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的文明史，又可细分为文明起源史、文明形成史。

　　长江下游地区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前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核心所在，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实证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简要叙述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发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作用。

　　一、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

　　繁昌人字洞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存，出土了大量灵长类动物化石、石制品及骨制品等，将中国古人类生存的时间提到了距今200多万年前。除了人字洞遗址外，长江下游地区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南京汤山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35万年），以及长兴合溪洞遗址、苏州三山岛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作为人类起源研究的重要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一系列的相关考古发现，为探讨亚欧大陆人类起源、早期人类扩散及演化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一万年的文化发展史

　　上山遗址发现于2000年，距今约1万年，上山文化命名于2006年。上山文化遗址群发现了迄今中国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将长江中下游栽培稻的历史上溯至1万年前。上山文化还发现了“远古中华第一村”，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表明当时的上山先民已开始进入较为稳定的农业定居阶段。

　　经过二十余年的考古实践，上山遗址群所代表的原始农耕与定居文化，证明农业起源在我国至少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也拉开了中华万年文化史的发展序幕。2022年5月，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工作正式启动。

　　三、八千余年的文明起源史

　　1、农业初步发展

　　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仍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但已开始使用骨耜等农耕工具，出现了耜耕农业及人工饲养家畜，属于攫取经济向种植经济的过渡阶段。还发现了迄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中国年代最早的漆弓，玉璜、玉管等玉器，骨针、骨锥、三孔骨笛等骨制品，表明这一时期手工艺水平取得了初步的发展，精神生活也逐渐丰富。

　　因此说，距今8000年前后是“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的重要形成期，也是探索以“南稻北粟”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起点。

　　而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及水井（蓄水坑）、水塘、水路等相配套的灌溉系统，则是我国首次考古发现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揭开了对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序幕。以水稻田为代表的农业起源及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分化产生

　　随着史前社会的发展，贫富及阶级分化开始明显。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社会分化实例之一是距今约5800年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其中被称为“崧泽王”的M90，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墓葬，力证了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

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葬M90 作者/供图

　　四、五千多年的文明形成史

　　良渚古城作为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史前都邑，以三重城环的巨型城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及权贵阶层大墓为特征，出现了以成组玉礼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与礼制系统，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社会复杂化的高级阶段，出现了区域王权，在距今约5300年率先跨入文明社会，并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中华文明由此正式形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也于2019年7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化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神徽 作者/供图

　　从现有考古成果看，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200多万年前就已有古人类生存活动，其文明化进程奠基于距今约1万年前后、起步于距今约8000年前后，而在距今约5300年则率先进入了国家阶段。长江下游地区依靠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完整演进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全程。

　　通过近百年的考古实践，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中国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中国最早的社会分化实例、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等诸多重大成果，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考古学三大研究课题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总结的中华文明形成历程基本一致，而且在每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实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贡献了独特、重要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未来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苏州市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