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指求和谐，讲和睦，行和顺；“不同者”，指不违道而相谋，不无原则苟同，不委曲以求和。“和而不同”既是君子之道的隐喻，也是中华文明的要旨，更是中国式全球化探索与重建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点。

　　“和而不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样态，符合天之“道”。宇宙是一个和合相生的整体，在天地间的“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中，“量子求和”是万物演化的构成性本质。现代物理学证明，量子是万象宇宙的最小“构件”，所有的物质与生命都是量子的聚合体，而量子世界里每个粒子具有无数条路径穿越“设定”测试通道实现其“求和”式聚合的特性，量子纠缠的“远距相关、瞬间同步”正是其“求和”本质的昭示。

　　“和而不同”是社会融合发展的文化基因，符合人之“道”。世界是一个和合共生的家园，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类群求和”是呈现“战争—竞争—竞合—和合”演进轨迹的总体性规律。[1]人类作为具有“类群”规定性的“类存在”，在共时态上是“共生”“共建”“共享”的，在历时态上是有着从暴力转向非暴力的“和合性”趋向的。数千年文明史，已使人类一步步从相互残杀与争斗中超拔出来，不断构建起“地球村”中和合共生、和衷共济的多种样式的命运共同体。

　　“和而不同”对“量子求和”规律的昭示与“类群求和”价值的彰显，既表达了中国人追求“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社会理想，也表达了中华文明对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包容性与互鉴性。中国人历来重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承认文明的共生多样；也历来重视“合羹之美，在于合异”，提倡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自古就形成有“协和万邦”“止戈为武”的王道传统，春秋时期有世界上最早的国家间会盟制度，秦汉之际有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唐朝以降有与周边国家间互惠自愿的朝贡关系。在与世界共处中，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内敛与防御，“重和”多于“尚争”，追求“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用“挑战—应战”模式解释了数十种文明兴衰之因，发现正是“和而不同”的生存方式促成了中华文明“有挑战又能应战”式的绵延与昌盛。

　　“和而不同”越来越被国际人士所认识、赞扬与推崇。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在比较中西文明时，特地把中国的围棋棋谱画到书上，强调围棋的共存求胜的“战略灵活性”与国际象棋全胜全败的“目标专一性”不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国际象棋是通过不断地“吃子”，令对方走投无路，而绝对地“获全胜”；而中国围棋通过不断地“占空”，令双方都有活路，而相对的“积小胜”且以占有微弱优势者为胜者。[2]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岚安认为，“和谐”“大同”等词语正是区别于“国际”“安全”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而彰显出其“规范性软实力”，以“天下”视野来认识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世界未来存在着基于天下体系观的“中国式和平秩序”的可能性。[3]

　　“和而不同”其最大功效是能消解“异质性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难点，在于“如何对待现存的不同层次的‘异质性’因素：既包括文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等种种异质的历史性遗在，也包括因历史、地缘、利益、资源、制度、方式甚至误解引起的冲突与对抗而转化成的异质的现时性此在，也包括因对未来走向持有不同图景与追求的异质的可能性彼在。”[4]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常常以霸权立场，实施对异质世界的独断、强制、排斥与打压，惯用自身价值观与制度尺度去判定他者，其“霸权稳定论”的实质是“霸权自利论”。欧洲则在“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一体化历史进程中，面对异质性冲突，形成了“契约式”“法理性”“机制化”为特征的让渡主权策略，较之美国更为包容、共享与合理。

　　相比之下，中国解决异质性冲突的努力与贡献更具独特性。如：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岛屿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方针，处理香港、澳门回归的“一国两制”方略，处理大国关系的“不冲突、不对抗”“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原则，处理国际事务的“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全球安全观”的倡导等。柯岚安认为，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变化，均是用整体性思维解决异质性问题的典范，体现的是利用差异的模糊性而达到“和而不同”之“大同”境界的一种有内在逻辑的灵活方法论。[5]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落差。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人类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全球化浪潮与逆全球化回波相互冲撞，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肆虐，俄乌冲突持续不停，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人类再次徘徊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人类未来究竟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相互竞合？还是“中国式全球化”与“美国式冷和平”相互博弈？抑或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即小圈子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的竞合与替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扑朔迷离的乱象纷呈，消极人士认为，这是“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挫折”；积极人士认为这可能是“深度全球化”“再全球化”的开始，是一种“选择性全球化”的到来，是“替代型全球化”向“互补型全球化”的回归，或许这更可能是“中国式全球化”的开启。[6]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专门探究了“当今时代能否建立世界秩序”。他认为，“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取决于能否形成“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与“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7]“和而不同”正是以其所特有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世界提供了普世性的“和文化”与理想性的“秩序观”。“和而不同”将改变信奉暴力的理念与以武力为基础的“均势”结构，转向信奉协商的理念与以和合为基础的“共赢”结构；将改变利益占有为前提的、以霸权式干预为特征的“权力算计”，代之以命运共同为前提的、以参与式治理为特征的“互惠和合”。事实上，中国正通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的努力构建，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和而不同”蓝图的实现，需要有世界各国的共识与践行，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建。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国策，与周边国家更加和睦，与地区性大国关系更趋和谐，与世界性大国保持“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为世界提供更多经济与文化上的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负起更多的责任。“和而不同”作为中国式全球化的价值基点，终将成为支撑世界秩序的新核心理念，为世界持续性和平提供合法性基础，更为世界多样化发展提供凝聚力源泉。

　　注释：

　　[1]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55-56页。

　　[2]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6页。

　　[3]柯岚安、徐进：《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49-56页。

　　[4]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31页。

　　[5]张锋：《“中国例外论”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89页。

　　[6]余潇枫：《非传统战争抑或“非传统占争”？——非传统理念3.0解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第203页。

　　[7]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XIX页、第489页。

　　（作者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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