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蔡元培是“北京大学风格”的代表，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风格”的代表，那么，陆费逵就是“中华书局风格”的代表。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祖籍桐乡。曾祖陆费墀为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等。

　　陆费逵从少年时代开始，研读经史书籍、遍读新书新报，并自学英文、日文。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陆费逵到湖北武昌。次年，与同学一起开设新学界书店，任经理，销售《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革命组织日知会，参与革命。同年，任《楚报》主笔，因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被通缉，逃至上海，受聘为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经理，后任文明书局编辑。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陆费逵受高梦旦赏识，并被推荐入商务印书馆，初任国文部编辑，后任出版部、交通部主管，兼任《教育》杂志主编。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陆费逵敏锐地觉察到教育必将迎来巨大的变革，现行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为宗旨的教科书也应随之改变，并积极向张元济建议。张元济历经政治沉浮，对此比较犹豫。相比之下，陆费逵饱读进步书籍，思想受革命洗礼，对革命的成功报以期待。于是他脱离商务印书馆，在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在上海组建中华书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颁布法令，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政体的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陆费逵早已会同一些朋友秘密编辑了一套内容符合时局的教科书。所以民国一成立，中华书局捷足先登，推出了中华版《教科书》。一时间，该书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

　　陆费逵以布衣之身跻身书业，完全是基于他早年的革命实践和对国民需求的深切感受，他对时代大潮和政治趋势所作的前瞻性预判，对中华书局的应时而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3—1914年，中华书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日益发展壮大。1915年，陆费逵改组中华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唐绍仪、梁启超等任董事，书局成为国内第二大华商书局。由于扩充太快，加上市场竞争激烈，1917年，中华书局几近破产边缘，但他仍坚持出版对世道有用、国家有益的书，与书局共存亡。他认为：“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

　　基于此种认知，他决定重印《中华大字典》和继续编纂《辞海》。《中华大字典》是20世纪中叶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字典。《辞海》编纂始于1916年，在陆费逵主持下，经百余人前后20年的不懈努力，于1936年出版，至1949年，销售超过百万部。此外，陆费逵还以整理和出版中华典籍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一大批古典丛书。此后，古典文献书籍整理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著名品牌，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发展书局的同时，陆费逵也关心国家大事，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1917年，他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创设国语专修学校，灌制国语留声机片。1922年，陆费逵发表《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推广简体字。八一三事变后，陆费逵让妻子买了不少布匹和棉花，组织妇女赶制棉衣裤支援前线。抗战全面爆发后，陆费逵虽身在香港，仍努力编印中小学教科书，支援教育事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去世前，陆费逵还全身心系中华书局，三十年如一日，毕生尽瘁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