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贵阳，坐落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是座不起眼的小城。城内森林繁茂，水资源丰富，溪流广布，所谓“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的描绘，便是这座小城的真实写照。

　　水丰，自然桥多。曾经生活在贵阳的先民，到底修建了多少座桥？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早在一百多年前，小城贵阳已有大大小小的古桥50多座。而且，每座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也都有着风雨变幻的故事。

　　在市府路东端贯城河上横跨着一座双拱石拱桥，过去百姓称“府桥”，如今市民多叫“市府桥”，是筑城历史文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

　　明清时期，该桥紧邻奉祀唐代著名忠臣南霁云的南霁云祠。明代景泰二年（1451年），贵州按察使王宪奏请朝廷，给南霁云谥号“忠烈”，南霁云祠便改称为忠烈宫（今达德学校），该桥因此得名忠烈桥。　　

　　作为“邻居”，忠烈桥见证了忠烈宫的后世——达德学校，在那个时局混乱的岁月为贵州教育留下光辉篇章的全过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贵州籍著名民主与教育家黄干夫、凌秋鹗等30余人，以忠烈宫为馆址，创立“算学馆”，开始从事数学和物理等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1903年，“算学馆”改为“达德书社”；1904年，开办“民立小学堂”，次年起，改称“达德学堂”，由黄干夫任堂长。其后，学堂陆续增设幼稚班、中学、女子中学，1912年开始，改称“达德学校”，成为贵州第一批现代性质的学校。　　　　

　　达德学校创立后，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带领下，开创了贵州近现代教育史上诸多第一。它在贵州率先创办女学和幼稚园，拥有第一位女教师，倡导女子不缠足的“天足”运动，在贵州首次实现白话文教学，开创贵州话剧先声，创办贵州第一份教育杂志……

　　诞生于动荡，立于危难，达德师生积极投身革命。辛亥年（1911年）11月3日贵州响应武昌起义，由王若飞负责稽查城防，聂守微负责守护学校。为庆祝贵州光复，达德学校公演黄齐生创作的新川剧《大埠桥》，以贵州抗清名将何腾蛟在大埠桥殉难的故事为辛亥革命呐喊。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达德学校在贵阳率先举起反袁大旗，演出话剧《亡国恨》和《共和鉴》，发电文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抗议。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达德师生群起反对，高呼“反对侵略，誓雪国耻，保我河山”；在校内竖立“勿忘五月七日碑”，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国耻日”。这所在“忠烈”二字建起的学校，成为贵州革命的摇篮。

　　市府桥的西侧，也就是原市政府旧址一带，在元代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年）就创建了贵阳市区最早的书院——文明书院。

　　据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故址。皇庆间教授何成禄建。今废。”在明嘉靖《贵州通志》中也有记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顺元路儒学故址。本弘治间提学副使毛科建。嘉靖间，提学副使蒋信重建。中为敬宽堂，左右为斋舍，后为厨。”

　　书院经历元末战乱，至明已毁废无存。至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浙江余姚人毛科，迁官贵州提学副使，主持管理贵州全省学务，以贵州“虽涵儒圣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以建校设学培育人才为首务，于是购置忠烈桥周边民房用于建造文明书院。

　　书院遴选了省内“聪俊诸生及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毛科也经常到书院讲课。从此，贵州教育事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文明书院建成三年后，即明正德三年（1508年），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因直言上书得罪了明武宗朱厚照以及宦官刘瑾，被廷杖后谪徙贵州龙场（今修文），并在龙岗山东洞构筑“龙岗书院”教诲弟子。次年，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四川遂宁人席书，多次致书王阳明先生，恭请其来贵阳文明书院为学生主讲课程。　

　　王阳明先生在书院讲学的同时，会同时任贵州布政使的郭绅和任巡按的王济等大吏，将宋代名臣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一书，付梓重刊，作为书院教材，供贵阳士子研习。此举对于当时缺书少籍的贵州边陲，无疑为文化教育事业送来甘霖。

　　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先生、毛科、席书等均先后离黔他任，书院的讲学活动也日趋荒废，建筑设施亦日渐陈腐残破。　　　　

　　隆庆五年（1571年），浙江慈溪人冯成能按黔，在文明书院右侧新建了一所正学书院。之后，忠烈桥旁的“文明”“正学”两书院原址被官衙所取代，清代为贵阳府署，民国废府遂为贵阳县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为贵阳市政府。忠烈桥因与市政府相邻，遂改名市府桥。　　

　　如今，市府桥下已不见穿城而过的河水，桥周不闻士子朗朗读书声，只有古桥遗迹尚能向过往路人证明，这里曾是一片文化盛兴、小桥流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