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中国实践四十年 中国传播学面向未来再出发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植根中国实践，中国传播学也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历经四十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使命，基于学界对未来的期待，需要提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新“十六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期待新“十六字方针”成为面向未来的中国传播学发展指向，或者是一种价值取向。期待中国传播学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再出发，以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迎接全新面貌和全新时代。

关于40年后再出发的中国传播学断想

　　要坚持“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加快建构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此外，面对全新的技术环境和传播格局，呼吁学者基于新的调查、理解和探索，推出全新的传播学教材。

超越与回归：浅谈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调整

　　造成中国国际传播面临“效果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把国际传播仅仅看作一种传播行为，总是从传播的角度去研究如何加强或改进，结果投入很多却收效甚微。相应地，国际传播研究也主要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研究相关的战略、策略和技术问题，结果是论著很多，但真正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并不突出。

媒体大变局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科主体性

　　从哲学的高度来讲，主体性就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学科主体性有三重内涵：第一是学科的自主与他律，即新闻传播研究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第二是学科的中外关系，即新闻传播研究的西学来源与中国化；第三是学科的科际关系，即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传播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凸现之际。

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回顾与反思

　　理论本土化要基于研究问题的概念化。当前的研究缺少对特定人群与发展制度间关联的分析，缺少对政策的系统分析，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的分析。研究者要反思研究问题的提出视角、立场和学术资源的使用，社会研究不仅要服务社会，更重要的是保存和建构社会。

关于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围绕“概念—理论—理论传统—研究范式—思想体系”的框架展开。首先是基于中国火热的传播实践形成原生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再经由这些理论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进而将这些理论传统归纳成为不同的研究范式，最终形成中国传播学自主的思想体系。 

向何处去——对中国传播学的展望

　　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必要条件，是来自西方的传播学学理和立足中国实践逐渐成长的新闻学队伍，两者分别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外部和内部要素，缺一不可。信息社会的到来、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传播学人的努力，则成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充分条件。传播学在中国的生长，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即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完美结合，这些因素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 

　　社会思潮的本土化应有时间、过程、土壤、强力和达标五项目标指数。我国传播学走过的40年还较短暂，因此不必操之过急或一味指责其发展的不足，应考量学科发展的土壤是否充分。此外，国内学者应向西方学者学习如何利用学术语言对传播现象进行概括和判断。

从描述的转向到后批判：海外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对传播学的启示 

　　海外人文社科理论研究有“描述的转向”和“后批判”两个动向，具体到对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影响，推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认真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提出本土传播理论，此外，还要学会讲故事，例如，学术期刊可以开辟小的专栏，发表有思想、有新意、有文采的文章。

再审视传播学中国化与中国传播学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阐释并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中国特色传播学核心内涵及其理论体系，同西方传播学界开展对话交流。分享各美其美的要素，发现尚可斟酌探讨的部分，增进各自在不同传播环境与媒介格局中理论与实践产生差异性的相互理解，用人类的共同智慧推进传播学不断丰富内涵、日臻完美。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

　　未来传播学在学科建设上要回归新闻学母体，在理论建构上要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到基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守正创新上。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学者要对传播学本土化形成一致的想象，在认识论层面，要明确是“以中国为目的”还是“以中国为方法”，前者将西方理论放在中国场景进行检验，后者通过研究中国来把握多元化的世界；在操作层面，要明确研究起点是问题驱动还是理论导向。

　　（特别声明：学者排序参照论坛发言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