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最初指的就是“陶瓷”，甚至当首字母小写的时候，china就是“陶瓷”之意。当一个地方的人，以一种物品来指代生产这种物品的遥远国度，那说明这个物品价值不菲，在他们那里具有很高的认可度。陶瓷无疑就是这样的物件，它曾是奢侈品的代名词，身份的象征。

　　但中文“陶瓷”一词，其实表示的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即“陶”（ceramic）和“瓷”（porcelain）。这二者的区别，除了原料之外，最关键的是与温度有关。一般的“陶”（ceramic）指的是大约在850-1100摄氏度之间烧制而成的物件，此时细密度不够，重量较轻，吸水性较强，透光性较差，声音比较沉闷；当温度达到1100摄氏度的时候，烧制的物件在质地上会有很大的变化，细密度增高，防水性好，透光率较高，声音较为清脆。中国在宋朝（公元960-1279）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把温度稳定在1100摄氏度的技术了。不过，今天陶瓷制造有更为精细的分类，有低温釉瓷（或称“细陶器”，烧制温度1100-1200摄氏度），中温釉瓷（又称“炻瓷”，烧制温度1200-1230摄氏度，我们日常所用的碗、碟、杯等等都是这个区间的温度烧制出来的）和高温釉（1230-1300摄氏度）。高温釉瓷对胚胎和釉的质量要求很高，今天琳琅满目、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品，多数都是这个温度区间烧制出来的。

　　中国的制陶业历史悠久。100年前，即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陶器碎片的存在。仰韶文化大致在公元前5000-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制陶业的历史距今至少有7000-5000年左右的历史。

　　从制陶到制瓷，这一步跨越，则需要4000-6000年左右，即至宋朝时制瓷技术才真正成熟。很快，烧制精美的瓷器就上贡进入到了宫廷。而随着大量阿拉伯商人的到来，这种精美的物品也就从中国东南和南部沿海出口到西亚和欧洲。如今在福建泉州和广东台山的近海地区的水下考古发现（南海1号，据信是南宋初期的沉船，距今有800多年），表明中国的陶瓷大约在距今800-900年前就由阿拉伯商人出口到今天的中东、欧洲地区了。

　　中国陶瓷开始传播到新大陆，则要迟至16世纪，是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征服而次第展开的。1565年，西班牙打通了经由菲律宾马尼拉（Manila）抵达美洲的航海路线，开启了大帆船贸易（Manila Galleon Trade）。此时中国正处于明朝嘉靖皇帝统治的最后两年。明朝时期通行的货币是白银，虽然产出不错，但总是捉襟见肘，朝野都有银两短缺之虞。这种以贵重金属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做法，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因此，白银作为新大陆当时发现和提炼最多的贵重金属，恰好可以大量满足中国社会银两短缺的困窘。而用来交换银两的就是陶瓷和丝绸等这类贵重物品。被称为“新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以及最重要的产银地秘鲁，就成为银两和陶瓷、丝绸等贵重物品互换的最主要发生地。在今天，两地也是发现中国陶瓷最多的地方。而在其中充当交换的货币，墨西哥银元，也成为今天两地珍贵的收藏品。

　　不过当时从中国买卖陶瓷最主要的经销商，并非是西班牙人，而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通过有一点狡黠的方式，于1557年取得了中国广东一块很小的地方作为落脚地，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澳门（Macao）。由于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而西班牙人又因为《托德西利亚斯条约》（1494年）无权直接跟澳门或中国沿海地区贸易，所以葡萄牙人最初几乎独享了从澳门到马尼拉的航线。但很快，这条富庶的航线就有中国商船的加入——1572年有6艘中国商船加入，1575年增加到12-15艘，1580年则有40-60艘。他们负责把货物从澳门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或者甲米地（Cavite）港，然后由西班牙人接手，从这里运送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今天临近索卡洛（Zócalo）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当初的这条航线有多么的繁忙。这条路线，在中国被叫做“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在中国看来，这是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而在西方和拉美，则被称为Camino de la China (The Chinese Route)，“中国航线”，是其全球航线的拓展，是奢侈品的最主要来源。

　　由于担心白银被过多地运送到亚洲，1582年秘鲁和阿卡普尔科的贸易被中止。不过，虽然官方被中止，但民间的走私从未断绝过，毕竟当时秘鲁极度地依赖于白银的出口。瓷器也因此流向了包括秘鲁在内的更广的区域，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其周边的如佛罗里达、巴拿马、瓜地马拉、古巴和波多黎各，都有陶瓷的流传。甚至再由此通过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和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n）流向了欧洲，而并非完全是通过非洲南部好望角的航线。这种情况持续到“海上马车夫”的出现——后来居上的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从亚洲到欧洲的航线，于是，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大的陶瓷消费市场。

　　中国陶瓷在拉丁美洲社会中不仅是实用品，更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流往美洲的中国陶瓷，多数被用于修道院、教堂、富人的家宅之中。精美的陶瓷制品甚至作为家族传承的珍贵物件而传给下一代，超越的器具的实用用途。在墨西哥城的索卡洛广场和圣奥古斯丁教堂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出土，这些陶瓷碎片的年代跨度从16世纪至18世纪，显示了中国陶瓷在当地社会中有着持久的影响。

　　如此长久的输入、大量的使用，陶瓷必然在文化上对当地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墨西哥，中国陶瓷与当地文化发生了一定的交融，成为当地异常发达的视觉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当地人的艺术表达和生活方式。墨西哥城中心矗立的那座色彩斑斓的建筑——Casa de los Azulejos，其建筑的瓷砖，让人联想到中国的青花瓷（虽然有人说那就是中国的青花瓷，但那其实是当地的仿制品，而非从中国直接进口的）。16-17世纪从中国流入的陶瓷主要为青花瓷（blue-and-white motifs），其款式、样式无疑深刻地影响了美洲乃至欧洲的审美与设计，促进了当地陶瓷工艺的发展，如塔拉维拉陶瓷（Talavera wares）。

　　陶瓷的稀缺和暴利，让欧洲试图制作自己的陶瓷产品。他们最初的设计，就是模仿中国的陶瓷，那是他们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不过，与考古发掘中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盘子、碗等器具不同，欧洲的陶瓷制作结合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实用需求，于是，我们看到许多不同于中国陶瓷的平底盘、咖啡杯等，以及陶瓷的宗教题材人像。

　　18世纪之后，中国与拉美的陶瓷交往，因为欧洲的替代而变少了，陶瓷真正变成了一种“文化遗产”，而非贸易的商品。特别是当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之后，这条历时二三百年的“物”的交流航线就不复存在了。随后的美洲社会，中国陶瓷的影响就停留在遗留下来的一些器具和传说中了，仿制的和欧洲自创的产品就逐渐占据了美洲乃至欧洲的市场。

　　不过，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中国与拉美的陶瓷交往又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在新的商业运作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交集。我今年8月份在中国五大陶瓷之都的钧瓷产地——河南省许昌市神垕镇——进行调研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当地生产日用瓷（即上面提到的“炻瓷”）的一个厂家，他所接的单子就是来自于智利的品牌Hallen。其独特的亲近自然的设计，充满了拉美独有的审美，让人一眼就觉得“这个很拉美”。可见，在全球化的产业与贸易互联互通中，世界又在另一个维度上产生了联系，再续了曾经风靡拉丁美洲的陶瓷前缘。

Hallen陶瓷底部（崔忠洲/摄）

Hallen陶瓷（崔忠洲/摄）

　　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陶瓷制品的交往，是世界“物”的交流中的一部分，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的一种。且因为陶瓷这种“物”所具有的独特美感，让这份交流含有了深刻的非物质文化的内容。

　　中国陶瓷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和影响，不仅说明中拉文化的交流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更有丰富的资源；不仅有物质上的交换，更有精神上、灵感上的交流。中国与拉美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有着坚实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础，展示了民心相通的美好图景。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