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茶贸易是明代中央王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主要经济手段，目的是“用制羌、戎”。松茂古道自灌县启程，经茂县、汶川抵松潘，全程350余里，为川西北要道。明代时，它更成西路边茶入藏主路——茶货于松潘集散后，经甘南转输青海，既是川藏茶马贸易枢纽，更架起汉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

　　一、物资交换：民族融合的经济纽带

　　（一）茶马去向。靠近甘、青等省的茶叶供应主要是四川产茶区，“马匹来源则是大约包括今四川西部、青海、甘肃、西藏、新疆的一部分藏、蒙、回等游牧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马匹收上来后多用于军队的操练，松茂古道上运输的茶叶多数经过官方贸易后，如数流入少数民族地区供其日常所需。

　　朝贡贸易是四川茶马的另一去向，少数民族进京贡物据《明史》载：“画佛、铜佛、铜塔、珊瑚、犀角、氆氇、左髻、毛缨、足力麻、铁力麻、刀剑、明甲胄之属，诸王所贡亦如之。”对朝廷来说茶叶是最好的回赐物。松茂古道上的茶叶经过朝贡回赐这一过程之后，成为“皇家赏赐”，为之前的单纯以茶易马的经济活动，增添了君臣的政治导向色彩。

　　（二）其余货物流动。在各路商人群体的帮助下，各城镇货物的进与出在这一时期已然由“单一”变为“双向”，货物也不仅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销售、而是逐渐辐射至全国各地。松潘是高原交易所，关外番部以皮、毛、药换取生活资料，商人以茶、布铁器完成资本积累。茂州则辐射范围最广，输出品覆盖川北（德阳、安县、绵竹）—川中（潼川、简州）—川东（重庆）—河南。同时，平原粮食（米、糖、油、盐）与手工业中间品（铁器、酱、曲酒）反向配给高原前沿。灌县则是成都平原的门户仓库，是松潘市场的主要茶叶来源地之一。

　　二、商贾往来：民族互动的人际载体

　　（一）汉族商人。明代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下，汉族商人群体来到松潘。汉族商人有的开设商号或店铺，专门经营一种商品，“他们并不外出进行购销，而是从藏、回、汉贩运商手中进行购销活动”，即从中原汉族商人手里购进中原地区的大宗货物，转售给在藏族地区活跃的商贩，从他们手中获取藏族的特产，再次转售给从藏族地区出入中原的商人，充当一种中间商的角色赚取差价。

　　（二）回族商人。“元明清时期大量回民进入峨江上游地区经商贸易，在松潘、茂县、汶川等地定居，人们称这些回民为陕西回、青海回、陇东回、云南回”。回商或进行货物买卖，成为商贩，或定居松茂古道沿线经营旅店，为沿途商客服务。“从松潘贩运货物到茂县、灌县和成都的客商都要在途中的沙湾投宿，沙湾当时居住着几十户回民，大都经营客栈、饭店，以此为生”。

　　（三）藏商群体。除了以上汉商、回商，松潘地区还有以寺庙商人、土司商人、藏族平民为主的藏商。在朝贡政策的背景下，来往贡使很多都是由这些寺庙商人担任的，他们经过赏赐或者贸易获得的茶叶一部分供给寺院，剩余的出售给藏族民众。因群众对寺庙商人的茶叶以及其他商品的认可度更高，所以他们逐渐发展成为藏族地区商业繁荣的主要力量。土司商人群体利用政治特权或独立经营以茶叶为大宗的贸易，与寺庙商人长期保持合作，对藏族地区的商业进行垄断。在藏商的群体中，平民商人的经济地位较前两者较轻，他们大多资本较少，规模小，并非主流。

　　（四）地方军人从商。除了来往商人，戍守在该地区的官吏、卫所中的士兵以及家眷等有大量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起初“四川松潘等处关堡接连生熟西番、布罗韩胡等类番蛮。洪武中，置官军严备，番蛮不敢为非”；后来随着经济利益的驱使，卫所军士也开始与“番人”进行交易“近来卫所官旗多纵家属在堡居住，与番人往来交易，及募通晓汉语番人代其守堡，而已则潜往四川什邡、汉州诸处贩鬻，经年不回”。此番种种，反映了卫所在与各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与广泛性，是松茂古道沿线官员、军民等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深入密切与的例证。

　　三、文化交流：民族认同的精神升华

　　（一）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交往。明代通过官、民多种方式的茶马贸易以及便利的运输条件，不仅将茶叶输送至边疆，也传入了中原茶文化。《松潘县志》中秦武域的《金川于役记》记载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蛮人其食则糌杷，用青稞炒面和乳茶为之。盛木碗内，茶煮极酽，加牛羊酥酪微调饮之。”可见茶叶在川西北高原已脱离“饮料”范畴，上升为与盐、粮并列的生活必需品，当然这也意味着其与贸易越来越密不可分。茶种、烹法、器具随地而异，松潘用粗老叶、铜锅、木碗，西藏偏砖茶、酥桶、盐勺，地域生态决定茶怎么煮、怎么喝、怎么运。经过历代的发展，文化不断整合与演进，汉地输入的茶叶，藏地发明的酥油，游牧传统的奶、盐，在同一碗里完成“文化杂交”，生成新的味觉体系和礼仪规则，藏族地区的茶文化已经不单是对中原茶文化的模仿了，呈现出地域性、宗教性、融合性等多种特点。

　　（二）少数民族茶文化的交流。藏族人民食茶，根据民族饮食、宗教等对于茶叶的烹制、器具、礼俗、文情等都有所发展。如在《汉藏史集》的编写中有关于瓷碗的传说，其兴起的时候源自于国王的要求：“我想要造的碗，应是以前汉地也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有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对于瓷碗上的花纹有相应的规定：“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的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的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上应绘鹿在草山之上。”瓷碗作为饮茶器具，其花纹规定既体现了藏族的文化特色，如“鹿在草山”既反映了游牧生活，也融入了中原瓷器的工艺风格如瓷碗材质、烧制技术；同时其命名也是取了中原文化中常用的福寿之意。这都说明茶文化在器物层面的民族融合。

　　（三）少数民族茶文学的交融。除了饮茶习俗、器物效仿的交流，明代松茂古道茶业的兴盛还带动了茶文学的发展。譬如灌县地方志中就有记载，明代杨慎所作的杂言体茶诗《和章水部沙坪茶歌》诗歌直接就以“茶”为名，以四川青城山沙坪茶为吟咏对象，借茶抒怀，既盛赞沙坪茶之珍奇，又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身世飘零的感慨，是明代茶文学中“以茶喻士”的典型篇章。后世清末羌族诗人董湘琴更是作《松游小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文学作品。全诗以“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为纲，沿途即景抒怀，途经灌县、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正是汉、羌、藏、回等多民族交错杂居之地，杂写山水、驿铺、兵戍、羌番风俗、茶盐互市，诗中不仅写自然风光，更写“关隘驻军”“羌女捣衣”“番民互市”等社会场景，真实记录了晚清时期多民族共处的日常生活与商贸互动，体现出民族间的互补与融合。因其“诗中有图、图可证地”，被后世誉为“用文字铺成的松茂古道《清明上河图》”，见证了多民族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相遇与共生。

　　四、结语

　　以上种种文化浸染，是与松茂古道上茶马贸易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连的，而这种物的交换、人的来往又进一步促进了交通网络的延伸与拓展。自从有了茶马贸易，各地联系愈发紧密，使川、甘、青交汇地带形成了民族贸易圈。这种以茶马互换为特色的贸易模式成为边疆地区民族经济交流的重要推力，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今天岷江上游地区多元民族关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创新项目2024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明朝松茂古道茶马贸易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YCBS2024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南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