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观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明的观点和态度，是对如何看待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问题的解答。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巩固长期执政的现实基础，又不断探寻文明发展规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系统的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体系。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特定理论语境、文化背景、实践根基和主体立场的产物，也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传统文明观构成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魂脉”和“根脉”；党领导人民百余年来的文明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得以生成的主体自觉。

　　关键词：文明观 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张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春130012）。

　　文明是人类发展趋势和进步状态的标志，“文明发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和其在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中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传承中华民族在文明交往中的思想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明问题的原创性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动和对文明发展态势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文明观超越西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认识，以其丰富的内在意蕴，为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指南。从学理层面分析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生成逻辑，把握其内涵要义、形成条件和体系构成，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和使命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更好“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一、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内涵要义

　　文明观是人们关于文明基本问题总的观点和看法，是关于文明发展的哲学反思。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孕育和形成于党推进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具有鲜明的政党特色和意识形态属性，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推进和创造人类社会新文明等问题，体现了党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坚持人民至上，遵循人民创造文明、人民发展文明、人民共享文明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较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最本质区别。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坚持资本至上，颠倒了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关系，为了资本扩张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至上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价值主线。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史观，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推动文明进步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离不开人民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孕育新文明的土壤、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是生成新文明的动力，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这个主体。“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以人作为文明的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集成创新，系统地回答了现代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等问题，致力于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期待和诉求。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观。“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文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实现了现代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转向，所形成的文明观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定向的文明观。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独特的经济发展状况、历史传统和文明根脉，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新运用，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日趋成熟并全面，认为应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单向度，推进各领域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文明构成要素的多维层次性，逐渐形成“五位一体”的文明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时空交织的整体性形态。按照文明论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成了“五位一体”文明结构体系，与其他文明形态相比更具协调性，不仅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也能够驾驭资本，更好发挥资本的自然属性，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工业模式片面发展经济，所引发的生态问题值得深思。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生态文明纳入文明发展的基本范畴，探索社会主义生态发展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绿化祖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科学的文明观。根据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文明发展进程是逻辑与历史、真理与价值、曲折与前进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视域下向世人阐释了文明的真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批判性维度之上确立了建设性维度，是符合文明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文明观。在文明发展的动力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问题的基本认识，认为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发展与文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直接结果，二者的矛盾运动及由此形成的历史合力，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文明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但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极易导致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先进文化发展要求，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土壤中滋长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大动力。作为时代进步和实践需要的产物，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顺应了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纵向文明发展规律；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新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文明探索提供了新选择，遵循了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不断创新的文明观。文明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随着历史向前发展，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对文明问题的认识也持续更新，形成了不断创新、致力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两个结合”时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表明这一生命体具有明确的界限范围，属于文化领域而不是经济、政治、生态等其他领域。“生命体”则彰显出其具有的活力和生命力，恩格斯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因此，相对于传统文化生命体而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种正在生成的文化形态，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是21世纪人类文明中名副其实的长者，“既没有发生过汤因比所说的‘摇篮地的转移’，也没有发生过在蛮族入侵冲击之后的中断”。“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这是得到考古学家们确证了的客观事实。但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坚守核心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以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吸纳、转化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随着时代的进步实现革故鼎新，呈现“守正创新”的发展智慧。“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将中华文明的精髓以现代文明形态展现出来。从“两个结合”的角度分析，新的文化生命体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性实践，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基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中起到根本支撑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着眼未来，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能够为中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提供文化支持，也能够以其内蕴的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为世界文化多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必要前提。古语有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继承“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治国理念，形成了和谐、包容的文明观。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和而不同”的文明观蕴含着人类文明新发展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的文化密码，不仅尊重万千世界的多元差异，而且通过互鉴、互补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促进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首先，平等互尊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任何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事关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此，中国共产党强调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理性看待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彰显了开放、包容的文明立场。其次，互学互鉴是遵循文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体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形成文明体系，不同文明之间互学互鉴不仅有利于完善自身文明，也能够为提升全球文明发展活力提供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关键就在于其极大的包容性，“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再次，对话协商是构建良好文明秩序的重要途径。不同文明间由于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文明观也不尽相同，由非理性文明观造成的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纽带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协商，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文明秩序。最后，包容共享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时代强音。璀璨纷呈的人类文明因多样而精彩，多样也必然会带来差异，当今世界存在的战乱与冲突一定程度上源于文明冲突。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合、同一的文明，中国共产党传承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海纳百川的包容特性，以宽广胸怀对待其他文明，体现了包容共享的文明观。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不同的文明观将会形成不同的未来图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标榜民主、自由，实则服务于资本权力，形成了狭隘、排他的现代文明。中华文明始终是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文明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具有胸怀天下的鲜明品格，秉持“以天下观天下”的传统观念，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融入世界发展进程，体现出以天下大治为己任的国际担当，所形成的文明观也始终关怀人类文明进步和全人类解放，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党之大”不仅在于组织规模，更在于胸襟大、担当大。70年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适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人类进步事业具有突出贡献。如今，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文明演进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的发展情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会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学说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观相结合，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中国式表达，最终目标指向全人类解放事业。

　　二、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形成条件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形成是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明理论的必然结果，也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引领文明发展和构建文明型国家的自觉意识。这种文明理想内化为党百年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基因，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发展和转化吸收，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立足实践对人类文明发展史进行整体性研究，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本质、文明进步的规律、文明的内在结构等，从而形成了关于文明问题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正是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文明建设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1.文明本质论

　　文明本质即“文明是什么”的问题。“文明”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使用率极高，其中关于文明本质的理解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界定为一种文化的形式，认为科学、哲学、艺术、文学等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如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随着他们的认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对文明的理解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恩格斯首次提出，“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虽然此处是假设性的语气，却赋予文明以实践意义和社会内涵，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文明的本质，实现了关于文明问题思维方式的唯物主义转向。而且，将文明看作社会的素质，一方面指出了文明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文明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明作为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对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成果在精神领域的积极反映，文明发展对社会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赞同摩尔根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认为文明时代是超越蒙昧和野蛮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最后，随着对文明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的本质定义为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可见在他看来，文明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增长有着同等含义，生产力进步为更高级的文明取代现有文明提供了可能。资本主义文明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同时，工人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家所窃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窃取了文明。

　　2.文明形态论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同一性。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形态，与之相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的文明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从而确立了研究人类文明形态的唯物史观范式。第一，传统社会的文明形态。主要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所存在的文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因此，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类由原始社会发展至奴隶社会便拉开了文明时代的大幕。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分析的文明形态。他们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既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相较传统专制文明的进步性和历史性作用，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同时也深刻批判了其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并从中找到通往更高形式文明形态的道路。第三，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在这一文明形态下将彻底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人不再受制于“物”的束缚，而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劳动也将回归其本真意涵，人们得以在劳动过程中充分施展自由个性，人类文明程度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最高阶段。上述文明形态的演进，表明了人类文明在历史形态演进上的连续性，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并不排斥实现路径的多样性，由于独特的发展实际，部分国家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越过一种或几种文明形态，没有固定的模式可言，体现了文明形态演进的多样性。从空间场域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范围内共存在古希腊罗马文明、英国文明、法国文明、德国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对于东方社会并没有太多介绍，因为如果借用西方文明的衡量标准，东方社会在当时阶段尚未进入文明形态，因而表述为“东方从属于西方”。

　　3.文明结构论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的“文明”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包括经济结构、精神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由于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结构还涉及生态领域，构成五种文明的内容结构。第一，物质文明是人化的社会实践及其产物，本质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决定着文明的性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人类只有在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其他文明，因此，物质文明起着维系人类生存和社会交往的基础性作用，既可以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可以为人的最终解放提供物质准备。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整体上受到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但精神文明自身的生产与发展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可能超前或落后于物质发展，这种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对物质发展具有一定反作用。同时，精神文明具有阶级性，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总体来看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第三，马克思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经历了由专制到民主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选举制、政党制和政权组织等现代政治形式，都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第四，马克思关于社会文明的思想集中于两个方面，广义来看，社会文明等同于文明发展全域，指文明一般；狭义来看，社会文明指社会关系发展中形成的成果，其中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等。第五，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了批判，他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需要以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前提。

　　4.文明动力论

　　文明动力论即对“如何促进文明进步”的回答。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文明演进的直接动力，二者的相互适应能够促进文明进步，当矛盾不可调和时，革命的爆发也会促进文明由低级到高级、最终向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发展。生产力作为其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文明形态变迁的根本动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二者矛盾的解决是文明进步的“助推器”。在阶级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斗争的结果是实现向更高阶段文明形态的进步。第二，科学技术是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们越来越发现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它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可以作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生产力，通过与工商业的结合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不仅能够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因此加速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速度。第三，社会分工是文明演进的前提。分工的出现使生产要素的整合与分配成为可能，并以一种更大的力量反过来促进社会进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指出到第三次分工时，人类即进入文明时代，同时他也指出，进入共产主义高级文明阶段后分工也会随之消失。第四，交往也是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认为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方面，作为文明演进的动力，交往又可以分为和平的交往方式和非和平的交往方式即战争。一方面，和平的交往方式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有利于促进文明要素的外部流动，在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商品交换刺激了社会生产，也由此促进文明要素的积累，成为文明演进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暴力、战争等将成为促进整个社会大调整的外部力量。

　　5.文明主体论

　　关于文明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少数精英创造论，坚持历史合力论和群众史观的观点，在肯定英雄人物对文明进步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认为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只有在人民群众参与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充分激发英雄人物的聪明智慧。他们以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社会历史过程”和“自然历史过程”的统一，而“社会历史过程”转化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中介是“行动着的人民群众”，即文明演进的真正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以自觉的劳动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进而走进“真正的普遍的”未来共产主义文明。作为塑造高级文明形态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也是文明发展成果的享受者，文明演进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类进步。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实现最后一个阶段的目标即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到那时生产资料以及劳动成果由全社会所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将不复存在，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实现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

　　（二）中华传统文明观是文化基因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是中华传统文明观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中华民族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个人道德品行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伦理为其提供了文化基础。

　　1.“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对整个宇宙和自然万物的总体看法，包含了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准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根植于中华农耕文明，体现了传统文明观的生存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价值上追求和合共生，主张“和谐”是宇宙万物并行不悖的前提；在认识论上以辩证法的观点认识世界，准确把握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在中华传统文明观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人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的生命本身、生命价值、生命法则等都得之于天地，人性与天道相合，其运行法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基于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在价值层面的追求即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相合相长，人要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将敬道慎为、顺应天时作为行为活动的基本遵循。“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只有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有助于人类生存和自然永续发展。从认识论上看，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宇宙、社会和生命的客观规律，那么只有正确认识它才能通达天地之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2.“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是在和合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从“协和万邦”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再到“天下大同”的理想愿景，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一脉相承。“贵和尚中”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指向，历史上，中国曾以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明圈。“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立足“天下”视野，在文明交往上追求和而不同，在文明发展路径上强调以教化人，消解华夏之辨，其内涵要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首先是天下为公的大公意识。古人所说的天下，关键不在于真实面积，而是一种世界意识，“中国古代人……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基于这种认识，古代仁人志士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大公意识，对统治者而言，天下为公追求的是民众的最大福祉，民心向背是政权兴衰的根本。其次是“仁爱感通”的平等性原则。“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主张“仁爱感通”的人道主义精神，遵循各国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以邦国间的和睦友好实现世界大同。儒学从治国理政到社会道德始终重视“仁爱”的思想，“仁爱”是儒家思想的首要规范，其中也蕴含着平等面向，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平等思想，“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忠恕之道等。最后是以德治天下的治理原则。“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体现了中华文明蕴含的王道理念，以“德”为政，“厚德”才能“包容”，才能养成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这对我们开展文明交流、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3.“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儒家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意欲调和持中”，形成了“以和为贵”的和合文化，“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文化在社会领域的重要表征。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便有了文明的雏形，随着人类分化为不同种族和民族，原始文明也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种文明多样性早已被人们所熟知，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社会文化理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仅蕴含着文明交往的基本准则，而且提出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于文明的求同存异。

　　中华民族向来注重和谐，“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关键在于以“和”的方式对待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有性格、年龄、能力等方面的区别，社会上也存在由于民族、宗教、职业等形成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差异，是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和谐有序的前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坚持自身原则的同时尊重他人想法；在社会关系上，主张在合乎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仍保留自己独立于世间的内在追求，不被外部大环境所同化。这种和合之道彰显了中华传统文明观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你输我赢”“非此即彼”的价值观有着本质不同，蕴含着人类文明新发展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的文化密码。中国共产党从“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中汲取智慧，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倡导各国在尊重各自独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多元文明的“美美与共”。

　　4.“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三字经》开篇便写道“人之初，性本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中华道德文明的集中体现。道德观是人们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系统认知，崇德向善的道德要求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血液中，“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形成了趋善求治和鲜明人道主义精神的文明观，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基于对人心和善道德观的遵循得出的结论。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体现为对个人之“善”与社会之“和”的追求，同时二者之间又是辩证统一的。内心的“善”引导人们心存仁善，在交往中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做到与人为善；内心的“和”引导人们处事宽容，家人之间要互相关爱，邻里之间要友爱互让，形成融洽的邻里关系。个人道德目标与社会道德目标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为家国天下的责任伦理和忠君孝亲的人伦价值，为古代中国实现社会和谐、家国同构创造了必要条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家国天下就成为中国社会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话题。儒家士子以积极的入世思想鼓励世人投身于社会，“是以君子以天下为忧也”，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以自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同时，家国天下的责任伦理也包含社会人的道德规范，人的社会性使得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必然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逐渐上升为一种内在的道德遵循，对文明型国家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彰显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局势复杂变化提出的中国方案，倡导世界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人类整体利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三）百余年文明探索是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具象化文明实践和持续性文明探索的产物，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把握。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文明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遵循文明发生、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对传承中华文明精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为形成科学的文明观奠定实践基础。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奠定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所谓的“一盘散沙”不只是指社会动荡，也是指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受到极大冲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带领人民破除西方文明的虚假主张、消解中华文明的糟粕论调，明确了新文明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首先，破除西方文明的虚假主张。西方国家立足工业革命优势逐渐从对内垄断转向对外扩张，并将资本主义文明标榜为“文明”的化身，“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先进分子逐渐破除对西方文明的盲目肯定，李大钊率先对欧洲文明权威发出质疑，提出“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强调不可一味地崇尚西方文明，更不能全盘照搬。党的二大制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揭示资本主义所主张的公平与平等，实际是掩盖资本实质的“口头禅”。其次，消解中华文明的糟粕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从“舍弃”到“重拾”的转变，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而是“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认识有利于矫正党内外忽视甚至抛弃中华文明的倾向，打破对中华文明糟粕论的刻板认识。最后，厘定新文明的力量来源。新文化运动的经验表明，新文明的建立不是依靠少部分人能够实现的，需要政党组织的领导，在中国即需要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领导力量。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文明观逐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一穷二白的现实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持续推进对社会主义文明的探索，提出了文明建设的若干原则，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路径遵循。

　　首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探索。基于当时物质基础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发展好物质文明，才能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尤为重视工业化建设。不仅提出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各种事业，而且要通过“一化三改”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工业化建设的有序进行。同时，加强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者的培养力度，更加注重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社会主义文明思想的培育，强调“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造的尝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内生性文化，有助于唤醒中华儿女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主动，积极投入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革除男尊女卑、封建礼教、官僚主义等糟粕陋习，立足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提炼中华文化精髓，从而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最后，对资本主义文明认识的深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再认识，不仅是为了规避资本主义文明弊端，也是为了认清私有制的剥削实质和西方民主的虚假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日臻完善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巩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延续社会主义底色，积极汲取以往时期文明探索的有益经验，结合新的时代任务，对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进行守正创新。

　　首先，推进文明体制改革。主要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一是重新研判市场经济的价值定位，不仅消解了人民群众对“市场”资本属性的固化形象，还明确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综合运用好“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二是将塑造更为系统的政治文明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任务，并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其次，实现对外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对外开放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因为封闭而丧失发展机遇，但要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既要汲取一切合理的文明成果，又要注重结合中国现实状况，不因西方论调消解中华文明自信。在世界依然存在暴力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开放始终传播和平主题，强调从对立走向共赢的新思路。最后，丰富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提升全民族的科学道德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更加成熟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共产党文明观进入成熟阶段，对文明构成要素和中华文明时代价值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主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应坚持整体协调。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五位一体”文明建构观，不仅丰富了文明的构成要素，也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具有方向性启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世界意义。

　　首先，彰显“五位一体”的文明理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表明，我国文明建设是致力于协调发展的文明模式。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两大创新性理念，总体上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文明观理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推进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文明建设上，提出要使“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的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尤为重视生态文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提出交流互鉴的文明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文明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提出平等、双向的文化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最后，强调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向，激活传统文化活力，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四）中国共产党担当文化使命的政党自觉

　　文明是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度。文明的主体是人，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人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那么，如果缺少作为主体力量的人，文明和文明形态是否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自主演进？答案不言而喻。主体对于人类文明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复兴就有了“主心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也有了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就是在党领导人民探寻文明发展逻辑、巩固文化主体性、担当文化使命的政党自觉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是文明观形成的必要条件。

　　1.巩固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首先要明确“主体性”的概念，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表现为主体将自身与对象相区别的基本属性。具体到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独有文化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具有自身鲜明的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的涌入使得古老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主体性也因此遭受侵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新的领导力量，最终目标指向建成文化强国。

　　第一，巩固文化建设的主体性。既要明确文化建设由谁领导，也要明确文化建设服务于谁的问题。张岱年曾说，文化是由能动的人创造出来的。巩固文化主体性，应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主体出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决定了党领导人民所建构的文化必然具有鲜明的人民主体意义，发展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这表明，文化建设的两个主体事实上是内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理所应当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第二，巩固文化内核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表现为一种文化长期不变的稳定结构，这就涉及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内核，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明实践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打破了沿袭千年之久的封建秩序，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也遭受冲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重新塑造、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自觉担负的重要使命。“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造传统。”面对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立足传统、吐故纳新，同时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2.担当文化使命

　　作为一个政党，首先要担负的是政治使命，担负文化使命需要更高要求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党派纷争激烈，忽略了自身的文化责任，无产阶级政党则意识到，“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推进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文化使命是其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的重要使命之一，也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的文化蕴含。“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接续加强文化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也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完善着中国共产党文明观。

　　回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文化使命作为一条重要线索始终贯穿其中，是党领导人民实现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的基本遵循。面对封建社会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人的优势就是文化初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在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就是革除旧文化，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立“文明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任务也由斗争转为建设，并将文化建设的范围由局部延伸至全国各个领域，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文化使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化建设被置于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的关键位置，诸多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市场经济衍生的负面效应等，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建设的难度，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文化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逐步推进也发展着党的创新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新的文化使命论”是其中的重要构成内容。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对“新的文化使命”作出明确规定，提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断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使命观一脉相承，标志着我们党的文化主动和对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相对过去时期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的高阶要求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着由“文化”到“文明”的质的飞跃，也赋予了中国文化建设以人类文明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3.增强文化自信

　　无论是形成中国共产党文明观，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需要坚定的文化自信，主要表现为主体对自身文明的信心，也是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和创新的精神动力。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形成了诸多文明形态，丰富多彩的多元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多彩画卷，西方国家将自身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范本，这有失公允。面对国际冲突、气候危机等问题，西方文明利益诉求的片面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崇尚和合精神，推进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彰显出世界意义，汤因比、塞缪尔·亨廷顿、斯宾格勒等西方学者也肯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考量与继承发展中，也体现在对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开拓推进中。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具有绵延的历史渊源，来自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自信、对中华文明历史贡献的自信、对中华文明未来发展形态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有着突出贡献，“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与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绵延不绝，也曾出现过诸子百家的盛况。“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孝悌忠信、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儒学的核心思想理念，至今仍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支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源泉。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生成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的辩证审视，深刻体现在对中华文明精髓的揭示、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概括、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目标的确立中，是从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信的重要一步。真正的文化自信既是指对本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也包括对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舞台上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成为常态，观世界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世界发展不能只关注某个部分，而应注重人类整体的命运与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整体的和谐与统一，是与时代需要相契合的文明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继承中华传统天下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是一种文明创新，其内蕴的整体性文明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维护和弘扬，成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价值尺度，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

　　三、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体系构成

　　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完备的科学体系，中国共产党文明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如何看待文明、如何推进中国文明发展、如何处理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在文明观上的具体表现。可集中概括为文明批判、文明价值、文明建构、文明治理四个向度。

　　（一）文明批判向度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坚定的文明立场，对于在文明上批判什么、坚持什么有着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既包含对中华文明的自我批判，也包括对世界其他文明的辩证认知，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指南。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当时国情和世界发展局势，批判“全盘西化”和“全盘复古”两种错误思潮，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正确方向。

　　对“全盘西化”思潮的批判。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将自身标榜为“文明”国家，大部分亚非拉国家被贴上“野蛮”或“半文明半野蛮”的标签。“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虽然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对“文明”与“野蛮”概念的使用受到西方流行话语的影响，但他在承认西方文明进步意义的同时，并不赞同其绝对优越性。列宁也认为，“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正是这种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非正义性，最终指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从日本求学归来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认为要规避其弊端，在中国“对偶式”建立“向上之文明”，即第三种文明。一战的爆发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意识到，西方国家包装粉饰的“文明”不过是掩盖侵略实质的外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文明的态度逐渐转为辩证批判，认识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创立新文明，才是救国的正确道路。

　　对“全盘复古”思潮的批判。中华民族在近代之所以惨遭蹂躏，明珠蒙尘，归根结底在于文化的落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给国民思想造成了禁锢，应对其消极内容进行改造。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因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正是由于他对孔子思想、阴阳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反思，引发了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毛泽东同志自称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那一代的学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认识到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主张对中华传统文化应持辩证态度，守住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同时“取外以资内”，促进中外文化融合。因此，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进行改造旧文明的活动，扫除旧社会留下的各种“污泥浊水”，建设新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扬弃和发展传统文化，利用优秀文化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科学指导，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意义。直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仍十分重视对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全面了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和运用。

　　（二）文明价值向度

　　文明观念包含着价值生成和价值认同，文明价值维系着文明观念，规定了文明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取向。西方文明基于资本逻辑构筑了“中心—边缘”的全球文明格局，形成“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带来了文明发展趋势的调整，一种“美美与共”的整体性文明观呼之欲出。中国共产党超越资本至上的文明话语体系，推翻“文明分优劣”的伪命题，主张不同文明之间不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而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世界范围内过去、现在以及即将形成的所有文明形态，都有其独特意蕴，“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

　　追求人类文明平等、和谐的整体性价值观。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在文明价值向度上的集中表达。文明是现代民族、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文明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但它“不断制造‘异质文明’的假说，通过征服、扩张乃至殖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必然带来文明的冲突和对抗，是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征服。中华文明主张和谐兼容，儒家向往“天下大同”、墨家提出“兼爱非攻”等，均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社会平等、和谐的永恒追求。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内主张五大文明发展的总体平衡，对外摒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思维，诉诸全球文明的共同发展、协同进步。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胡锦涛同志提出，“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各国共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也处于共生共荣的文明共同体，“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阐明的中国所提倡的文明价值观。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纽带，有利于在中西文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构建起平等对话的桥梁，平等地对待人类文明宝库中的所有文明，形成以肯定和尊重他者为前提的文明交流互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旨归。不同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内，资本是支撑整个社会的轴心，因此，资本利益最大化是西方文明观的价值准则，人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中国共产党文明观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在文明发展中更加关注人本身，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主体动力”的价值理念，在文明价值向度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将人民置于现代化建设的优先地位，让各种生产力要素服务于人的发展需求，通过对资本的有效利用使其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追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所体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旨归，推动共建美好世界。

　　（三）文明建构向度

　　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现代文明是片面发展的文明还是协调发展的文明，并未形成统一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历经“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探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格局。从文明观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者，也在践行过程中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全面提升的现代化，以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优越性擘画了人类现代文明新的辉煌篇章。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物质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建构，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丰富发展。政府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两大“推手”。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市场+最小国家”经济模式，目的在于满足资本利益最大化，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公有制主体地位，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发挥市场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激励作用，形成了“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主张，既能够激发多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也有助于发挥政府的外部调节作用，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互相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物质文明最富创新精神的理论之一。如今，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成果世界领先等，均彰显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成就。

　　创造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方面的积极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著特色，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首先体现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上，其次需要由相应的政治制度来实现。邓小平同志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通过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比较、辨别、借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保障。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在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全人类解放具有启示意义。

　　注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昂扬前行既需要经济动力，也不能离开精神支撑，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缺一不可，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一方面，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创造精神文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同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精神世界出现许多新特点，国际领域的意识形态纷争依然存在，推进具有鲜明精神文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应更加重视精神洗礼和道德教化，在一次次精神文明实践中提升人民文化素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开创更高层次的社会文明形态。从“文明先进的中国”“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文明观。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文明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主体是人民，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诠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人民公平正义、推进和保障人民福祉，不仅实现家家仓廪实，也要确保人人知荣辱。社风民风是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识，“官风正则民风淳”，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党风文明建设，自觉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共同体。生态文明在“五位一体”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既注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美丽“容颜”，也关注全球生态正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毛泽东提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应正确处理工业化造成的生态污染，实现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将“生态文明”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这不仅体现了对文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有效解决了发展与保护的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生态健康的重要贡献。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国共产党坚守“生态文明”，主张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生态合作，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文明治理向度

　　“文明治理就是以治理文明为目标的‘文明’的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这一论述明确了国家治理与文明建设的关系。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如果缺少现代化的、文明的治理价值引导，治理制度反而会将国家治理引向落后、专制。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治理中汲取智慧，将文明融入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更具人文性的文明治理观。

　　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道义伦理融入经济治理。义利之辨在经济思想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经济伦理奠定重要基础，也形成了义利之辨的“中国特色”。“富民厚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上的价值导向，《管子》有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强调治国理政应轻赋税、薄徭役，对民众“富之”而后“教之”，谓善治之道也。这一观念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传承义利兼顾、富民养民的经济伦理观，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也与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主张一脉相承。在经济治理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邓小平同志用“小康”来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2020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无论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治理观。

　　以整体性思维构建治理体系。传统中国社会实行家国同构的治理思想，中华民族九州共贯、多民族一统的政治格局深深熔铸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注重从统一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在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大历史观思考和处理国内外事务，也往往能够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国内治理，中国共产党借鉴中华文明“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传统观念，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注重从整体上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社会治理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应将多元主体纳入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参与全球治理时，中国历来重视全球稳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着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不合理的霸权逻辑，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共同体，也是安全、文化、生态的共同体，并以共建“一带一路”、三大全球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呼吁世界各国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

　　以中华文明价值偏好实现更具人文性的治理。国家治理成效需要以行为来呈现，行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事实上，人的行为受到主体思想和意识的支配，对作为行为主体的人进行心灵治理，将是提升治理效果的有效途径。文明治理是行为治理与心灵治理的结合，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人文色彩。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汲取中华传统道德观的价值内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人们在不同领域的基本道德原则，有助于提升公民道德素养，为实现国家善治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如今人类进入危机与机会并存的智能时代，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既给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高科技手段，也大大增加了治理难度。必须看到，科技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于服务自身的工具，但科技赋能与“科技利维坦”是相伴而在的，如果过于依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将会造成科技对人类本性的压迫，这有悖科技进步的初衷。对此，基于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文明治理相对科技治理的人文优势，以文明要素的融入引导科学技术正向功能的发挥，更加注重对个人隐私、权利、个性的保护，是现代社会更科学有效的治理手段，也能够更好发挥科技造福人类的积极作用。

　　诚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观的时代延续，具有厚重的理论深度；生成于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的文明建设历程，彰显鲜明的实践品格；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引领文明发展的主体自觉和历史主动，蕴含突出的政党属性，是独特历史底蕴、理论根基、实践基础的产物。作为一个涉及文明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系，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世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文明观顺应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文明观表现出鲜明的主体特征，以百年大党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作出有力回应，实现了对世界现代文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面对人类文明发展风险与挑战加剧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观为人类文明跃升提供了方向性启示，以包容性思维化解文明冲突与对抗，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构建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