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继2020年9月28日发表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讲话，2021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出要求，“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1996年—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和2001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预研究和第一阶段项目实施，是以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为研究对象。2006年—20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三、四阶段将文明探源的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年代由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和夏王朝时期)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中华文明探源相关工程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时期的社会图景。如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进一步做好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中华文明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研究，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新时代中国历史文明研究的考卷。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中心地区

　　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特殊重要地位，首先在于其居中的地理位置和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中原地区大部分地处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区，拥有大面积平坦的肥沃疏松黄土原野，比较适宜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条件下的大规模农业耕作，养育更多的人口；地跨北亚热带与暖温带，气候温暖湿润适中，雨水和地表水较为充沛，各类生产生活资源丰富。故此，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形成、发展进程中，不论是主动或被动，发展高潮或低潮，一直不断最为密切地与周边区域进行文化交流融合，取长补短、创新生长，逐渐成长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地区。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来，“中原中心论”是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逐渐明确或重新讨论的重要议题。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并命名“仰韶文化”，揭开了考古学探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等学者主张夷夏“东西二元说”。20世纪50年代，安志敏、石兴邦、张光直等学者主张“中原中心论”。苏秉琦先生1979年提出“区系类型说”（满天星斗说），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国考古学文化内部可分为六大区系。张光直先生1986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即公元前4000年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可分为8个文化系统。严文明先生1986年提出“重瓣花朵”说，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三重结构，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无论何种文化发展历程，中原地区居中的地理位置，都使它可以吸收各个地方文化的优点，同时对各个地方文化产生影响；这个位置所起的作用，如果开始还看不清楚的话，后面中国从夏商周秦汉一直到北宋时期，都城均建在中原，凸显了中原的特殊位置；如果不注意这个事实的话，中国的整个历史就没法讲清楚。此后，赵辉先生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张雪海先生提出“新中原中心说”等。这些认识的提出显然是基于考古发现成果并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而不断深化。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交流交融创新发展的中心地区

　　现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果表明，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由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中原地区一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脉络从谱系上讲是比较完整的。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李家沟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龙山文化等，中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清晰，同周边文化一直深入交流和融合，兼容并蓄，文化持续繁荣，为夏王朝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偃师商城博物馆建筑艺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进程看，自仰韶文化中期开始，随着仰韶文化向四周影响的扩展，逐渐明显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农耕经济部族为主的不同区域文化的相互融合进程。龙山文化时期的“万国”林立（古国时代），更为全面、更大规模、更为稳定的部族融合呈现加速度发展态势，期间，中原地区不但与周边区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深度交流融合，也与更广阔的域外其他文明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引进了小麦、黄牛和绵羊，或受西亚冶金术的影响，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冶金术的独特道路。到夏王国广域王权的建立（王国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和初步发展期），中原文明中心初步形成。西周的分封制更是形成了“诸夏”“华夏”与“四夷”的相对区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族群以中原为中心与周边部族持续“滚雪球”式的不断交融、汇集（中国铁器时代的开始和初步发展期），中华文明的主体不断扩大。至汉代作为“文化共同体”（帝国时代）的“汉人”成为他称和自称并延绵后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

中原地区文明探源研究的新进展

　　自2018年开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和“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项目逐渐全面实施后，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5800年至43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中后期至夏文化之前的阶段，通过对灵宝城烟、北阳平、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槐树、南阳黄山等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同时，开展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推动了对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明化现象等的深入认识。其中，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三重环壕、大型院落夯土基址、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夯土祭坛、经过严整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双槐树遗址与周边同时期的西山城址、大河村遗址等遗址群，可能共同体现了区域初级国家文明的形态，或可称为“河洛古国”。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原址展示的原始居住房屋建筑基址

　　“夏文化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4300年至3800年之间的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以探索中华文明的成熟形态——夏王朝的诞生和发展过程。继续对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巩义稍柴等城址及新发现的叶县余庄、淮阳时庄等聚落遗址开展工作。其中，平粮台城址方正的布局、规划严整的房屋、完整中轴干道对称的格局和完备先进的排水系统等多方面，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先导性的突出价值；叶县余庄遗址已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墓葬60座，其中大型墓方向、面积相近，成排分布，且均随葬数量较多的成套的陶礼器，这些现象反映出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已形成具有较为明确礼制色彩的墓葬制度；属于新砦期阶段的淮阳时庄遗址为新发现的功能单一的遗址类型，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能力的强化或初级“国家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周边聚落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对进一步深化认识二里头都邑布局、功能分区、大型建筑、墓葬形制等内涵，二里头中心都邑与周边聚落之间的关系，揭示二里头国家形态等增加了新的考古实物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尽管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探源考古工作开展得最早、研究也相对最系统，但仍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和空白，需要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才能不断地取得新的研究突破。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