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1月6日，时事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国家创新体系与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学术研讨会”。《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平力群著，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建构与变革为核心议题，选取后发经济体日本作为国别案例，立足全球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国际格局调整的宏观背景，梳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脉络。全书以“渐进性创新”与“颠覆性创新”的分类为切入点，搭建“初始条件—国家体系类型—创新种类选择偏好”的动态演化分析框架，从运行机制与创新活动两大维度分阶段考察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架构特征与激励逻辑，阐释创新体系演化、新兴产业更迭与国家竞争力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日本创新绩效逆转的制度性根源及其改革路径。

　　作者平力群介绍了本书的三方面理论探索。一是创新范式的概念拓展，将其长周期理论中“技术革命驱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核心观点，拓展为“科技革命驱动‘科学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把科学研究纳入范式变革的内生驱动要素。二是理论维度的层级延伸，将阿特拜克的产业动态创新模型从微观企业层面延伸至宏观国家层面，提出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不同阶段竞争优势的差异，本质上与国家创新体系对两类创新的选择性偏好有关。三是以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长周期为底层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弥补既有研究碎片化、阶段性解读的不足。平力群表示，希望本书能为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与科技创新政策优化提供参考。

　　时事出版社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刘云在致辞中表示，这是一部深耕域外创新治理、兼具理论纵深与现实关切的著作。全书将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产业界、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纳入统一视野，追踪日本创新体制从追赶时代到后追赶时代的演化，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既不把日本模式奉为范本，也不因“失去的三十年”全盘否定其制度价值。如果创新体系长期停留在追赶型逻辑，过度依赖路径依赖式的改良，忽视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培育，就会在科技竞争进入“无人区”时陷入后劲不足的困境。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日本的经验教训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镜鉴。

　　在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学者相继发言，对该书的学术价值、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丁红卫表示，该书兼具历史研究、制度分析与现实政策思考，将创新活动置于国家制度结构、产业组织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作用的框架之中，为理解不同国家创新模式的形成及动态变化提供了多维视角。一国在追赶阶段形成的成功制度，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技术领先阶段的竞争优势，如何避免制度惯性束缚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发展，是后发经济体面临的重要课题。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该书是了解和认识日本式创新的“敲门砖”和“导航器”，把国家创新体系从描述性概念改造成一台“选择装置”。日本以大企业集团为中心、“分割的封闭性关系化”的体系，以稳定关系替代市场交易，形成的是“关门式”效率而非“开门式”效率。该书对20世纪60年代企业创新勃兴作出了比“产业政策成功论”更细致的解释，表明制度不只降低交易成本，还生产预期。同一套安排偏好渐进性创新、排斥颠覆性创新，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了经济长期低迷。他表示，追赶期的效率来源常常就是领先期的锁定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副主任田正表示，该书资料翔实、逻辑严谨，兼具学术高度、理论深度与现实温度，回应了科技强国建设的时代之问。该书在制度经济学视野下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与动态创新模型有机融合，提炼出“分割的封闭性关系化”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核心概念。这一特征既推动了战后机电、汽车等产业发展，也限制了创新资源跨组织流动，削弱了日本对信息技术革命的适应能力。

　　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编审胡亮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需要特定的约束条件，条件一旦变化，曾经成功的体系就可能走向反面。当科技革命进入爆发期或一国发展阶段发生改变时，政府必须主动推动体系改革，否则路径依赖就会从优势变成枷锁。该书研究日本，重点不在于介绍可效仿的榜样，而在于提供可剖析的案例。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丰富了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长周期、系统性研究，其所揭示经验教训的意义不止于认识日本，更在于服务中国自身的创新战略。国家创新体系与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既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