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单元，是连接城乡、贯通工农的关键节点。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十五五”期间县域发展所面临的已非单纯的规模扩张问题，而是结构优化与治理方式转型问题。

　　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产业同质化、财政负担过重、基层治理内卷化、人才外流以及政策叠加过密等现象。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一种以“加法扩张”为主导的发展逻辑，即重视项目、规模与指标，而相对轻视在地资源转化、制度成本控制以及社会内生动力培育。因此，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从发展理念、政策方式与治理机制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实现由“外延扩张”向“内生生长”转变，由“政策驱动”向“机制培育”转变，由“行政加压”向“治理减负”转变。“在地化”发展要求决策者具备战略定力，主动摒弃“大而全”的路径依赖，这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性的“减负”——为基层减去不切实际的赶超压力，减去对短期规模增长的焦虑，从而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聚焦于本地最具生命力的产业根基之上。

　　一、立足“在地”资源，重塑差异化发展路径

　　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并非源于对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机械复制，而取决于其对本地资源禀赋的有效转化能力。

　　推动县域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在地资源”为核心的识别与转化机制。应引导各地系统梳理其独特资源，涵盖自然条件、传统技艺、历史文化遗产及存量工业基础等方面，并将“不可替代性”作为产业选择的核心依据。在此基础上，应聚焦细分领域、培育特色产业，摒弃“大而全”的发展思路，追求“专而精”的产业形态，逐步构建具有区域辨识度的产业结构。同时，需优化考核导向，减少对规模和排名的简单依赖，转而更加注重资源转化效率、产业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这意味着需要果断清理那些与县域特色和群众获得感关联度不高的“痕迹式”考核指标，为基层干部卸下应付考核的沉重枷锁，释放出更多用于调研本地资源和谋划产业发展的时间与精力。通过制度引导，推动地方发展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从“规模扩张”转向“特色深耕”。

　　二、优化政策环境，降低制度性运行成本

　　县域治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于政策供给过密与执行负担过重。“十五五”时期，有必要推动政策环境向“减负”方向改革。一方面，应合理调控政策供给节奏，削减重复性及事务性文件的数量，促使政策导向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在降低事务性负担的同时，更需关注基层财政的“减压”。应进一步优化县乡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避免因配套资金要求过高而导致的“被动负债”，让基层财政从“三保”压力中适度解放出来，使其有能力将有限资金投向民生改善和产业培育等关键领域。

　　另一方面，可探索建立阶段性的“治理缓冲机制”，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与应急能力的前提下，为基层预留必要的自主调适空间，实现治理节奏的张弛有度。同时，应推动政策执行方式由“过程留痕”向“结果导向”转型，减少形式化考核指标，并强化群众感受与实际效果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通过上述制度调整，将基层干部从“应付性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三、激活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

　　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内生动力的系统性培育。这涉及人才结构的优化、市场主体活力的激发以及财政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

　　在人才方面，应从过度依赖外部引进转向更加注重本土人才的挖掘与激励。大量具备实践技能的“本土专家”、返乡创业人员及传统技艺传承者，构成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完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促使他们在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有效缓解人才“虹吸效应”。

　　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应进一步强化小微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县域经济的就业承载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微市场主体的稳定运营。需优化财政支持方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初创实体的直接扶持力度，将财政资源的配置重心下沉至生产经营一线，降低经营主体的制度性成本，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在产业发展节奏上，应更加注重稳定性与风险防控。对于新兴产业，应避免盲目跟风，通过市场化机制进行充分验证，待形成相对成熟的盈利模式后再予以适度引导。同时，大力发展与本地生活密切相关、波动性较小的基础性产业，如农产品加工、社区服务、循环利用等，以巩固县域经济的基础。此外，还需关注县域内部的协调发展，通过合理的财政调节与资源配置，缓解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从而提升整体发展韧性。

　　总体而言，“十五五”时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并非在于引入更多新型政策工具，而在于转变发展逻辑与治理范式。通过强化在地化导向、完善政策环境、激发内生动力，可逐步构建一条更为稳健且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县域治理体系具备高度复杂性，其高效运转依托适度的“留白”与“节制”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削减非必要干预，遵从经济与社会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本身即构成一种关键的治理能力。

　　（李浩，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焦倩，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