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乡村形象传播失真，本质上是流量思维与乡村公共性的错配。流量追逐趣味性，但文化、经济、政治等公共性表达很难通过算法获得。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9.5%，农村网民规模达3.14亿人，仅抖音平台就有超过15.8亿个新上传的三农类短视频和18.9万个粉丝过万的新账号入驻。算法推荐已经成为农村传播的基本基础设施。而对偏差的治理是包括算法的设计者、开发者、平台方以及地方性的传播机构甚至受众在内的多个行动者的角力，仅靠单方面的介入很难改变现有的结构性机制。因此，我们可以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在这种意义上，偏差的出现是由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跳出线性修补的方式去寻求一种结构性的解决方案了。

    偏差生成的四重失灵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形象网络传播偏差根植于技术、主体、平台、受众四重失灵，四者相互嵌套，形成自我维持的偏差生产系统。

    在技术上，算法只看点击量、阅读数等量化指标作为判断依据，在看似公平公正的背后，是对于人文价值的漠视。“乡村纪实”的内容可能承载着厚重的人文情怀，但在算法眼中只有“完播率是否足够高”。而那些内涵深刻的内容因为没有足够的流量而遭冷遇，精心设计的矛盾冲突则因为点击率高而不断推送。这样，技术便成为偏差的“放大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算法本身具有一定的“伪中立”，价值偏向不易被发现，在技术理性的伪装下把商业逻辑披上客观规律的外衣，使得偏差生成获得了正当化的外衣。

    首先，在主体上，创作队伍的不平衡导致偏见更加根深蒂固。本地居民对乡村最为熟悉，但其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无法将自身的生活感悟进行有效的表达；而外部的商业制作团队则相反，虽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但是他们从都市人的角度去审视乡村，并将乡村作为一种“异域风情”，作为吸引眼球的对象来进行展示。然而这两者之间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但其实是平台流量分配机制有选择地奖励所致——算法偏好专业化的内容生产者、高频率的更新、强刺激的信息推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地化作者进入的门槛，导致对乡村形象建构的话语权开始外溢到其他主体。

    平台方面，在流量至上的运营理念下，商业利益挤压了社会责任感空间。一些平台对虚假摆拍、低俗冲突视而不见，甚至不加惩戒；对呈现乡村发展现状的好作品又不予特别流量倾斜，“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愈演愈烈。在以流量变现为目的的前提下，乡村内容便落入注意力经济的收割陷阱，对它的文化意义进行有意识的弱化。

    从用户端来看，碎片化、娱乐化的内容消费倒逼平台分发及生产者的生产倾向。用户的猎奇心理加上算法的偏好强化，形成了一个“用户-算法-生产”的循环圈，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同时也是文化消费结构的结果，在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平等以及文化理解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为刻板化、景观化的乡村形象提供了不断的需求市场。

    县级融媒体：偏差治理的协同枢纽

    破解上述四重失灵，需要一个能够连接技术逻辑、创作实践、平台治理与受众引导的协同枢纽。县级融媒体中心具备承担这一角色的独特条件。

    作为扎根县域、贴近基层、拥有本地信息源和人际网络以及专业化的内容生产能力的机构媒体，县级融媒体是距离乡村社会最近的制度化的传播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该也是联结政策话语与乡土话语、专业生产和民间表达的重要桥梁。然而，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很多县级融媒体面临着在乡村传播中“在场的缺席”的窘境——物理空间上和制度建构上的“在场”，而没有深入到乡村的社会生活传播场域中去，无法贴近村民的生活信息需求和话语方式，例如在信息内容上多是官方发布式的信息，在传播途径上多是机构发布式的传播，并不能深入到村里的熟人圈子。这一困境的背后，是县级融媒的运作逻辑与乡村社会的传播逻辑发生了错位，若无法实现由“向上负责”向“向下服务”、由“行政终端”向“乡土媒介”的转变，则难以发挥好协同枢纽的功能。

    如何让县级融媒体从“在场的缺席者”转变为偏差治理的协同枢纽？这取决于其能否完成三重嵌入：第一是结构性嵌入，也就是重建与乡村空间的关系，把传播平台作为回应乡村居民信息需求、贴近其生活场景的载体，在“向上负责”的信息发布之外，开展“向下服务”的传播工作，并将其嵌入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去，嵌入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去，也嵌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中去。关系性嵌入就是建立与乡村的信任纽带，在熟人网络中通过村干部、乡贤、网格员等节点进行二次传播，弥补制度化传播和乡土人际传播之间的断裂。乡村社会的传播环境存在强烈的人际化倾向，正规传播渠道如果不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相衔接，便很难得到乡村人的认可和参与。所谓意义性嵌入，就是创造与乡村共生的话语场域，让传播内容为乡村人所知悉、认同并引发情感共振，并非站在城市的立场对乡村进行外在建构，这意味着县级融媒须在内容生产上尊重乡土文化本身的内在机理，在乡村主体立场上讲好乡村故事，避免将乡村变成迎合城市想象的“他者景观”。

    协同重构的实践路径

    在明确县级融媒体的枢纽角色之后，乡村形象的重构需要从以下维度展开协同行动。

    一是推进算法治理与公共价值的制度融合。平台需把真实性、文化性作为算法考量指标之一，并为乡村纪实类内容开辟专属流量通道，构建向县级融媒体开放内容生产体系，对其高质量内容进行流量倾斜。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提出支持平台以技术和人工双重校验来实现算法过程可解释性，并且设置算法迭代纠偏机制。县级融媒体则需发挥“在地审核”功能，协助平台建立基于乡土语境的乡村内容风控模型，使算法不仅识别“什么是冲突”，也能识别“什么是真实”。这一制度对接的关键，在于将乡村形象传播的公共价值诉求转化为可操作的算法参数，使技术系统能够承载人文价值的判断。

    二是激发本土创作力量的联动参与。偏差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乡村主体的表达缺失。县级融媒可以通过组织力量带头成立返乡青年、非遗传承人、基层干部以及普通村民组成的本地创作联盟，开展轻量级的内容创作培训，减少技术壁垒。字节跳动公益在“抖音乡村计划”中过去一年共培训乡村人才达44031人，说明平台层面上的培训资源已经有一定的量级了，但是平台上的培训内容还需要往纵深的文化表达而不是流量运营方面偏移。当真实质朴的民间表达获得与专业制作同等的传播机会时，乡村形象的建构权便从外部主体部分归还给乡村主体自身，使传播内容从“被讲述”转向“自我讲述”。

     三是建立多元参与内容审核及评价机制。除了平台审核外，在平台上设立由村民代表、基层工作者以及本土文化持有者构成的“社区评审”，对涉及乡村形象的内容进行语境敏感性判断，弥补算法审核对于乡土文化的不熟悉，提高内容治理精度，也可以在参与中培养村民的媒介素养和文化自信，将乡村形象传播的治理权从单体平台向多元主体分化。与此同时，偏差的矫正也需要需求侧的认知升级，县级融媒体可联合主流媒体和优质乡村创作者，通过系列化、专题化的内容策划，引导受众从猎奇、消遣的浅层需求转向对乡土文化深层价值的关注，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乡村形象网络传播偏差的背后，是流量逻辑凌驾于乡村发展的公共性价值之上的一种结构性产物。纠偏不是简单的“去流量化”，而是建立一种让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商业逻辑和公共责任、专业生产和民间表达能够进行有效互动的协同治理模式。因此，县域融媒体以在地性和制度性联结的优势，具有发展为县域融媒格局中心节点的潜力，但这依赖于县域融媒体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由“行政化的传播端口”向“乡村社会内部有机传播主体”的转变。

    四是当技术平台成为社会信息流的基本基础设施后，如何避免技术平台本身的运作逻辑违背公共利益，也是数字时代公共传播建设的深层命题。乡村形象的建构不仅关乎乡村自身的机会和发展，而且关乎整个社会的信息生态是否具备公平性和包容性的问题。只有具备了足够多元、足够强大的自我表达能力，真实的、立体的、有生命力的乡村才会被看到和认可。

    课题来源：2025年武汉轻工大学研究生课程案例库：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学》案例库建设（2025ALK08））

   （作者：王亚萍，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