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早在1926年，重庆就建立起中共地方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战斗了八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维护国共合作，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领导和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为动员一切力量抗战到底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十分活跃，工潮频繁，罢教、罢课、罢市此起彼伏。一张小小的油印《挺进报》，犹如匕首和投枪，直插反动派的心脏，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紧密配合的“第二条战线”。

　　重庆有好几条街道，是共产党人活动的大舞台。

　　渝中区二府衙街

　　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位于渝中区二府衙街70号，它是杨闇公父亲杨维清的产业，自从杨闇公留学日本回到重庆后，这里就成了革命者聚集和开会的场地。刘伯承、朱德、萧楚女、吴玉章、冉钧、童庸生等都曾来此聚会。

　　1925年，根据中共中央“要在四川建立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的决议，由杨闇公、吴玉章负责筹备，建立重庆地方党组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杨闇公等6人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人数次出席中共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会后，杨闇公绕道上海，向党、团中央汇报工作，请求建立党组织，获得党中央批准。同月，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冉钧、周贡植等人，与旅欧、留苏回国和在外地求学回渝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1月，在綦江的邹进贤、陈翰屏、霍步青等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共綦江支部。这是在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基层支部。1926年2月底至3月初，杨闇公、童庸生从上海请示后回到重庆，在二府衙街召开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由杨闇公任书记，负责四川全省党组织，相当于省委，直属党中央领导。此后，在巴县、江北、涪陵、南川等县，陆续建立了党组织。

　　重庆的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怀着追求光明的热望，挟着挣脱黑暗的欢欣。重庆的革命者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起地方组织，从此掀开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之后，中共重庆地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顺应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大趋势，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实现了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从而使重庆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共重庆地委发动领导的“泸顺起义”，不仅有力配合了北伐，更是我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又一次尝试。

　　渝中区红岩村

　　红岩村13号，原是饶国模创办的大有农场。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凯丰、吴克坚等为常委。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南方局对外称之为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机关起初设在城内机房街70号。

　　由于城内住房不够使用，加上日机轰炸，很不安全，周恩来到重庆后便指示工作人员在近郊另觅新址。在征得原红岩嘴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女士的同意后，1939年春天，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自己设计，将农场一幢三层楼房重建为办公楼。董必武、博古等率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部分同志迁往红岩，散住在农场工人宿舍和堆放柴草杂物的几处茅草房里。是年秋天办公大楼竣工，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迁此办公。民政当局将这里的门牌号编为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红岩村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秦邦宪、王若飞、吴玉章、林伯渠等都在此工作生活过。

　　红岩村留下不少革命诗文，最著名的诗词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红岩村二楼住了40天，应民主人士、著名诗人柳亚子请求，他将这首1936年的旧作重新书写，赠予柳亚子。《沁园春?雪》在重庆公开发表后，轰动海内外。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 残杀新四军。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文章，报道事变真相，消息竟然被禁止，版面开空白天窗。周恩来悲愤难平，在红岩村二楼办公室，挥笔写下了举世闻名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严正抗议，表达对新四军死难将士的无限哀悼。

　　1940年6月，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花重金, 购得方志敏烈士最重要的遗作之一《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叶剑英在红岩村读到这部手稿感慨万千，怀着敬仰的心情，挥毫写下了《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高度赞颂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方志敏。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非常喜爱这首诗，曾撰写和诗《读方志敏自传次叶剑英韵》。

　　渝中区曾家岩

　　大名鼎鼎的“周公馆”位于渝中区曾家岩50号。

　　1938年12月，周恩来经桂林到重庆，先后住机房街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曾家岩渔村。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工作人员增多，住房不够用。2月，邓颖超向国民党立法委员陈长蘅租借了这幢屋的大部分。因周恩来在这里居住，曾家岩50号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它是南方局机关的一部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组、妇女运动委员会和妇女组、外事组都设在这里，军事组、党派组也一度设在这里。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以及徐冰、王梓木、王炳南、张晓梅等人，曾在这里广泛会见和接待中外各界人士，就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广泛交流意见，向许多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宣讲革命道理，介绍他们去延安，为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壮大进步力量、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4月，以吴玉章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成立，省委机关起初设在中山三路263号，后迁春森路33号，最后移驻曾家岩50号。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多数同志去南京后，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留住这里，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联络，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和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渝中区民生路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新华日报》的营业部从报社分离出来，迁往民生路240号，因为当时民生路有数十家书店，星罗棋布，号称“书市一条街”便于报纸发行。营业部门额横书的“新华日报”四字，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所题。

　　《新华日报》门市部卖报，也卖延安用毛边纸印刷的文学作品，引导许多学生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到营业部来的读者，既有莘莘学子，也有皓首文人，还有一些年轻女士。大家俯首弓身，手挥目送，聚精会神期有所得，在一片祥和的宁静中吸取精神食粮。

　　《新华日报》营业部除发行报刊外，还是一个联络抗战志士，团结进步人士的重要阵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常在此与各界朋友晤谈。毛泽东主席参加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来此看望营业部工作人员。

　　渝中区中三路

　　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位于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到重庆出席旧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将原中国银行的一幢宿舍楼腾空，拨给代表团使用。

　　政治协商会议也称“旧政协”，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38人参会。会上，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其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坚持，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然后才能实行军队国家化原则，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军队国家化和统一军令、统一政令之名，来削弱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阴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决议。由于这些决议在不同程度上不利于国民党统治，因而最终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

　　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由四个单元组成，两楼一底。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都曾在此辛勤工作。叶挺、廖承志出狱的欢迎会、叶挺入党大会也都在此举行。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这幢房屋成为中共四川省委驻地，同年11月交还国民政府，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军营所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重庆市检察院职工用房，保存完好。

　　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原门牌为化龙桥化新村47号。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办的。同年10月武汉失守，《新华日报》迁来重庆，驻城内苍坪街和西三街。日本飞机“五三”“五四” 大轰炸时，《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均被炸毁。

　　为尽快恢复报社，报社人员在化龙桥和大坪虎头岩之间的黄桷湾租到一块地皮。报社人员自力更生，在山沟里建起了两排简陋的房屋，作为办公室、厂房和宿舍，还修起了简易的医务室、救亡室、托儿所、家属服务部。他们夜以继日抢修安装机器，使《新华日报》恢复出版。报社曾在此多次举行抗战纪念会，冯玉样、柳亚子等各界人士，都到山沟里来祝贺，宋庆龄也送过贺词。1988年邓小平题写了“新华日报总馆纪念碑”, 并在旧址的空坝举行了奠基仪式。

　　南岸区玄坛庙野猫溪正街

　　《挺进报》旧址位于南岸区玄坛庙野猫溪正街。

　　1947年2月，国民党当局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被迫撤回延安。7月，中共重庆市委根据党员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的需要，以“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重庆市委的地下机关报，定名为《挺进报》，由彭咏梧、李维嘉领导。

　　《挺进报》由蒋一苇负责主编和刻写，陈然负责印刷，刘熔铸负责发行。陈然家住野猫溪正街，当时这里是中国粮食公司机械厂修配车间，他在夜间印制《挺进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挺进报》像一股地下热流，从长江南岸把党的声音传到全市学校、工厂、社会，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1947年11月 《挺进报》成立特支，由刘熔铸任书记。1948年2月 ,刘熔铸转移，由陈然接任《挺进报》特支书记。1948年4月22日，《挺进报》因陈然被捕而停办。

　　《挺进报》创办时间不过数月，仅出版了23期，但它像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震撼了敌人，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