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其杂文、小说、文学译著及评论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等多个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声誉超越国界，影响甚至辐射到日本、韩国等国家；被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金良守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毛泽东也曾经评价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鲜为人知的是，鲁迅的第一部著作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同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的同学南京（清时为江宁）人顾琅合著、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后又被上海普及书局再版）的自然科学类著作——《中国矿产志》，彼时鲁迅年仅25岁。

　　鲁迅对我国地质学研究、特色专业志书的编撰也作出过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汲清这样评价，“鲁迅是第一位撰写讲解中国地质文章的学者，《中国地质略论》和《中国矿产志》是中国地质工作史中开天辟地的第一章，是中国地质学史上开拓性创举。开创了中国矿产志书编撰之先河。”鲁迅甚至被后人誉为“中国地质学第一人”。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鲁迅祖父周介孚因科场作弊案身陷囹圄，父亲周伯宜又患病早逝，导致家庭不幸破产再也没有余力供他上学。但鲁迅又不甘心辍学，终日彷徨苦闷。彼时鲁迅打听到南京有学堂招收免费读书学生的消息，便征得母亲同意，收拾起简陋的行装，带着家中仅能勉强凑齐的八块钱盘缠，告别故乡绍兴，辗转数百里来南京投考免收学费的学堂。

　　这一年，鲁迅以周樟寿本名考进了坐落于南京挹江门附近的“江南水师学堂”（今遗址犹存）轮机专业，也算是他最早接受的不同于家乡专注科举的私塾式教育，随后鲁迅改名周树人。

　　江南水师学堂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科技、军事专门人才的基地，是中国近代最早培养海军人才的摇篮。虽然是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海军学校，但开设的基本课程却还主要是英文、古文，实行的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育。

　　第二年，鲁迅很快转入地处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址的“矿务铁路学堂”。

　　矿务铁路学堂，原为铁路专门学堂，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开办的。后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听说南京郊区的青龙山蕴藏煤炭，而且品位不低，有利可图。为了培养专门开矿技术人员，就将原先的矿务与铁路相关专业合一，“仿照德制”，办起了这所矿务铁路学堂。该校的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这是我国早期的矿业学校，而鲁迅则是该校早期的毕业生。

　　这所洋务派举办的学校一概“仿照德制”，除学德语外，还开设有化学、物理、地质、矿务等自然学科，鲁迅对这些新设学科特别有兴趣，他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鲁迅从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的讲授，下了课到处找书看，还曾认真抄录过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浅说》（Elements of Geology）译文，连很难画的相关地质构造图也描绘下来，装订成厚厚的两本，经常翻阅。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的一张成绩单还保留有他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主要功课的成绩。其中，鲁迅的最低成绩八分五厘，最高成绩八分七厘（十分制）。正如鲁迅后来所讲的那样：“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鲁迅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极其艰苦，冬天穿不上棉裤，更买不起课外书籍。为了满足求知欲望，他不惜把因成绩优秀而获得的奖品变卖，再去购买最需要的相关书籍。就在这时，鲁迅得知严复翻译的英国学者赫胥黎所著《天演论》在南京有售了，他赶忙趁星期天跑到城南的一家书店咬着牙花了五百文钱买了一本。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本直接介绍欧洲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书。鲁迅如饥似渴地读着、思考着，直到深夜都不肯放下书本。其间，他阅读过的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给了他新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开始用“戛剑生”笔名写诗，还刻了“戛剑生”“文章误我”和“戎马书生”三枚图章，以表示他认识到过去死读古书，于世无用，是虚度年华，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七绝·自题小像），表明要同旧社会战斗到底的决心。

　　那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愈来愈多地传入中国，西学东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逐步成为社会思潮。有一次矿务铁路学堂校长以“华盛顿论”为题考核相关教员，可是有些国文教员连题意都看不懂，不知道“华盛顿”三字所云何意，即便查遍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根本找不到华盛顿的名字，甚至有个别教员还惴惴不安地私下询问学生。这对已经开始接触到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鲁迅来说，这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冬烘教员简直令他啼笑皆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鲁迅和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到青龙山煤矿实地考察，下矿洞挖煤，历时13天。青龙山煤矿位于南京东南，就是位于今天南京市江宁区官塘煤矿的象山煤矿(象山煤矿最早就叫青龙山煤矿)。青龙山煤矿开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煤矿当时办得十分糟糕，技术落后，管理混乱，矿工劳动条件异常恶劣。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文中也有述及，在煤矿实习期间他亲身体验到矿洞里“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集（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矿工们在井下如此悲惨的生活，给鲁迅留有深刻印象。即便如此，鲁迅先生在南京课内外的这段求学经历，对鲁迅积累及提升地质学、矿产学的知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后来《中国矿产志》的编撰出版汲取和储备了丰厚的相关专业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7日， 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俄、法、德、意、日等11国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此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义和团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像千万斤重担紧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把探寻强国富民的目光不仅局限在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已有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积淀之上，更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当时主要西方大国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制度、基础科学理论以及文化领域，并且以不甘并谋求奋力改变中国当时落后局面的强烈愿望，作为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鲁迅以优秀成绩毕业于矿务铁路学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二十二岁的鲁迅，由“江南督练公所”官费派赴日本留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杂志《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同到日本留学的同学顾琅合作，出版《中国矿产志》（附《中国矿产全图》）。《中国矿产志》的导言部分是在《中国地质略论》的基础上拓展而成，《中国矿产全图》则是顾琅依据日本《清国主要矿产分布图》内容绘制而成。它们在中国地质学（矿产学）历史上均具有开创性意义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矿产志》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著作并先后由启新、普及书局出版、再版。

　　普及书局这样推介《中国矿产志》：“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顾君琅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周君树人，向皆留心矿学有年……，特蒐（搜）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撮精删芜，汇为是编。搜集宏富，记载精确……，实吾国矿学界空前之作，有志富国者，不可不急置一编也。”《中国矿产志》甫一出版，就在学界与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1906年5月初版；同年12月，增订再版；1907年1月增订三版。在八个月内，连续出版数次，可见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彼时的清政府农工商部也对《中国矿产志》给予了很高评价和认可，随后，又被清政府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之书，并被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

　　鲁迅在南京求学前后经历了四个年头。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南京的这段求学经历，客观上奠定了他相当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鲁迅之后虽然不再从事地质矿产相关工作，但其早期地质作品为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实业界掀起“科学救国”地质学本土化、“实业救国”思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今，中国地质找矿工作已取得丰富成果。截至2012年，自然资源部领导各部门编写《中国矿产地质志》，截至2021年已出版志书50部，计划200余部。回首100多年前鲁迅和顾琅的地质学著作，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作者系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