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范式变迁看其历史逻辑，新质生产力是与数字经济范式相适应的生产力，其载体是新型工业化；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其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存在一个“禀赋结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的经济学逻辑，其模式是后发经济体的“蛙跳”模式；从发展阶段看其实践逻辑，新质生产力是中高收入转型的关键助力，其核心是创新成为新的引擎。

　　从经济范式变迁看历史逻辑

　　何谓新质生产力之“新”？新和旧是相对而言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种主要经济形态，准确地说，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范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范式的跃迁，都意味着生产力呈现几何级数的上升。新质生产力之新，从来都是与旧对应的。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就是在新发展阶段与新的数字经济范式相适应的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就必须要找到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载体，而这一载体，依然是从工业经济范式下脱胎而来的工业化，但这个工业化，不是旧的工业化，而是和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以创新为灵魂和内核的新型工业化。

　　目前看来，学术界对生产力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能不能从生产力的内生发展生动地展现生产力理论。这里就需要从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演进的视角去观察新质生产力。客观地看，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三次工业革命对于生产力的贡献是不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掘了煤炭、蒸汽、钢铁等要素潜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发了内燃机、化工、石油、电力等技术和资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推动生产活动向宇宙探索，发展了生物技术、原子能技术以及信息产业；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释放出更为先进的生产要素。此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数据要素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或者说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了，因此造成了经济范式的变迁，当然也就会形成新质生产力。

　　从数字经济范式变迁看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但凡和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结合的生产力均为新质生产力。因此，即便是传统产业，只要其吸纳了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其生产力的进步依然会归为新质生产力的范畴。至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生产力的进步，称为新质生产力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中国应该高度重视经济范式的变迁，以持续推动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新型工业化为载体，主动拥抱经济范式变迁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并最终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从经济结构变迁看理论逻辑

　　从经济结构的变迁看，新质生产力存在一个“禀赋结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的经济学逻辑。任何一个经济体乃至一个空间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在任何给定时点上都会存在一个既定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既定的结构是劳动力要素丰裕、资本要素稀缺，还是劳动力要素稀缺、资本要素丰裕，这会导致不同的工业技术选择路径；是劳动力要素丰裕、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均稀缺，还是劳动力要素稀缺、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均丰裕，这会导致不同的农业技术选择路径。技术选择的路径是否合理，会影响后续一个经济体或空间视角下区域经济的增长绩效，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升级。二战之后典型的对照组就是日韩和拉美。日韩在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既定条件，选择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服装等轻工业率先发展，待资本要素完成一定积累并实现丰裕之后再发展汽车、造船和化工等重工业；相较而言，拉美则未按照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既定条件，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发展机械制造业，其自身的发展绩效已经证明了在这种技术选择下无法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

　　在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同样要遵循这样的理论逻辑，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进行技术选择，然后再在技术选择的基础上进行产业选择。这样的产业选择当然要考虑经济范式变迁对这一经济学逻辑的影响。前面举例完全是在工业经济范式下的演进案例。在数字经济范式下这一逻辑是否仍然成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这是需要学术界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范式下，数据要素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这种要素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这改变了工业经济范式下资本报酬边际递减的经济规律，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即是明显的例证。数字经济范式下的技术创新也具备轻资本投入、重知识投入的典型特征。这就为后发经济体和后发地区自身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了一个“蛙跳"模式，即在资本要素可以没有发达经济体和发达地区更为丰裕的情况下发展更为先进的技术，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空天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就是典型案例。这些都为作为后发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提供镜鉴。

　　显而易见，在考虑经济范式变迁的前提下，基于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依然要遵循“禀赋结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这一经济学逻辑，以便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在相对较低级的禀赋结构选择相对更高级的技术，采取“蛙跳”模式来获取更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然这依赖于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要素和知识要素的积累以及对于新质生产力堵点卡点的及时清除。

　　从发展阶段变迁看实践逻辑

　　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看，其经济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人均GNI小于1145美元的属于低收入经济体，其正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都被更高的人口增长率所消耗；人均GNI处于1146至4515美元的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其正处于工业化启动期间，工业化的启动一方面带领这些经济体逃离“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另一方面实现使得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而伴随着制造业的腾飞发挥资本丰裕的比较优势；人均GNI处于4516至14005美元的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耗尽，同时随着资本的逐渐丰裕资本的边际收益出现递减到很低的现象，既有的比较优势丧失，新的增长引擎还未得以确立，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速下降，整个经济体无非面临两种结果，一个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二战以后仍只有少数经济体能够做到，另一个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战以后的拉美等多数经济体均属此列。

　　中高收入转型中，关键的是否获得创新作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今天，通过发展生产力获取创新引擎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国际上看，我们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国内看，我们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处于中高收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目前我国正处在中高收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的来看，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如何看待三个产业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传统产业，千万不要一提到“新”或者“新质”，就不要旧的，科技和产业的变迁升级都会遵循一个过程，先要在既定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有些传统产业恰恰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那就先发展，结合数字技术去发展。其次是新兴产业，包括“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以场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再次是未来产业，要发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并强调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我们必须克服金融资本短期视角、追求高利润及与其配套的风控文化，加强对金融资本的现代化治理，引导坚持长期投资、追求适度利润并构建相应风控机制的耐心资本的持续发展，并最终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基金支持：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负责任创新视域下平台生态系统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4JD710001；2023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地方财政压力对区域创新体系效能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GD23XYJ10】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