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浙商文化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商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早在2006年6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了《“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的重要文章，并指出：“浙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诞生并壮大起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长期以来，浙商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浙商文化’。从文化渊源上看，‘浙商文化’传承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实践基础看，‘浙商文化’形成于广大浙商的创造性实践，是支撑浙商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浙商的新飞跃，需要‘浙商文化’的支撑。”

　　浙商文化历史悠久。《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记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之后，越国快速实现国富兵强，“修之十年，国富厚”，“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越绝书》卷五《越绝计倪内经第五》称勾践用计然的方案“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

　　关于“计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计然是范蠡所写之书的书名，该说法由魏晋时期晋人蔡谟提出，后钱穆、胡寄窗等支持这种说法，其理由是《汉书》之前没有此人的详细介绍。另一种说法是计然为人名，是越国大夫。其中，较为普遍的说法出自《范子》，其称计然是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是范蠡的老师；《越绝书》称其为“计倪”，《吴越春秋》称其为计研。此外，还有计然是老子学生文子、越国大夫文种等说法。

　　计然的商业思想主要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和《越绝书》卷五《越绝计倪内经第五》等处。《越绝书》由东汉袁康、吴平所著，是一本记录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方史的著作；同时，它开创了中国方志的范例和传统，是中国方志的开端或雏型，也被称为浙江第一部地方志。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称其为“地志祖”，清代洪亮吉在乾隆《澄城县志序》、毕沅在乾隆《醴泉县志序》都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

　　计然十分重视商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即所谓“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具体来说，计然的商业思想分为三个方面：

　　（一）提前建立储备。计然认为自然界是存在规律的，“太阴三岁处金则穣，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因此，国家需要在发大水的时候准备好购买车辆，在天旱时准备购买舟船。由此，计然提出建立储备的重要性，即“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二）平粜论。“平粜”的意思是，国家要在荒年时平价销售粮食。计然认为农产品价格，低于二十对商业发展不利，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高于九十则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导致农业荒废，即“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计然认为，只有粮价上不超过八十，下不低于三十的情况下，才会实现“农末俱利”。计然的农产品价格调控思想，能够辩证看待“农”和“末”的关系，在当时传统农业社会大环境下具有很大的先进性。

　　（三）积著之理。计然认为商品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即“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由此计然提出资金不能停留在手头不动，要在商品价格昂贵时像扔粪土一样赶紧抛售，在价格低廉时要像求取珠玉般抓紧抢购。只有保证商品和资本货币的流通，才是“积著”或者说致富的必要条件，不管对个人经商还是国家致富同样如此。

　　计然提出的对国家致富极为适用的，诸如“提前储备”“调控粮食价格”“保持货币和商品流通”等商业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尤为关注的内容。国家储备和粮食安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并提出要加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设；“调控粮食价格”方面，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提出要“保持粮价合理水平，要兼顾好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9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研究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则是计然关于商品和货币流通的现代化版本。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