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在整体性推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等发展鸿沟问题，并成为影响全球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致辞中强调，要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相互尊重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发展鸿沟

     今天，全球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全球收入差距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大的。最新公布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过去20年里，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底层的50%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翻了一番。虽然全球化带动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一度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目前，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追赶速度已经有所趋缓，由2010年前的10%逐渐下降到了2015年后的1%，特别是新冠肺炎暴发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反升力度整体超过了新兴经济体，两者之间一度接近的经济总量又可能再度拉开。联合国的《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在全球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发展中国家。就各国国内而言，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高位，特别是疫情后“K”型反弹也会进一步拉大差距。仅以美国而言，国内0.1%人口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7%上升到了目前的20%。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快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业已存在的数字鸿沟会进一步扩大，并从而影响到全球发展。1990年，在数字鸿沟概念正式提出之前，托夫勒就提出了“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

     2021年11月，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报告指出，据统计，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增加了人们使用网络的频率，预计2021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将从2019年的41亿人激增至49亿人。但是全球仍有近30亿人口从未使用过互联网，这一数字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7%。调查显示，在未使用过互联网的人群中，大约有29亿人来自发展中国家，约占总数的96%。此外，在被算作“互联网用户”的49亿人中，仍然有数亿人因网速过慢或使用共享设备而很少上网。即使在全球经济第一的美国，也还有2000多万人没法上网。这种数字鸿沟不仅导致大批无法上网的人在数字经济时代失去发展机会，而且还会因科技的“创造性破坏”而丧失现有的工作岗位，社会阶层差距不断扩大并日益结构固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生产、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软鸿沟”也非常巨大。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制度和道路选择方面也长期缺乏自主性，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背景下，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负面影响

     全球发展鸿沟的产生，既有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发展战略选择、内部国家治理等方面自身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由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所造成。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长期处于发展的“外围地带”，缺乏民族工业起飞的资本积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占有的优势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建立起来的一套有利于其自身的“游戏规则”。他们不仅在国际分工中利用自身在技术、研发、品牌、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垄断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土地等低端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并通过自身努力迎头赶上时，又采取各种措施企图使后发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长期锁定在具有比较优势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品和生产环节上，陷入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国民福利并未上升的“贫困化增长”境地。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技术的封锁和脱钩就是明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运行日益“金融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频发，而发展中国家因其经济实力有限，加之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其遭受金融危机的次数和深度都较发达国家严重。根据IMF资料，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次数四倍于发达国家，危机直接损失占GDP的比重也比发达国家高出2到3个百分点。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了全球的价格和资源分配体系，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剥削形态。近几年，美国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日益的两极分化，其实就是金融的恶性通胀的结果。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也因美西方大国不负责任的金融政策而被不断“薅羊毛”。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美日欧央行就多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通过债务货币化向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实施了史无前例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同时在经济率先回升后，又立即采取缩表加息，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将通胀压力传导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延滞了其复苏进程。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报告预测，2023年，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将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将比疫情前低4%，脆弱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产出将比疫情前低7.5%至8.5%。

全球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针对全球化发展出现失衡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就是要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面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要克服发展鸿沟，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推动解决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这里的空间，不仅是指地理空间，也包含网络等新空间。目前，全球70亿多人口，现代基础设施可及人口只有30亿。没有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网络、电网等现代基础设施的联结，将近世界一半的人口将永远无法参与到全球分工之中共享全球发展机遇。事实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就是为了推动全球共同努力解决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麦肯锡预测，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占到全球GDP增长的80%，为世界带来30多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基础设施能力，而且还事实上带动了全球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据统计，2013—2019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以贷款形式投入了约6000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世界开发性银行共计约5000亿美元贷款总额。全球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助于破解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困局，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创造条件。

     其次，要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努力缩小全球发展的南北差距。由于历史的原因，全球发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南北差距，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不仅不符合人类公平正义的共同价值，而且作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有效路径。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合作中要重点关注最不发达国家。不让一个国家掉队，就是要补上这块全球发展鸿沟的最短板。长期以来，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维护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G20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

     再次，要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制度、科技等知识性领域的依附性。由于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很多国家长期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经济溃败的恶性循环而无力自拔。同时，发展中国家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多以模仿发达国家技术为主。这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即使有所发展，也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无法实现有效赶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为此，中国积极促进与发展中国家一起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并通过南南合作来加强知识分享，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2016年，中国专门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以领导力、发展经济学以及国家与发展三个模块，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培训。2017年，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式启动，旨在交流发展理念、促进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2018年，中国又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要倡议。目前，金砖国家在海洋与极地科学、半导体照明、天文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等若干专题设立了科学工作组，由金砖国家的52所高校组成了“金砖国家大学联盟”。这些合作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合作，特别是在难以独当一面的领域内共同推动知识生产、创新和数据分享，从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提升金砖国家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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