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既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保障农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工程。企业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直接关联着供给的质量与效率，也影响着乡村建设的整体成效。从理性选择理论来看，企业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本质上是对参与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全面权衡，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就是通过优化收益结构、降低参与成本，引导企业主动把自身发展和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结合起来，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共赢。

　　一、理性选择下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逻辑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企业参与的核心逻辑，是效用最大化导向下的成本收益权衡。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在有限的资源和约束条件下，会计算可能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各种备选方案，最终选择那个最有利于实现自身目标的选项，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组织，其所有决策行为都围绕自身效用最大化展开，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也不例外。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既包括资金、人力、技术等直接投入，也包括时间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可能面临的运营风险，而收益则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有直接的经济回报，比如通过参与公共服务项目获得的经营收益、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也有间接的社会收益，比如企业声誉的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扩大，以及与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带来的长远发展机遇。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了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当参与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企业会主动参与其中，反之则会选择观望或退出。因此，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优化企业参与的成本收益结构，让企业在参与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从而激发其参与的内生动力。

　　二、理性选择下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类型特征

　　从实践情况看，当前不同类型企业在协同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类型特征与现实表现上存在明显差异。

　　集体经济内生型企业：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深度嵌入参与者。这类企业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起或控股，产权结构与集体利益高度关联，在运行上与村党组织、村委会联系紧密，较易融入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在实践中，企业通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环境维护、产业配套服务及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等事务，其参与具有持续性和内生性特征。相较其他类型企业，该类企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协同参与深度较高，有助于提升服务供给的稳定性。然而，其经营活动与公共服务事务交织，服务供给边界和责任划分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相关实践仍有待进一步规范。

　　工程项目型企业：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项目化、阶段性参与者。这类企业多借助工程承包或项目外包途径踏入乡村公共服务领域，投身于道路建设、环境整治、公共设施搭建及后续运维等工作，其参与紧密围绕具体项目推进。实践中，此类企业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汇聚资源，顺利完成既定公共服务任务，对于改善乡村基础条件、提升服务效率成效显著。然而，受合同关系与项目周期的双重约束，它们的协同参与大多停留在执行层面，服务供给呈现出短期、碎片化特点，难以向公共服务协同运行与持续投入方向拓展，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参与稳定性存在一定局限。

　　政策任务型国有企业：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任务导向、阶段集中参与者。这类企业通常在政策推动下，通过定点帮扶、对口支援等方式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重点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资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及相关服务保障。在实践中，国有企业能够依托组织和资源优势，在特定时期内集中推进公共服务项目实施，对改善基层公共服务条件发挥积极作用。但其参与方式多围绕既定政策任务展开，服务供给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参与范围和持续程度往往随政策安排调整而变化，相关实践在稳定性和常态化运行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产业嵌入型企业：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关联选择性参与者。这类企业往往已在当地构建起相对稳固的产业布局，生产经营对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劳动力及公共环境等要素依赖颇深。在实践中，企业基于自身产业发展需求，主动投身相关基础设施维护、公共环境优化及配套服务供给，对提升特定领域公共服务质量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其参与内容多聚焦于与企业经营直接关联的公共服务事项，服务供给范围存在明显选择性，对于超出产业关联范畴的公共服务，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在公共服务全面覆盖与深度协同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三、理性选择下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设计

　　不同类型企业在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里的协同参与形式与现实表现差异显著，这和企业产权结构、参与方式及所处制度环境紧密相连。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调整政策以优化企业参与公共服务的激励结构，可引导其行为转变。需依据不同企业行为特征，借制度设计调节其参与成本收益预期，削减不确定性风险，促使企业形成更稳定、可持续的参与态势。

　　集体经济内生型企业：明确角色边界，稳定制度预期。这类企业深度嵌入公共服务供给，却因经营与公共服务职能交织，面临角色不确定性带来的参与约束。为此，政策激励需聚焦降低不确定性。一方面，以制度文件清晰界定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职责与参与边界，让企业行为有章可循，纳入规范运行轨道。另一方面，完善集体经济运行规则与公共服务协同机制，提升制度可预期性。再者，借助程序化安排与责任清单，削减制度摩擦成本，助力企业在明确角色定位下，形成稳定且可持续的协同参与模式。

　　工程项目型企业：优化成本收益结构，降低参与风险。这类企业参与公共服务多围绕具体项目推进，其行为受合同与项目周期严格约束，对合同外服务投入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基于此，政策激励需着重提升公共服务投入的可计算性与风险可控度。要把公共服务履约表现纳入项目评价与信用管理体系，促使企业聚焦服务成效。要构建项目衔接与合作延续机制，降低企业重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边际成本。要完善结算与监管规则，消减不确定性风险，引导企业在既定项目框架内，拓展服务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政策任务型国有企业：稳定政策预期，规范参与边界。这类企业投身公共服务，主要受政策目标与任务安排推动，其参与强度与持续性对政策连续性极为敏感。基于此，政策设计需聚焦增强公共服务参与的稳定性。具体而言，要清晰界定政策任务周期与公共服务责任边界，防止职责不明引发组织成本攀升；将公共服务成效融入常态化考核体系，提升企业参与的规范程度与可持续能力；完善政策衔接与退出机制，降低阶段性调整对公共服务运行造成的冲击，确保公共服务供给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持续推进。

　　产业嵌入型企业：稳定长期预期、强化利益关联。这类企业参与公共服务，多是从自身经营环境与长期发展出发，参与内容有着明显选择性。政策激励应着重强化企业公共服务参与和长期经营之间的紧密联系。首先需稳定相关政策规则，为企业营造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降低其对制度变动的预期风险，使其安心投入。其次要把公共服务参与和产业支持、要素保障等政策工具相衔接，为企业持续参与注入内在动力。最后要明确企业参与公共服务的规范路径，引导其在与自身利益相关领域，形成稳定且协同的参与行为模式。

　　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关系到乡村发展活力的激发，更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企业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协同参与者，其参与行为因类型不同而差异显著。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引导企业有序投身公共服务供给，既契合发展需求，又能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这种引导是基于对各类企业特性的深度把握，通过政策杠杆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坚实助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迈向更高水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让农村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课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数字经济融合路径研究——基于广州实践”（2025GZGJ3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