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举措，我国产业结构从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率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含量、高利润率方向的优化转型初具成效。但面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提高、信息化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各种有形和隐形的贸易壁垒日益增多等现实挑战，为了应对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与发达国家“高端压制”双向挤压的现状，持续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这要求我们既要做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做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在双碳目标愿景的牵引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程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双碳”目标也成为促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新动力。

　　工业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的主战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新支柱，也是提升产业体系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领域。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必须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减碳压力将倒逼产业转型和升级，并刺激绿色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为了实现节能降碳的目标，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供应链管理等方式都将带动产业技术的进一步改造与创新。通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挥技术、信息、数据、知识等生产要素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作用。

　　我国在新能源领域已初步形成健全高效的风电、光伏和动力电池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此同时，能源产业的成本竞争力也在不断凸显。这些优势将为长期视野下经济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能源依托。通过推动太阳能、水能、风能、核能、地热能、氢能等清洁的新能源在生产、生活供给侧的广泛应用，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用能体系，并逐步提高产业体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各领域中的电气化水平。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现代服务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传统服务业与新兴服务业等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工业部门加速实现碳减排、碳中和的目标，实现生产与生活并举。

　　农业生产与发展对“固碳”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意义重大，实现“双碳”目标将成为未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在保障粮食与食物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促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降低农业生产能耗、运输能耗与农产品的储存能耗，提升农业提供减排增汇服务的经济回报收益，构建低碳农业价值的实现机制与路径，能够有效激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支持低碳发展的主动性。

　　未来的基建发展重点将是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的清洁能源生产供应、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将投资可再生能源等零碳领域、绿色和高能效城镇化的基础设施领域以及终端用能电气化作为中国绿色复苏的优先选项。这些领域的建设不仅能够刺激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能满足清洁能源应用与输送需求，构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良性闭环。

　　实现“双碳”目标，涉及经济社会全局，对产业结构的持续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应推动开展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产业结构转型战略与路径研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综合协调。通过创新低碳转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体现“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价值引导。通过激励机制放大低碳转型的正面效应，解决产业、企业成本提高问题，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减碳转型行动获得合理利益，倒逼碳密集型产业加速退出。在疫情后刺激经济加速复苏的现实压力下，要坚守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定力，严格控制煤电、煤化工、钢铁、炼化等碳密集型行业新增产能，将碳排放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来指导完善产业政策，引导新产业准入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商品的供求关系变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动力，应加大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低碳转型、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引导居民实现消费需求向低碳方向转换，在绿色消费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转移是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发达国家通过将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本国排放水平的下降，实现了所谓的“碳中和”。我国在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区域协同时，必须将重点放在技术突破而非简单的产业迁移，通过低碳和零碳技术的大范围应用来探索全新的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