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全新探索、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波澜壮阔的拼搏实践告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鲜明的理论品格

　　毛泽东指出：“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治乱循环的历史，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发生了质的变化、方向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酷的社会现状，知识界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推崇的西方价值理念，因“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之肆意践踏，而在国民心中彻底破产，使得探索新思想的氛围空前高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惊喜地发现，“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

　　在20世纪初各种“主义”喧嚷纷争的舞台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渐渐为思想界所瞩目。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启蒙和洗礼，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学统”“道统”和“政统”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条崭新的建党救国之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渐次明晰；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可以说，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根本主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斗争向来是英勇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中小，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几乎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在此指出的两条原因，其指向实际是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政治上要实现民主化，经济上要实现工业化。惟其如此，才能去面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之内生的两大任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正是基于此深刻的理论自觉、无畏的思想解放，正是真正从此根本立场出发，中国共产党以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理论自信，跳出了历史周期率，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实践特征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面临着历史性抉择，即中国走向何方？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开启了近代以来第二次启蒙运动。

　　以五四运动为标识的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其核心是以西方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如代议制、自由企业制度、个人自由等制度和理念移植到中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历史试验。可惜的是，这场历史试验无法找到“中体”与“西用”的契合点而处于中西拉锯战状态，最终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而中断。但是，这次启蒙引发的对中华文明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的思考，则通过70年后的改革开放而得以赓续和深化，或可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标识。

　　五四时期启蒙之重心，乃在于跳出传统的束缚，文章跳出八股，思想奔向理性，个人逃离家庭，企业崇尚科学，国家迈向民主，等等。但是，正如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所说，“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如果说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核心在于同阻碍现代化的“旧”传统的决裂，去探索煦育涵养现代文明的民族精神之源泉；那么，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核心乃是在于通过“计划”与“市场”、姓“社”与姓“资”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争锋，实现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决裂，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路。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取得，终归于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长时期高速发展并渐次转入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经济全球化自20世纪七十年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创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因其于实践贯彻中理解之片面性所导致的“增长压倒启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与经济、社会与经济间持久的张力，其背后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徘徊依旧。

解放思想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航向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为标志，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大幕。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在物质发展和经济体量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亟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破解高质量发展困境提供更加厚重的历史性人文性基石。换句话说，就是要赓续第一次启蒙运动中“救亡压倒启蒙”而中断的对于现代民族精神的不懈探索，纠正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增长压倒启蒙”所造成的非均衡发展，重构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牢牢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夯实新发展格局。其中之最为关键处，是必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文化发展根基。

　　西方工业化历程和人类发展史表明，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透过长时段的历史沉淀，起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比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统性地阐释了宗教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中虽有偏颇之处，包括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但总体上为探索经济增长过程这一从亚当?斯密至今而未打开的黑匣子，开辟了一条新的智识理解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坚持文明互鉴，筑牢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以贯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进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