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兴市场国家推动下、在科技革命引领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格局都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和变化，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与此同时，公共卫生威胁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恐怖袭击频发，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统筹政策引导与法治保障、统筹应急处置与常态防范。

坚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既要重视传统安全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形成了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思维，充分体现了国际国内环境所面临的深刻变化。当今，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方面，传统安全威胁会直接辐射至社会、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面对生态、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果治理不力造成社会动荡，则会给霸权主义国家以可乘之机，进而针对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攻击。第二，有些安全领域（例如经济安全）本身就同时具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要素。因此，应当舍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独立的旧理念，树立系统思维与全局观念，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放在总体国家安全高度一起把握、一起部署，实现对全球安全威胁的全面应对。

坚持统筹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

　　不同于以国土、政治、军事为内容的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社会生活更为直接、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因此，社会公众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敏锐感知者，同时也是规模最大、潜力最强的治理主体。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力量以监测、预警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够最大限度地将风险化解在源头。

　　当然，社会公众的参与虽然能提供更广泛的力量和智慧，但非传统安全工作并非单靠直觉、感觉和经验就能完成，其需要系统的知识积累，以及规范性、制度化的指引。另外，政府具有规模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宏观战略意识，能够持续地、有计划地、规范地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因此，应构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治理格局，以全面、高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一，在风险防范领域，社会力量应当深度参与。由于风险防范工作涉及面广，政府自身人力、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并非此工作的唯一主体。社会公众是由各行各业群体组成的互动系统，对于各类安全风险有着最敏锐的感知力，应当深度参与非传统安全的风险防范。第二，在危机处置领域，社会力量应当适度参与。危机处置需要集中动用国家资源，政府应发挥其资源调配的优势作用。社会公众可以参与现场秩序维护、救助等工作。第三，在责任追究领域，应以国家力量为主导。责任追究多涉及法律判断，专业性极强，普通民众不具备相应知识储备；同时从法理上讲，审判权只能由宪法确立的审判机构行使。因此，应由国家力量处理非传统安全事件的责任追究问题。

坚持统筹政策引导与法治保障

　　政策具有灵活性、主动性，强调效率，行政主体涵摄范围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非传统安全工作的综合性相契合，且上下级为领导关系，决策统一、权威。但由于政策从酝酿到出台公开程度不高、证据规格较低，容易导致权力出笼、威胁民众合法权利。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的特征，司法主体专业性强，且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审理案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性。只有在法治轨道上制定、实施政策，才能使得非传统安全工作不脱轨、不跑偏。

　　因此，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以法治为基础，建立政策引导与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国际规则、秩序与法治的视域内，则应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推动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型，不断提高国际法的权威地位；尽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为全球治理提供明确、统一的标准。同时，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国际法建构适合于本国的政策安排，在统一的框架下体现本土特色。

坚持统筹应急处置与常态防范

　　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潜在性与突发性，表现为逐渐累积、突然爆发。一方面，常态化防范具有必要性。非传统安全事件一旦爆发，往往烈度极高，有的甚至会波及全球难以遏制，此时再予以应对往往为时已晚。另一方面，常态化防范具有可行性。只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便可以及时发现非传统安全威胁苗头，并将之消除在萌芽状态。当然，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无法百分之百地避免非传统安全事件的爆发。任何对事前防范措施的过度自信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此，应当建立以常态防范为主，以应急处置为底线的保护机制。第一，非传统安全各领域的职能部门（例如，金融领域对应央行与证监会）应建立风险预案、评估与报告制度。即在宏观预案的指引下，定期收集数据信息，对本领域风险的危害性与发展态势进行评估，并向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第二，非传统安全各领域的职能部门应建立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习训练，模拟实战场景，提升危机处置能力。

　　（冯卫国，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教授；陈本正，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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