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内外危机，并日益呈现保守和僵滞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在“东弱西强”的总体格局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开始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的势变和“东西平视”的量变，对国际规则的调适提出了新的刚性需求。

　　在此背景下，始于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的国际新旧秩序过渡期进入了高度不稳定的加速阶段，“美国单极”和“新罗马帝国”已成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昔日呓语，国际失序开始从悲观主义者的想象变成了所有人见证的现实。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全球化使各国得以巩固信任、加强合作的，那条被阿克赛德罗称之为促进人类合作的“长互动链”渐趋消解，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合流的逆全球化强势抬头。三十余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商品、人员、资本、技术、信息的自由流通开始被新的形形色色的壁垒阻隔。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以及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赤字不断滋长。

　　更关键的是，冷战在物理层面的终结并未自动带来冷战思维的退场，反而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国际安全的“泛政治化”和“再意识形态化”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制度竞争”“制度对抗”作为话语、战略和政策都在重新回归，国际政治的“新冷战”“新两级”时刻已经可见清晰轮廓。一个体现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可能回归战争的“卡尔时刻”正在浮现。

　　此时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和冷战结束后逻辑不同的钟摆运动，以生产、交换、消费循环为中心，以合作为主的地缘经济的良性竞争正在被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特征所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势回归，追求国家物质利益日益被主要大国列为绝对优先方向，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均衡重新被视为构建全球秩序的基本原则。

　　作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和理查德·奥布莱因（Richard O’Brien）的“地理终结论”所假定的国际制度同质化演变思想的对立面，美国政治学家肯·乔维特（Ken Jowiitt）当年所宣称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进入不可预期的“再次失序”时代的预言重新被唤醒。国际社会可能正如他所言，开始进入一种“日益陌生、复杂且危险”“现有的边界会遭到破坏和改变”的“创世纪环境”。

　　俄乌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正在从一场欧洲继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转变为具有深远全球影响的“乌克兰陷阱”，其似乎难以避免的长期化或已成为更持久的国际失序的最重要表征。俄罗斯2016年就警告，国际形势处于“战前状态”，如果相关大国处置不当，新“三十年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更深层次上，一个源自19世纪、被巴里·布赞等学者认为借助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三要素而塑造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日常生活的“全球转型”已经走到了极限并在新的“全球转型”起点上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正经历并见证着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从欧洲到欧亚，从中东到非洲，从亚太到拉美，每个地区都有多个国家不得不在更为严峻的发展环境中经受着内外双重挑战。更糟糕的是，面对全球权力格局的新变化，美西方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制度政策上，都没有做好准备。

　　“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对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考验的不仅仅是不同国家的动员能力、应急能力、治理能力，更在呼唤全球政治家化解危机、增进信任、促进合作的胆识、智慧和远见。找到重建“长互动链”或创建新的替代性“长互动链”的路径和方法，变得越来越迫切。

　　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嵌入这一理念的“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实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支持与认可。

　　一方面，这和中国日益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角色变化有紧密关联。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正从此前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这一基本场景向“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的前景转化。这标志着中国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客体变成了主体，从受动者变为施动者，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转型为改造方。换而言之，中国正在从对标、接轨西方标准的“国际化”，向基于自身主体性和本土经验，逐渐向国际上推广“中国方案”的“化国际”阶段转变。至此，中国完成了从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到将自身发展经验“嵌入”其中，以及开始用中国方案“引领”世界发展的功能性转换。

　　另一方面，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包容性、开放性、合作性而外化为各种务实合作议程可以带来互利共赢结果有紧密关联。

　　在价值立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人类和平、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的理想，寻求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的霸权结构和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新格局，而不是用“中国中心主义”替代“西方中心主义”，以“新中华帝国”替代“新罗马帝国”。为此，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配套的价值体系。

　　在认识论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不分大小，文化不分种类，文明不分优劣，都可以对新的“全球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在规范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改革开放以来多数时间里中国过于侧重在中国特色语境下的特殊主义发展路径，开始重新阐释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以及世界经验的中国价值，从而提出了嵌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结合的规范标准。中国不谋求“世界中国化”，不致力于输出“中国模式”。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中国经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世界经验本土化”和“本土经验普遍化”的共同结果。中国所提供的是中国发展背后的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律性思想，而不是特殊经验。

　　在生成过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核心诉求，高度重视对话、协调和妥协的艺术，强调各国和各种发展模式通过对话、竞争甚至是激烈的思想对抗，在相互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前提条件下，寻求“重叠共识”，而不是一方将自己的思想、理念和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强加于另一方的过程。

　　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曾经两次讲过中国人应该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已经到了中国可以并且愿意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时刻。在“为人类谋进步”这一战略议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为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新思维和新方法，并日益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如何化解国际失序，如何为新的“全球转型”提供方案，需要我们更有战略耐心、战略视野和战略深度，需要我们在“稳”字和“实”字上狠下功夫，内圣外王同步推进，才有可能真正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话语化为现实。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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