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的消息引起国内外相当不平凡的重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进行了报道或专访，“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几个大字，牵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引起国外同行的高度重视，这正是历史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在“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中的生动体现。这里，我想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就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文化认同与创新是红山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传统意义上的红山文化，是因着距今6500年左右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素面陶集团中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越过燕山进入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并将土著赵宝沟文化居民驱赶到了西拉木伦河以北后，二者相互吸收对方元素而形成的一支以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泥质盆钵壶及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从人群构成角度包含了以西拉木伦河为界，隔河而居的土著居民和后冈一期文化移民两个不同的族群。

　　今天的我们是在发现了他们保留在制陶技术传统上的差异基础上，才得以将他们辨识开来的。在同时期各文化普遍采取排他性扩张的同时，原本就是由于这种形式的扩张而形成的红山文化中的不同族群，一经达到势力相对平衡，即开启了千余年寻求文化认同和族群共生之路。

　　红山人的文化认同可以区分为对显性符号或标志的认同和价值取向的认同两个方面。考古发现的显性符号或标志的认同主要表现有生活器具、房屋建筑、墓葬形制等方面，比如基本不掌握泥质陶技术、器物造型单一的土著居民学习了对陶土进行淘洗，仿制盆、钵、瓮等器型以及绘制简单的彩陶；而后冈移民，或因为辽西含砂的土质难以制作他们传统的三足器，抑或为着与土著实现更多的相似性进而减少冲突，放弃了用鼎，改釜的圜底为平底器，仿制并使用土著传统的筒形罐和斜口罐，并且也在器表施加之字纹。之后他们又同步学习黄河中游的器座、深腹盆以及由简化鱼纹演变来的彩陶元素。土著人还学习了在房屋内设置瓢形灶，后冈人则学习土著在墓上积石和石构墓穴的埋葬形式。反映不同族群的居民外在的生活方式日趋一致；价值取向的认同则表现在由物质文化反映的精神层面，如宗教信仰及与之相关的仪式等，比如龙的信仰和对女性的崇拜都是土著的传统，到红山文化时期，龙形象及各种造型的女性形象变得十分普遍。

　　红山文化居民通过文化认同，加强了基本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不同族群间彼此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也使得伴随着认同的创新迅速得到推广。在西拉木伦河两岸普遍出现；后冈移民创制的墓葬围以筒形器的祭祀方式也很快反馈给土著居民，成为他们共同的习俗。还有结构上主次分明的土木结构建筑，石构建筑，陶器制作工艺中的慢轮修整、彩陶图案中组合型彩纹普及大型泥塑、陶塑和祭器烧造术等。

　　二、红山文明是中华文明有明确谱系关系可追寻的直根系源头

　　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中游以绳纹陶为特征的仰韶系统半坡文化发展到顶峰，西阴文化崛起，他们相继一路驱赶着先期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和晋中晋北的后冈移民北上，最终在距今5600-5500年左右，西阴人挫败内蒙古中南部的半坡后裔白泥窑子文化居民和燕南的后冈人，直接与红山文化接壤，其结果导致了后冈人和白泥窑子人不断退入辽西，引起红山文化面貌明显变化，区域内原有的族群平衡也不断发生变化，族群进一步复杂。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及其后遗存中表现出来的近千年分别存在于西拉木伦河两岸的不同制陶工艺的融合，牛河梁、半拉山、草帽山等各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形象各异的人物造像都说明了晚期红山文化区域内原本相对稳定了的族群的交融更加复杂化，族群碰撞融合加剧，社会资源出现重新分配的要求。

　　近千年文化认同与融合的基础，造就了红山文化中不同族群间彼此物质文化的接近和趋于一致的信仰已然成为了他们互相依赖和共存的积极纽带，认同带给红山人巨大的凝聚力并成为激发其无穷创造力的精神源泉，使红山人有能力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选择认同优先，创制了超越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基础上的公共权力。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和以女神形象表现的祖先神，正是这种新事物产生的背景，红山人以传统的丰产巫术中作为道具的女性形象为基础，创造出来的表面上带有血亲色彩的祖先神形式，本质上却是为着寻找不同族群的共存、秩序、和平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的一种地缘上的共祖的形象。自红山人在牛河梁建女神庙起，红山文化便开启了她文明的历程，而年代上较女神庙略晚的牛河梁各个地点积石冢中埋葬的是红山人内部各小集团的近祖，他们在积石冢近旁的祭坛中接受着后人的祭祀和缅怀。这种在牛河梁遗址中由庙宇中大小和位置不同表现出来的神的世界的等级化和各地点墓地明显的单元界限，各单元集团间大小、强弱等不同层级的分层结构、以及由积石冢中墓葬形制和玉礼器表现出来的现实社会的等级化，作为超越了血缘氏族社会和单一族群的公共权力的表现，成为红山文化进入了文明的实证。

　　而直接参与这个文明形成过程的文化集团，正是由考古学上所知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分别以使用之字纹陶器发端于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使用绳纹和彩陶发端于渭河流域、使用素面陶发端于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三个不同谱系的文化集团成员共同创造的，而他们是构成了之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族群集团，所以红山文明是中华文明有明确谱系关系可追寻的直根系源头。

　　红山文化中近千年的文化认同，是红山文明诞生的基础，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合、求同、共生的精神追求。

　　三、龙崇拜和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精髓

　　辽河流域自古就有龙崇拜，它来源于图腾崇拜，因此最早的龙形象尚未完全与动物原型区分开来，之后通过羽化的龙体来表现龙脱离现实进入幻化的神的世界的状态。

　　红山文化时期随着文明化进程的深入，龙的形象趋向定型化，突出表现在龙体、龙鳞形态的定型化，龙体以修长、环转、一体来表现，龙鳞以重环来表现，而龙头部分开始向脱离原型动物特征的多元化转变。同时，对龙的占有发生了向特殊人群的倾斜甚至被特殊人群独占。所以，龙的形象和观念是红山人族群结构复杂化和权力等级化的表现。

　　玉被认为是具有通神功能。红山文化玉器不仅造型灵动、寓意深邃的特点，且已经具有了礼器的性质。玉器在牛河梁各类不同等级墓葬中表现出来的有规律的组合差异，且分别与不同规模的墓葬结构相对应，以玉为礼是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写照。

　　龙崇拜和玉文化既是红山社会中不同族群互相依赖和共存的精神纽带，也是认同背景下，协调不同血缘群体，实现不同族群秩序化的力量源泉。所以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能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精髓，成为中国人之所以自称为龙的传人的根本所在。

　　四、红山文明化模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源性

　　红山文明化进程存在着区别于中国其他区域早期文明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

　　红山文明的发生虽然必须以红山文化内部因素为基础，但红山文化本身并未在物质文化发达和军事强大上做好准备，红山文化超越氏族组织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诞生，与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整体格局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其时她要面对的不是族群内部成员的分层，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军事统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难以找到如中原地区那样的中心遗址和城，也难以发现如长江流域那样丰富的斧钺类武器，亦即红山文明缺乏经济层面或军事层面的基础。

　　长期的认同造就了红山文化中不同族群间彼此的适应性，趋于一致的信仰包括仪式，成为他们互相依赖和共存的积极纽带，而当时已经存在的宗教人员掌握了通神的资源和能力的事实，是红山文明在实现权力集中的道路上唯一的选择，走集中神权之路，以玉辨身份明等级，以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社会中世俗的等级权力，实现公共权力，最终成就了红山人在超越了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基础上的地缘性公共权力的诞生，这是我们解读坛庙冢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的依据。

　　红山文明鉴证了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就具有和合包容的文明观，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以文化互鉴超越文化冲突，以文化共存超越文化优越，是其得以在文化激荡中先走一步的根基。

　　考古学有责任向世界解读红山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人文底蕴。同时也更有责任向人民解读、向社会解读，在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同时，实现古为今用、历史的经验为今天服务。辽西地区特色的地理环境和不同文化单元交汇的节点优势，是红山文明认同与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古有之今仍存，包括红山文化，乃至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经验都值得深入研究，这是党赋予考古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与责任。

　　（作者系辽宁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