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推出“2021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头版刊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员署名文章《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深入探讨如何才能创造出与我们的实践奇迹相匹配的学术理论成就。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策划了“面对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专家学者如何作答？”专题，围绕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引发学界强烈共鸣。

　　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深刻把握这一时代潮流和历史机遇，努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契机。

　　我们制作“面对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专家学者如何作答？”专题第二辑，期冀专家学者共同发力，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讨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设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和学术话语。

　　（特别声明：学者排序按照来稿先后顺序排列）

哲学要回应时代的呼唤

　　在谈及哲学时，人们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黑格尔这样两个表述：一个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一个是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不管怎么表述，意思是清楚的：哲学不能离开时代。就连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都认为，“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从历史上看，真正有影响、有作为的哲学，都不是远离时代的哲学；而且，越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越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近代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等，都是产生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也是如此，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至近代新文化运动，这些思想繁荣时期恰恰是社会重要变革时期。所以，真正有作为的哲学都不能远离时代。离开了时代现实，就等于自我放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任何重大理论成果、重大理论突破，都不是从概念、原理推论出来的，不是从文本解读出来的，而是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形成的。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深刻原因不在于其理论的深奥、体系缜密，而在于它敏锐地切中了时代脉搏，紧紧抓住了时代主题，回答了时代课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源，指明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类解放的方向，从而产生了划时代的思想影响。马克思之后，各种重大理论的提出、各种理论创新，无不是直面时代、把握时代的产物。

　　面对时代，就是要面对问题。因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通过“声音”可以使哲学把握现实、切入现实，实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应当看到，这些年来学界“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虽然喊得比较响，但实际贯彻并不理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一种老看法作祟，即把学术性与现实性相对立，认为要增强研究的学术性，就不能强调现实性。这是对哲学本性的歪曲和背离。实际上，二者不是相悖的，而是统一的。哲学的学术性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体现在繁琐的考证上、概念的演绎上以及论证的思辨上，而主要是体现在对时代课题以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和说明上，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是其学术性最为突出的表现。从现有的理解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通过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能够通过理论研究，给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正确的指引，这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可见，哲学的学术性不能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因此，对于哲学的学术性，不能仅仅从所谓的“纯学术”视界看，应当从其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内在关联来审视。哲学正是在回答和解析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真正体现和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加强问题研究，首先要恰当地提出问题。问题提得准确，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促使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提得不恰当，只能误导理论研究，进而引起学术混乱。马克思指出，“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特别防范的一个现象是，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背景不同、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发展的推进方式不同、发展的逻辑不同，因而所遇到的矛盾、问题也不同。像发展中串联与并联的矛盾、循序与跨越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等，就是我们面临的复杂的“悖论”性矛盾。只有关注这些矛盾、问题，才能切入中国发展的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应当提高捕捉问题、提炼问题的能力，要研究真问题。

　　加强问题研究，需要合理地分析问题。既然是理论研究，无疑需要加强对话、交流，注意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是，重视不等于依赖，将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寄托于西方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错位。这样的研究，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答，无益于推进中国的哲学研究。对西方学术的盲目推崇，容易干扰我们的独立思考；对西方研究方式、方法的过分依赖，容易遮蔽中国问题的真实状况。西方一些理论似乎很严密、很有吸引力，但因其前提、条件的限制，无法直接套用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发展实践需要中国自己的理论，不能指望西方给我们提供方案。这就客观上需要打破路径依赖，进行自主性研究。

　　加强问题研究，需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哲学研究，不是一般地“做学问”，应当经世致用。尽管哲学不是实证科学，不是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不是要给各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方案，但还是要通过经验材料的研究、通过问题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和看法。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应当提出鲜明的主张，表明我们的基本立场。现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矛盾与问题前所未有，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严峻的时代问题，我们的哲学应当作出积极的回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引领。这样的回应和引领，同时也是对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将会有效地建立和完善起来。

立足中国实践　构建中国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理论”的宣言书、动员令！

　　当代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积累了丰富的中国实践经验，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强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从中国实践中挖掘新样本、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具有学理性、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引领新时代中国实践发展。新时代中国已经意气风发地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强国时代需要强大理论支撑并掌握话语权。实现强起来，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强起来，也包括理论强起来，否则只是“半截子”强起来，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大多有理论建树；要避免“耕了他人地、荒了中国田”的情境，克服有概念无生活、有生活无概念现象，走出实践创新先行、理论供给不足的局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专家学者应担当起创新中国理论的职责，履行建构中国理论的使命，积极构建“理论中国与中华民族学术自我”，从“耕西方地”走向“犁中国田”，从“概念剪裁”走向“现实逻辑”，从“学术依赖”走向“学术主体”，从“拿来主义”走向“中国理论”。

　　面向时代、面向实践、面向问题建构中国理论，可从下述切入点获得突破。一是在“经典文本”与“中国实践”的互动中揭示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这是构建中国理论的基石。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构建具有学理性、主体性、原创性中国理论的立足点。三是从“现实逻辑”“道路”“文明”中提炼出新的范畴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理论的细胞。四是紧紧围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炼时代主题，这是构建中国理论的核心。五是研究影响中国与世界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这是构建中国理论的聚焦点。

　　总之，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理论的理论策源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标识性符号。

历史自觉意识与历史担当精神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理论创新是否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治学理念与治学精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有哪些突出短板？这些是我们每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员执笔撰写的《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是一篇有思想、有内涵、有担当的好文，对一段时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学风文风等问题发出了警醒之问，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中肯建议。文章给新年之初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风，值得反复思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上的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与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关系等许多问题有深刻论述，提出了“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著名论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备受鼓舞。但也应当看到，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理念上，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上，在服务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谋划上，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上，都有很多短板。以“学术”的名义掩盖思想的平庸、躲避火热的现实、营造精致的利己情况也不罕见。总之，如何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面临的重大问题。

　　创造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当然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历史自觉意识与历史担当精神。

　　历史自觉是对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与定位，只有准确把握住历史方位，才能有正确的政治决策，历史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不断的历史自觉意识是推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前进的动力，我国历史上周汉唐宋明清等相对延续长久的王朝，就与该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自觉意识有关。而这些统治集团历史自觉意识的产生，与该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有很大关系。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自觉意识就是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有正确认识，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历程有完整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科学认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有全面认识。真正做到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这种历史自觉意识产生的根本源泉就是实践，这个实践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独特实践，源自于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实践，源自于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有历史自觉意识，还要有历史担当精神。打破学科壁垒，破除精神桎梏，走出自我利益圈子，在重大历史关头、历史时期、具体问题面前不畏惧、敢担当、能奉献，将自己的学识转化为经世致用的智慧，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无愧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

面对时代和实践之问

　　在人与时空的交汇中，有些可称为“事件”的节点，具有特别的意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以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独有偶，也是在北京，几乎在同一时间，《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发表夏甄陶的论文《真理是具体的——读书笔记》。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观点。胡福明与夏甄陶不约而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真理和实践的关系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时代和实践之问。

　　当时，在中国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势所必然地从哲学上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因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我们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关乎在其指导下党和人民实践的正误与成败。而人们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可以用理论逻辑来分析，但归根到底要由现实实践来检验。

　　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一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经济建设中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时代和实践之问。对此，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实践中进行了长期探索，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过曲折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对自身实践的历史经验不断反思，对现实的实践路线进行调整，逐渐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面对时代与实践之问的回答。

　　走现代化道路，在现代经济即商品—市场经济领域，西方国家走在前面，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承认西方国家走在现代世界前列，就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即全球化时代，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敞开胸怀，向世界开放，包括向西方国家开放。改革首先是对封闭的改革，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就是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属于认识领域，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则是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这种实践在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同时，将认识转变为现实，即从真理的认识达到真理的实现。

　　那么，实践过程如何运动？人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目的并不断使之优化？这种实践运动的规律同认识运动的规律一样，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

　　认识和实践是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探索改革——实践创新”的发展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以及相关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应该不断解放思想、鼓励探索，容许在探索中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必须坚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进而在实践中运用真理、实现真理。由此，既可以改变人的观念世界，又能以正确的创新的观念引领现实的实践活动，实际地改变现实世界，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人自身。

　　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中国发展时，需要辨析改革与创新的关系。新时期中国发展中的创新，主要在两个大的方面：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走在前面，这是我们追赶世界潮流的首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我们已取得显著成绩，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些领域已经开始走在世界前列。但这个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需要沉着应对，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至于社会治理创新，属于国家的“软”实力，它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国家的繁荣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社会治理创新。

　　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艰巨。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历尽艰辛，实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40多年来中国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不同于西方已有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包含着众多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模式。它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实践，但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国家治理能够成功？这也是一个时代和实践之问。现代社会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组织的灵魂是思想、理论、信仰。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在革命实践中组织起来，组织了革命的政党，进而组织民众、组织军队、组织生产、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自我，总而言之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百年来中国走过的是这样的道路，“第二个百年”仍将继续。所有这些，都将是回答未来时代和实践之问的核心内容。

深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重大课题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意义和“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作出科学总结，深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意蕴，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和理论主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对整个世界的时代性课题的回答，具有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意义。在“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鲜亮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底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新的实践，创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主旨，成就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形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和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的显著标志，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世界的各种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到了当今世界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的显著标识，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纪发展的新形态。

树立大历史观：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号召全党“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所谓“大历史观”，本质上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它是坚持正确的党史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对党史的模糊认识的思想理论基础。自觉地树立大历史观，对于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使命担当、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人类作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坚持正确的党史观，首先要树立大历史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在毛泽东看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五四运动准备了第一次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历史具有客观因果性和延续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只有确立大历史观，才能使人们具有“纵贯之眼光，史学之通识”，深刻地认识各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把握住历史的基体和本质。

　　大历史观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科学评判的重要坐标。论从史出、史与论相统一，是坚持大历史观的重要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因此，坚持历史思维，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从历史长河中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提供根本遵循；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就要树立大历史观。

　　树立大历史观，要自觉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统一的原则。论从史出，科学理论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历史的实践。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确立大历史观，既要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还要进一步研究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史和人类发展史。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深远的历史思维，正确对待历史，科学正视历史，自觉运用历史，充分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这种大历史观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坚持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是贯彻大历史观的核心和灵魂。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毛泽东文集》第2卷）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方面，我们要顺应历史大势，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坚持大历史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建构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必要性

　　在大国博弈的时代，为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意义重大，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能力的提升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前，在话语权方面仍然是西强我弱。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西方话语体系借助西方近代以来的实力扩张，历史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话语标准——说什么、怎么说、为何说——的价值观已经暗含在西方人的话语操作之中了。这样一来，与西方话语体系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就总处在“被告”位置上。譬如，欧美在疫苗上搞自私的“疫苗民族主义”，却指责中国搞“疫苗外交”。实际上，我们希望西方多拿出一些疫苗给亚非发展中国家，这样中国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问题是，假如中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疫苗禁运”，不向国际援助或出口疫苗，西方又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指责中国在疫苗上缺乏责任感。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话语不平等、不公正的局面。因此，我们提出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新一套话语体系非常必要。

　　《易经》早就指出：“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由此看来，做成事情，需要通过语言；同时，许多社会混乱或动荡也往往由言语引发。正所谓“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易经·系辞上》）当然，人人都可以说话，但不同的话语表达效果和社会功能则差异很大。因此，如《易经·系辞上》中所言“以言者尚其辞”，我们讲话须提炼更好的话语表达方式。

　　西方的话语策略无非是，一方面通过话语操作将话语焦点从客观的问题转向形式问题，让话语的价值观失去历史趋势和现实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则靠话题设置的能力不断改变话语论题，使话语总是服务于西方的利益。然而，西方话语效能因为被滥用而不断被侵蚀，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认清了西方话语体系的虚伪。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如此迅速地在全球流行，告诉我们两个现实：一是人类——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亚裔还是非裔——是一个物种；二是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什么肤色。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同国家、不同集团、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都属于“内战”，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病毒。因此，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大家都应该相互尊重，在面临问题时感同身受，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用语言沟通心灵，表达共同的关切。

　　选择言辞，看似小事，其意义却深远宏大。“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易经·系辞下》）就是说，用词得当，辨别事态、确立正确的判断、选择适当的语言策略就容易了。因此，我们要积极顺应历史大势，加强构建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注重让语言反映社会实际问题，推动构建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路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尽管我国从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硬指标衡量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能力和水平等软指标方面并未构建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学术话语权。学术话语权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涵盖学术成果水平、学术理念创新和学术传播效果等核心要素。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强国，就必须在提升学术质量、创新话语体系和推动学术传播三个维度上努力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提升学术质量，提高话语实力。学术质量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关键。学术强国必须拥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能全面彰显其综合实力。要提升学术质量，首先要重点培养学术领军人物，培养一批享有国际声望和广泛影响力的学术领军人才，发挥其学术代表作用，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其次，创建良性学术氛围，推动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究必须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遵循兼收并蓄和包容互鉴的科研精神，严厉打击学术造假和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第三，恪守学术规范，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学术标准，提升学术成果的国际认可度和接受度。

　　创新话语体系，坚定学术自信。学术创新也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关键。话语创新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中国特色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话语体系必须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始终坚定中国的学术自信；其二，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借鉴国际通行话语，又要体现中国特色，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谦虚心态和“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交流和友好沟通。学术创新的目的在于引领国际学术研究方向与研究热点，凝聚最广泛的国际共识，寻求国际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

　　推动学术传播，掌握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建设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理论创新得以推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当前中国学术期刊建设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积极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期刊通行标准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水平，创新学术评价体系，整体提升中国期刊水准；第二，主动引领议题设置，吸引国内外顶尖学者积极参与研究国际热点问题并发表高水平论文，提升中国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第三，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向中国讲好世界故事，还要向世界讲好世界故事。此外，推动学术传播要重视发挥新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辅助作用，以其灵活多变的优势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