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一代大儒,他学问宏博、体大精深,举凡经学、史学、文学、历学、算学、地理学乃至金石、音律、文字学等领域,都有著述。《四明山志》是他撰写的唯一一部成稿并刊行的地方志,无论对后人发掘四明山历史文化积淀还是理解黄宗羲治学之道,乃至洞察易代之际黄宗羲的思想心迹,都具有重要意义。
山志的产生最初可以追溯到到先秦时期《尚书·禹贡》与《山海经》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山的内容。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山水志书一向列入史部地理类中,因其实用与见闻的功能而备受历代学者与各级官吏的重视。山志修纂最盛于明清,彼时几乎凡名山都有志传世。一般而言,山志“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摩宛肖为工。崖颠之碑,壁阴之记,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山志作为一种地方性文献,是研究区域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明山位于今浙江余姚县南,“余姚南有山二百八十峰,西连上虞,东合慈溪,南接天台,北包翠竭,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此山风景清丽,仙踪飘渺,从唐代开始,名声渐著,唐玄宗曾遣使赐封。宋代几朝皇帝对四明山更是荣宠有加,封之为应梦名山、七十二洞天福地之一,使四明山在中国山岳中的地位臻于极盛。历代文人骚客钟情四明山,为之留下歌赋文章无数。中国名山素来有志,但四明山在明以前,只留下汉代梅福、晋代木华,以及无名氏所作的《四明山记》三篇,为之做志,从黄宗羲始,且此后再无专志。
黄氏家族自南宋绍兴年间为避金兵之乱,迁居余姚黄竹浦,以后繁衍生息,遂成当地名门望族,至黄宗羲已是第十七代。从南宋初直至明末,长达500多年的光阴里,足够一个勤奋聪明的家族在一个地方开枝散叶、发展壮大,建立稳固的根基,获得财富与功名,也足够他们对此地产生绵长、深挚的感恩、相契之情。举例而言,黄宗羲一生中颇为丰富的名号大多与四明山有关。如“梨洲老人”“梨洲山人”“南雷”“茭湖鱼澄洞主”,在《四明山志》卷一“名胜”中都有记载。可见,对于黄宗羲而言,四明山犹如万物之无尽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信手拈来即可寓意其人生境界与性情旨趣。进而言之,四明山构成了黄宗羲心灵版图的一部分,参与了他的精神建构历程。再进而言之,四明山与生长于斯的人们所凝成的血肉关系,使其具体的山水、人物、文化,足以抽象为家国意象的表征。那么,黄宗羲在明亡前为之做志,在明亡后再做改定,借此抒发并寄托他爱家山思故国的思想感情是顺理成章之事。
从“黄宗羲自序”所述“吾乡之人,闻谈四明之泉石,未尝不如嵩、华之不相及也。况于来游者,云烟过眼,曾能得其仿佛乎!余往来山中,尝有诗云: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因以足之所历,与记传文集相勘,每抵牾失实”可知,黄宗羲对于四明山的山石洞壑,早就屐痕踏遍,对四明山的历史传闻与记载,也同样了然于胸。他不屑于因袭陈言、未尝身历的陋儒修志行径,而是“与山君木客争道于二百八十峰之间”,是“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于是“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创作出真实可信、文辞优美、情感真挚的山志经典。
黄宗羲是一代学术大师,提倡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扭转宋明以来的空疏学风。在明末清初的史学界,他具有开创之功,被梁启超誉为“清代史学之祖”。“他的著作,如《明儒学案》《行朝录》等,或博闻广搜,积数十年之力;或身历其事,据实记闻。”他将这种史家法度运用到地方志编纂,提出了“志与史例”“纂志者见其考索”的杰出见解。他在《匡庐游录》中就提出“以唐证宋,以宋证元,以元证今。予杖履所及,一二指摘”这一重要的考证方法。《四明山志》就是忠实地贯彻了这一考索原则,从而成为历代山志的典范之作。取诸文章诗词、正史、志乘材料相参,又取文献记载与亲身所历所见相参,去伪存真,考信不诬,使《四明山志》处处洋溢着作者严谨的考索精神、严明的史家法度。整部《四明山志》,订正前人讹误,纠缪释疑处特多。族弟黄宗裔说:“自来名山多有志,独四明阙如,遂使名迹消沉,清言漏夺,伯兄此志所以补前阙也。顾诸志多出凡手,而伯兄以起衰之笔为之;诸志多因袭故纸,未尝身历,承误踵讹,而伯兄青黎芒屩,无深不探,凡志中所考正前讹者不可胜数。”考之黄宗羲为此志所下的功夫,此诚非溢美之言。正是在广征文献和亲历诸峰相结合的基础上,成就了《四明山志》精详独到、信而有征的编纂特色,一扫明代修志闭门造车、徒袭陈说之弊,为后世方志编纂开严谨求实之风。
《四明山志》共9卷,一卷一门,分别为:名胜、伽蓝、灵迹、九题考、丹山图咏、石田山房诗、诗括、文括、撮残。第一卷“名胜”,下分100多个条目,详述四明山各峰峦洞天,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第二卷“伽蓝”,记述四明山中寺院63处。第三卷“灵迹”,记述四明山中的神仙、隐逸故事。第四卷“九题考”,是对唐代诗人陆龟蒙、皮日休所作《四明山诗》九题的考索,又重作“九题诗”,使后人得四明之真境。第五卷刊定道藏书《丹山图咏》,并重作四明山洞天图。第六卷载录元道士毛永贞所辑《石田山房诗》,第七、八卷是有关诗文。第九卷为杂说、奇闻等。
黄宗羲以史家之笔著山志,全面记述、阐发了四明山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文核事实,鲜明地体现了地方志作为“信史”的本质属性,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山志毕竟有其特殊性,作者又是文学大家,因此是志文笔雅驯精洁,摩景状物刻画入微,使人读之如身历其境,徜徉于灵山秀水中。又多载诗文,更添四明清韵。四明山乃洞天福地,自古多隐逸、多仙侣,对此详加记载,使四明山一泉一石、一草一木,无不蒙覆着一层迷离恍惚、亦幻亦真的迷人色彩。所有这些都使整部志书弥散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四明山志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还表现在入志之诗特多,据笔者粗略统计,《四明山志》录诗四五百首。作者上迄南朝孔稚圭下至明末清初,既有著名诗人也有乡土诗人,有僧、道、俗,题材广泛。这代代累积的诗词,既多维度地描绘了四明山景物的秀丽壮美,也层累起四明山丰富的文化地层。《四明山志》多诗,既是四明山本身的文化特色所决定,也取决于黄宗羲本人的诗史观。他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思无邪,“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确实,诗记录人对山的认识、感受,刻录自然变迁、历史沧桑,寄托生命感怀、家国情怀。斯志存诗数百首,不但成为文学史上的珍贵资料,而且构筑起一部穿越时空的自然史、心灵史。“甲申之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多以诗入志,既是黄宗羲诗可以“补史之阙”的泛史观的表达,也体现着黄宗羲本人作为明遗民自觉的文化信仰与深沉的文化寄托。
身处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经历战败、亡国、破家之痛,心灵与精神遭遇重创。他回到四明山,隐居、读书、著述、讲学,一方面思考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对故国文化留连不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黄宗羲回望那一缕汉文化的残阳,深情不置,以家乡山水的名义载之入册,永垂于世,犹如他写下《明夷待访录》,期待贤人圣者一样,期待后来者从中看到一座最真实、最美好的四明山,体悟、传承此山所承载的文化。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