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2月21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报告

　　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介绍了报告写作背景。他认为，报告具有现实与学术的双重意义。现实意义上，报告试图回答作为大国的中国最为关心的“大国兴衰”问题，邀请全球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等多学科专家，围绕“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主题撰写报告。学术发展意义上，报告采取组织社会学研究路径，超越了以往学界主流的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解释，即韦伯开创的文化主义路径和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路径，它们分别代表文化优越论传统和“政权改变”传统。制度主义不能解释同一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而组织化程度则能够有效解决制度主义的困境。同时，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探索国家治理的研究单元，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更有助于国际学术对话。　　报告参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欢作报告发布，并就报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表示，报告试图回答困扰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学界以往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存在历史困境和比较困境，而组织化程度则提供了分析“大国兴衰”的新视角。组织化程度是历史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组织化进程中既存在组织化红利——更早实现组织化国家，更容易调动资源，实现发展和繁荣。也存在组织化陷阱——制度变迁中因路径依赖带来过分组织化。李欢表示，中国要寻找持久的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超越“组织化悖论”。中国要为次级组织成长赋予制度空间，在保证高水平组织程度的同时，将不断分化的异质性、特殊性因子纳入国家组织化进程中，在历史变迁中尝试平衡一统与多元。

　　杨光斌表示，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的长历史时段考察，发现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组织化红利，也有组织化陷阱，即组织化悖论现象。基于历史经验，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兴衰与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平衡组织化程度以适应社会发展，协调秩序与活力，是大国兴衰过程中亟需研究的问题。澄海高研院聚焦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战略议程研究。刚发布的《经济脱实向虚与帝国的衰落》总结了大国不能干什么；在2024年年度报告发现的价格革命与全球化新范式的关系，发现了大国如何强起来，必须干什么；2025年年度报告则发现了组织化程度与大国兴衰的关系，即大国如何保障大国的持久胜出。这些构成了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是研究大国竞争的战略理论。

　　报告发布后，两位与谈人肯定报告的贡献，并就报告涉及的理论概念、国家如何实现更好发展等话题展开对话。

　　随后，专家学者就相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杨光斌就相关报告讨论作出回应，对于如何区分制度与组织这一核心问题，杨光斌表示，应从政治的核心概念出发，厘清政治制度与组织的区别。他认为，政治存在核心层次的政治观念，国家形态为第二层次，而行政组织则具有多变性。在此基础上，研究需秉持大历史、大结合、大比较的视野，重点把握社会活力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最终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李欢回应大国“兴衰”相关议题，重点探讨了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共存问题，提出现代中国能够实现集权和分权同步加强的观点。他表示，相较于古代，现代中国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团结均有所提升，而秩序与活力两大维度均可同步强化。这一认知提示我们可期待并建设一个秩序与活力兼具的强大国家。

　　杨光斌在会议总结中表示，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下，中国如何持续成为胜出的“领导型国家”，既是本报告的核心关切，也是此次研讨的主旨所在。最后，他呼吁学界更多同仁共同参与，深耕相关研究领域。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