颗高贵的灵魂,却要在俗世里挣得终生。哲学给了我们一个高贵的灵魂,但我们一生都要用哲学去做稻粱谋。那么,在为稻粱谋的同时,我们能否仍然保持一点灵魂的思考?这本《道德偶然研究》可能是一部贻笑大方的学术次品,也可能是精神胜利法的感性之作。唯一能保证的是,这部著作表达了作者最真实而真诚的想法。即使失败,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防错的案例。感谢、感激、感恩大家带来的思想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