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孕育于特定的文明母体之中，不是脱离于现实物质生产的高头讲章。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提供了认识现代性的一种历史框架，即深入到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问题域来界定现代化的历史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文明”的历史转变，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从文明高度推动现代化发展，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历史地成为可能，关键在于其自身既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遵循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要求，形塑了新的文明现代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现代性 历史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核心的学术议题在于从大历史的尺度界说这一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方位、历史性质与历史特质，深刻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历史之问”。对此，应基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时段历史尺度，重新审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历程，从历史逻辑中确证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形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与未来走向。

　　一、“现代性”与“文明现代性”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世界的根本性质与基本原则，是对现代化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特征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是现代之所以称为现代的根本标识。“现代化”概念更侧重于揭示历史过程、阐述历史演变，“现代性”概念更侧重于界定历史形态、概括历史特征。“现代性”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纯粹思维或精神运动的产物，而是由现实的物质生产所推动塑造的。“现代性”的初始形态形成于西方，而后历经不断的调整、更新、发展，衍生出了西方典型的现代性筹划，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将其从理论与实践上予以总结，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经典知识体系。在这种知识体系的塑造与影响下，迈向现代化，就或直接或间接地或有意或无意地化约为走向西方所规定与设计的发展道路。

　　（一）反思“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之争

　　“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之争由来已久，前者主张“现代性”只有一种模式、一种形态、一种进路，后者则强调“现代性”的多元性、差异性、民族性。“现代性”是一元还是多元的论争，直接反映的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差异判断，深层次体现的是对世界历史趋势与人类文明走向的认识差异，以及对现代价值的不同确证，涉及历史观、发展观、文明观与价值观等多重层面。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历史进程予以科学阐释，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文明扩张的逻辑与倾向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形塑不平等的文明交往关系与世界秩序。马克思虽未对“现代性”概念作出分析探讨，但是在其著作中对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等概念进行了有原则高度的分析，如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由此可见，并不能抽象、笼统地谈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与之相关联的“现代性”也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属性，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来加以具体分析。

　　“单一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从哲学层面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价值层面的辩护。亨廷顿分析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根据美国学者詹姆斯·库尔思的考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向广大非西方地区传播“普世人权”等意识形态，将自身打造为现代文明的领袖和典范。塑造“单一现代性”的观念，体现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议题上的话语权、定义权、解释权，其背后以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单一现代性”与“历史终结论”有着理论层面的关联。福山指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在历史的终结处，自由民主不再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实际上，“单一现代性”的深层价值逻辑就在于西方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但这种论证逻辑实质上是非历史的。

　　与之相反的则是包含着差异性的“多元现代性”的观念。艾森斯塔德认为，“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涵在于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在“多元现代性”的视角下，现代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持续建构的，现代世界也是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多元现代性”并不认为现代化与西方化紧密关联，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性筹划最终将成为普遍的主导形态，其强调不同的民族、国家、文明有能力运用本土资源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展开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筹划。“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的基本分歧在于现代性筹划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在于西方现代性是否具有“普世”性，在于现代性发展的趋势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不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相脱离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将文明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讨论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性与文明的关系？现代性是否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并不断实现地理上的扩展，还是说不同文明形成特定的现代性？

　　（二）“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再认识

　　对“现代性”进行再认识，需要超越“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之争。本文提出“文明现代性”的解释范式，旨在从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视角重新审视与理解世界现代化历程，理解“现代性”的必然逻辑与多样表现。文明现代性中的“文明”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看，文明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态的概念范畴，其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相联系，可以划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文明。依据历史必然性原则，现代性与社会形态相联系，体现出社会形态、制度形态的特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二者所牵引的现代文明也存在根本差异。另一方面，从历史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文明是衡量人类精神文化类型的概念范畴，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区域特性。关于文明的地域类型，学术争鸣已久，划分的类型参差多样。例如，亨廷顿将其划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依据历史多样性原则，现代性与不同的区域文明形态相关联，形塑了不同的文明秩序。概言之，历史必然性维度，主要对应现代性的时间性；历史多样性维度，主要对应现代性的空间性。“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文明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否能够推导出现代性的多样性展开的，主要是在现代性的空间性层面作出的理论争鸣。二者之间的论争，忽视了历史必然性的维度，忽视了历史规律在现代化发展、现代性建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现代性的规律性维度。文明现代性就是要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的视角统一起来，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予以进一步认识。文明现代性中“文明”的双重面向是有机统一的，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文明现代性是必然的、世界历史性的。一种现代性形态的生成，总是一段历史的过程，不可能脱离社会形态的历史基座。毛泽东对“必然”有过一个界定：“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对于现代性的认识，需要从必然亦即客观规律性入手，才能形成自觉而非盲目的历史认识。西方现代性是由资本逻辑所驱动生成的。资本作为“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人的劳动过程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资本的产生、资本逻辑的形成及其发展都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关联，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西方现代性，亦即“单一现代性”论者所强调的现代性的“普世性”根源，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产生的，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产物，其本质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具有特定的文明指向与历史指向。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震撼世界的词句”的批判，“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单一现代性”同样是一种历史的抽象，其本身并不神秘，无须蒙上一层“普世”的理论面纱。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因与内在机制，“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纵深拓展，人类被紧密联结在一个整体当中，基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由此逐步向全世界拓展。许多非西方国家在接受西方的现代性筹划时，忽视了现代性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维度，照搬了“器物层”“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西方现代性方案，但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繁荣发展。这也表明，现代性筹划并不能简单照搬。简易的现代化发展模型，往往会忽略很多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一种新现代性筹划的生成，必然要求契合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契合于本土文明与历史的内在逻辑。

　　文明现代性是民族的、本土的。现代性有其“空间性—多样性”维度，历史必然性维度揭示的是现代性所不可剥离的社会形态基础，历史多样性揭示的是现代性在不同区域、地域扎根所展现出的丰富实践面向、多样文明面向。雅斯贝尔斯提出世界史的“轴心时代”范畴，时间跨度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历史上的“神话时代”宣告终结，“轴心时代”的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这三个地区有其各自的文明特性，又具有文明上的共性。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人类文明史所确证。社会形态所揭示的是历史规律，反映出人类文明的一般走向与必然趋势，空间形态层面上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是这种规律性的具体表现。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的说法，不论是在历史生成还是在历史过程意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西方文明由于在现代性塑造上居于领先与优势地位，其所创造出的积极文明成果，也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受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我们既要认识空间维度上不同文明的特色，又要认识到文明发展的有限性。文明现代性，基于空间维度上不同文明价值地位的平等性，强调不同文明创造出自身现代性的可能性。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明的认识应当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文明现代性所要强调的是现代性的规律性因素同本文明的具体实际要素相结合。不同文明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同，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以及发展的现实基础不同，不能等同视之。

　　诚然，文明现代性具有民族属性，但并不意味着属于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会自动生成，而是同样需要不同民族、国家、文明的主体发挥历史主动性，予以自觉能动的历史探索。历史活动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的意志与目的并不是外在于历史规律的存在，但历史并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现代化发展正是如此。文明现代性的建构，在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双重面向上要有所突破，就需要不断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挖掘自身文明的禀赋特质，需要文明主体的积极探索与自觉行动。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现代性”的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现代性的关系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历史过程维度来看，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了这种新的文明现代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其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的意涵也会随之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历史形态维度来看，文明现代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形态的概括和表达。历史形态是一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所凝结而成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发展结构、类型，是特定事物的历史表现形式。经由对崭新文明现代性的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其在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双重层面上都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筹划，彰显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近代以来，中国对于“现代性”的寻求，历经了艰难的探索进程。向“器物”寻求，国人最终发现器物问题并不具有根本性；向“制度”寻求，国人最终发现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规定、“程序”架构移植后水土不服；向“文化”寻求，国人渴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这些探求在对各类学说的认识与甄别中，在思想文化的主流领域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器物—制度—文化”，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一般理解，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框架。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并未停留于“思想—文化”层面，而是在逐步探索中不断上升到“文明”层面。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担纲者，致力于建构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从更高的世界历史视野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机制、社会条件。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具有深层的文明基础，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根本不同于抛弃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根本不同于“全盘西化论”者。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不同于历史上存在的现代化道路、呈现的现代性筹划，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出一种崭新的文明现代性，这种崭新的文明现代性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发展认识的历史性深化，也意味着文明现代性中国形态的初步定型。

　　（一）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坚守社会主义文明根本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反映着现代化的历史趋势，顺应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这种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文明现代性筹划之中，成为一种根本的理论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变奏，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优势，二者相互塑造、相互支撑，为文明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解释世界”层面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更致力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引领这种文明现代性的生成，关键在于其具有科学性、真理性、规律性，能够透过现代化现象的表层，触及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从而形成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发展原则，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予以历史性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在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历史性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文明现代性的生成，不是头脑中构想的产物，不是一种主观的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现实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升、效益的增加，从经济基础层面使得文明现代性成为可能。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历史的产物，表现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等各领域现代化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显示出现代化发展的潜力与趋向。文明现代性，不是见“物”不见“人”的，而是对物质至上、物欲膨胀、两极分化的西方现代化症候的否定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政策、制度、举措，都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例如，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旨在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效率”，更旨在捍卫社会的“公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具有社会主义根基，具有鲜明的历史规定性。

　　一种崭新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必然建立在解决旧有现代化道路所不能解决或无法较好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发展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缺陷，不断展现出更深厚的发展优势。习近平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缺陷的根源作出分析阐释：“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从根本上讲，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从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层面看，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与缺陷是不可克服的，所谓“文明”的背后隐藏的是剥削、压迫、殖民等“野蛮”的行径，以及当今时代中更为隐性化的奴役形式。诸多中西方学者从不同层面对西方现代性模式存在的问题展开批判。例如，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的推进创造了极其充裕的物质财富，“但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明的特有价值观（即自由、创造性和主动性）与近现代人的‘铁笼’这一现实之间的分离”。西方的现代性筹划具有历史局限性，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将其直接“拿来”应用，其并不“普世”地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二）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文明的断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文明母体孤立、抽象地发展。这既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又源于“文明的韧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文化悠久、文明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现代性的建构更应当注重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明因素。罗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映出西方文明的瑕疵，欧洲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永不知足和破坏，只能带来文明的毁灭，“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罗素认识到中华文明包含着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华文明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文化精粹、人文精神，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蕴含的治理智慧、发展智慧、实践智慧，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对现代化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有着不可割舍的历史价值。

　　进一步看，历史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是有机联结为一体的，这种联结的基础在于文明时间、文明空间、文明形态层面的历史连续性。习近平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解“中国”，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首先，“历史中国”是“现代中国”的基础与前提。“历史中国”所积累的历史财富是“现代中国”,是要继承和发展的，所存在的问题是“现代中国”，是要克服与扬弃的，所没有完成的历史课题是“现代中国”，是要进一步深化探索的。其次，“未来中国”是“现代中国”的目标、前途与方向。“未来中国”就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转变的中国，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特定的历史指向。“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明概念、历史概念、未来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文明现代性的塑造，既是走向历史深处的，又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出的“文明现代性”，具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属性，但也建立在充分占有人类文明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并使之为我所用。邓小平就曾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有不可动摇的原则坚守，亦有灵活的具体运用，是方法论层面上文明现代性中国形态“何以可能”的密码。文明现代性的中国探索，既具有中国属性，又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趋势、历史进路、历史方向。

　　三、从“文明现代性”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思想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实践的历史相联系。文明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丰富的历史范畴，需要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紧密联系起来予以综合性理解、系统性诠释。从文明现代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性，需要从时间、空间、主体三个维度及其联系中切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变线索、空间形态特性、内在联系互动。对于三者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历史结构。

　　（一）“文明现代性”的时间之维

　　文明现代性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从长时段的时间尺度加以认识。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发展出璀璨夺目的文明，走出了独具特色的文明道路，创造出异彩纷呈的文明成果。在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将农耕文明持续推进到极高的历史水准，形成了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稳固的农业生活方式，孕育了相应的农耕技术与农耕文化。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就曾提出，“按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2000年内如果不是惟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工业革命之后，农耕文明的发展优势不在，中华文明逐步落后于世界历史之潮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了历史衰落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理论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国人展现出崭新的发展前途与前景。1919年，五四运动展现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姿态，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事业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从精神被动转向精神主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现代性的筹划，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之路、文明探索之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质上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文明复兴的历史基础，正在于文明现代性的建构。没有文明现代性所驱动的社会发展，没有先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文明复兴。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展开的文明现代性历史筹划，必须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予以历史的理解。文明现代性的历史生成，固然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探索出一条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崭新发展道路，但不能就说这种探索就已然是完成的、不再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文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条件，即不可能跨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抽象地谈论现代化。因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应当予以合理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既不盲目夸大，也不自我矮化，由此才能准确把握文明现代性的时间性意涵。

　　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方位的变化、历史条件的演变、历史机遇的更新，必然将推动文明现代性的发展。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文明现代性亦是经历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目前所呈现的历史形态是阶段性的质变，其还将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出社会主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与发展优势。

　　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现代性筹划，已经展现出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结构性的发展优势，并将持续展现光明的发展前景，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历史基础。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处境，无数仁人志士所为之奋斗的就是改变这种屈辱的境遇，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塑造了中国的文明现代性，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文明重焕荣光”的历史转向，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

　　（二）“文明现代性”的空间之维

　　“中国”作为独特的空间形态，是中国人生产、生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地理空间，又是一个富有深远价值意蕴、历史意蕴的文明空间。谈及文明空间，就不得不提及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大一统”观念及其历史实践。“大一统”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当中，习近平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所谓“大一统”，包含着疆域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等多重面向。

　　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交汇，铸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特质。中华文明的内部区域是相互塑造、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自然经济主导的时代，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于文明的空间形态塑造具有基础作用。中华文明所走出的独特文明之路，是由不同文明空间的汇聚与联结所共同塑造的，展现出文明空间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的历史特质不仅深刻塑造着历史中国，也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塑造着文明现代性的空间样态，中国式现代化从底层结构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区域发展面貌。

　　相较于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空间存在形态而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深入，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发展必然带来空间形态上的变革，中华文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文明现代性的空间之维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其中，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互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鉴，分别从“内”与“外”两个方面为现代化发展注入文明的空间动力。从“内循环”的角度来看，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互补，驱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部空间形态上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探索上，经过了一段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探索历程。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结构性互补、交互性支撑的关系基本形成。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原则要求。对于乡村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持续推进以乡村振兴为战略诉求的乡村文明建构历程，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乡村文明的建设导向。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是现代化地域发展的历史产物，不应以牺牲一方为文明代价，而是要实现协调、平衡、充分的文明发展。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篇章正不断书写，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京津冀一体化等，都是从空间样态上展现出文明现代性的多维历史面貌。从“外循环”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鉴，彰显文明现代性在空间上的历史特性。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是封闭的，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所塑造的文明现代性本质上以胸怀天下为导向，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冲突，其并不赞成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排他性思维，而是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交往性思维。正因如此，在空间结构上，中国式现代化同世界现代化保持着紧密而有机的互动，为世界现代化注入文明动力，作出经济增长与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文明贡献。总而言之，文明现代性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形态塑造的双重动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文明现代性的空间样态也将进一步实现更新、调整与再塑造。

　　（三）“文明现代性”的主体之维

　　主体性问题是现代化发展中应当审思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现代化道路，上升为独特的文明现代性筹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主体性层面的规定性，展现出其区别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特性之所在。主体性与独立性、能动性等范畴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历史的主体，这里的主体指中国式现代化的担纲者，即谁驱动着文明现代性的建构与发展。

　　理解“文明现代性”的主体之维，可以从整体、组织、群体、个体四个方面切入。从整体角度看，文明现代性的建构主体、创造主体是中国人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实践的产物，是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着人民的利益、需要与愿望。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集聚了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汇聚了建构文明现代性的历史合力。从组织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承担起了领导文明现代性建构的使命。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坚决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从文明赓续进步的历史高度发展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与文明现代性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从群体的角度来看，由地缘、业缘、学缘、趣缘等组成的群体，在文明现代性建构中起到积极作用。比方说，政务人员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要立足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部署，提供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政务服务。这里所指涉的群体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传统“单位”中的群体，还包括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等。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现实的个人”是创造文明现代性的能动主体力量。“现实的个人”追求自身的生活需要，依靠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在创造自身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为文明现代性提供微观层面的主体动力。诚然，必须明确，这四个层面的主体性阐释并不意味着有四种不同的主体，而是展现出主体的不同维度、不同方面。

　　谈及主体，还要讨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现代化作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必然触及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重塑与调整。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调整与变化。例如，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形塑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活力。除了生产关系这一最根本的关系之外，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还内在体现着独特的关系维度。例如，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看，重视“家”的力量，珍视“家”的价值，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关系智慧。现代化发展对传统“家”的组织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家”的价值并不会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消逝，“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对于中国社会文明建构来说，“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把“家”纳入文明现代性的关系视野，也是确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独特文明现代性的内在诉求。

　　四、从“文明现代性”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段复杂的历史进程，其历史特性开显的背后，还蕴含着深层的价值意蕴。文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凝固化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生命体。这种生命体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会在不同层面上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形成富有层次性的价值表达。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以“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划分中国历史，三者分别对应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诚然，这里的划分更多是从时间层面对于历史的划分。结合时间与空间的意涵，习近平提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出的文明现代性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其价值的显现可以从“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中国”“社会之中国”与“人民之中国”来具体把握。这四个层面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的丰富实践面向和立体发展结构，蕴含着特有的价值意蕴。具体而言，美好世界、美好中国、美好社会、美好生活分别推进世界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实现，进而从“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中国”“社会之中国”与“人民之中国”四重维度共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立足文明现代性的基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能够超越本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单一视野，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认识现代化、推进现代化，特别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历史尺度中理解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未来走向，进一步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美好世界：“文明现代性”与“世界之中国”

　　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之间深度勾连，二者的关系亦有着历史的转变。近代以来，中国首先是被迫卷入由资本主义所驱动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野蛮”与“伪善”进行了批判，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一度以落后、受压迫、被殖民、被剥削的面貌存在。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是一种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无法为人类共同的存在与生活提供根本的秩序支撑。而要改变这种文明秩序，就需要改变不合理的现代化观念、不公正的现代化实践。

　　促进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加均衡、普惠的发展，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现代性的世界价值所在，即以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世界现代化，从“世界之中国”的视域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定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位。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世界之中国”绝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会落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世界之中国”作为文明现代性的一种价值表达，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肩负的使命，强调中国的世界身份与文明角色，其所体现的是中国对于世界现代化所作出的经济贡献、文化贡献、文明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命运与共式的和平发展、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导向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将“世界”纳入自身发展的考量之中，“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世界之中国”强调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良性互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服务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文明现代性的深层塑造，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上成为“历史的民族”，即与世界历史同频共振的民族。雅斯贝尔斯对历史上“轴心时代”不同民族发生的精神突破作出阐释，“轴心时代的突破发生之后,在突破中形成的精神，通过思想、著作、形象传达给每一个能够倾听和理解的人，所有轴心时代以后的民族，在感觉到突破的无限可能性后，通过他们对突破把握的强度,以及突破使他们满足的深度,成为了历史的民族”。从21世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看，“历史的民族”意味着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担负更大责任。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担当。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说道：“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现如今，文明现代性的历史创造，充分展现出中国人的文明智慧、历史智慧、实践智慧，展现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现代化建设领域的成就。作为“世界之中国”的中国，以一种崭新的文明面貌、文明姿态屹立于世界历史的舞台之上。

　　（二）美好中国：“文明现代性”与“中国之中国”

　　从“世界之中国”到“中国之中国”，亦即将视域从世界现代化转向国家现代化，乃是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特性、本土特色、民族特质的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的时序、进路、导向上有其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在梁启超那里，“中国之中国”指的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有着特定的历史阶段指向。理解习近平所说的“今日之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之中国”，就是要理解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把握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之所在，理解中国经由何种历史演化发展为今日之中国。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国家，是文明，是国家与文明的有机结合体。汤一介认为：“中国文化要希望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所了解，这就是要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自觉’。”文明自觉离不开文化自觉，文明自信离不开文化自信。对于自身文化与文明的自觉，就是“中国之中国”作为文明视角的独特规定性所在。“中国之中国”，强调“以中国为方法”，立足中国自身认识中国、读懂中国，把握文明现代性中国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国之中国”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赓续与传承，强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的文明根基、文化根基。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并没有失去自身的文明身份、文化身份，并没有使自身的文明发生断裂，并没有被西方的现代性筹划所同质化。这正是因为文明的现代性强调文明传承、文明更新、文明发展，将中华文明视作一个有机生命体来看待，而不是秉持一种“断裂”式的思维。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要赋能现代化、引领现代化，从自身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中进行现代性的筹划，而不能照搬西方现成的现代性方案。“中国之中国”不是凝固不变的，不是一种“现成之物”，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价值意涵。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从“自在”到“自为”，从“潜”状态到“显”状态，是主客观历史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之中国”就是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立足自身、立足本来，不割裂历史、不虚无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中国之中国”意味着一种文明的再造与革新，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重要的历史目标。“中国之中国”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经由对于文明现代性的历史建构，得出的答案就是要建构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一个真正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美好中国。习近平指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国家现代化建设一般划分为五大基本领域，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之相对应的是，要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展出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与文明的建构，从实践层面来看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几个领域还分别对应着国家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些价值目标勾勒出了一幅美好中国的理想图景。今日之中国作为“中国之中国”，是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文明现代性建构的中国。

　　（三）美好社会：“文明现代性”与“社会之中国”

　　从“中国之中国”到“社会之中国”，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层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要把握中国社会生成与发育的历史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牵引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面向，其历史路径不同于西方所展开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实践的产物，“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从当代中国的语境来看，社会一般可以划分为“大社会”与“小社会”两种类型，“大社会”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小社会”指的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领域。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大社会”的尺度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进一步发展；从“小社会”的尺度来看，新征程也对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提出了时代性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之中国”意涵，其正是基于“大社会”与“小社会”双重意义展开的，既有客观的历史基础，又有现实的实践基础。

　　恩格斯对于文明、实践与社会的关系有过这样一个判断：“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文明不是脱离于人的实践的存在，而是从社会中孕育生长出来的。“社会之中国”作为现代化社会价值的表达，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呈现出富有活力的面貌。“社会之中国”，体现出社会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

　　从“大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演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基础性的塑造作用。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崭新发展阶段，体现出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性深化，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上有着新的规定性与要求。邓小平曾说：“在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情。”从“六万万人口”到“十四万万人口”，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的演变，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主体动力。从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来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入了历史位阶更高的、实质性意涵更为丰富的建设阶段。共同富裕涉及生产、分配等方面，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推动的，其要求在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建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分配机制，从实质性层面上增加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将发展成果更好惠及“现实的个人”。

　　从“小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之中国”就是要激发中国社会生活的活力、增进社会建设的动力、强化社会治理的能力，把社会打造成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美好社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向，就体现在既激发社会活力，又维系社会秩序，形成活力与秩序相协调的状态。社会文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文明现代性的社会维度能否充分彰显，关键就在于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结合。二者的有机统一，有着主客观的表现，直接体现在社会建设的成果上。社会建设的成果，包括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方面，不仅要在规模上实现全覆盖，更要在质量上实现优化与提高。同时，从“熟人社会”走向“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并存的历史阶段，“社会之中国”的文明意蕴就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结，强化沟通与协商，减少分歧与矛盾，使社会“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这也正是美好社会的题中之义。

　　（四）美好生活：“文明现代性”与“人民之中国”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结构中，促进世界现代化、发展国家现代化、推动社会现代化，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从文明现代性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需要把握“人民之中国”的价值意涵，理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受到生产方式的根本制约，“文明的悖论”如影随形，“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动的现代化模式中，“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创造出的文明成果仅仅为少数人所享有，增长的是资本家的财富，扩张的是资本的权力，绝大多数人未能参与现代化发展的共享过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质上主张的是资本至上而非人民至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间保持有机互动关系，“人民之中国”历史地成为可能。习近平强调：“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其根本导向在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目标在于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现代性也是对社会发展状态及其特征的概括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强调现代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目的的厘清、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确认、现代化成果的确证。其中，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求将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统一起来，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要顺应社会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发展，不断增强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获得感；“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历史形态，将社会主义对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追求贯穿其中，并具体转化到不同的现代化建设领域之中。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将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之中国”的实现程度将不断增加，人民的美好生活也将得以更为充分地体现。

　　文明不是离开“现实的个人”的抽象物，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创造物。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形成了特有的“人民之中国”价值意蕴，其归根到底还是落脚到具体的人之上的。文明现代性的建构，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人民之中国”及人民所共同创造、享有的美好生活具有具体性、现实性、真实性与实践性。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建构起崭新的“文明现代性”，其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一般趋势、历史走向的科学把握，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将现代化发展上升到文明的历史高度，推进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现代化建设，实现“有原则高度”的现代化发展。“第一个结合”，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规律的轨道上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行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道上，行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大道上。“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质、本土特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并进一步塑造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在文化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明是文化的升华，从文化主体性上升到文明主体性，进一步强调了文明主体在文明建设中所彰显的创造性、主动性。这种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将深刻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文明现代性的历史特性与价值意蕴。

　　文明现代性是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范式，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理解。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源自实践，并积极作用于实践，服务于将实践推向新的高度。从历史过程来看，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前者是后者所凝结而成的历史产物。从历史形态来看，文明现代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形态的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上升到文明高度的重要体现，是以文明自觉、文明自信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总而言之，文明现代性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由此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