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活态史诗《格萨(斯)尔》（以下统称《格萨尔》）以主人公格萨尔王降临凡间除魔卫道、各民族和谐共生、共建家园的英雄叙事为核心，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2006年，《格萨尔》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格萨尔》史诗传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是一部由多民族共同创作、共同传唱、共同传承的英雄史诗，它诞生于多民族交流互动、文化交融的青藏高原，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并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不断向周边扩散，与多民族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铸就了“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一、高原生境孕育英雄史诗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园。考古发现，青藏高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便有人类居住。秦汉以前，这里是“诸羌”之地。隋唐时期，吐蕃、党项羌、吐谷浑、白兰羌等众多部族在此繁衍生息，对此，汉藏文献均有记载。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王朝崛起前，青藏高原存在多个强大部落：雅隆河谷的吐蕃本部与北部的苏毗、西部的象雄（羊同）并立。汉文史料《北史》亦载，周边分布着薄缘夷、女国及众多羌人部落（如白兰、白狗、千碉等），这些部落“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或役属吐谷浑，或附国”。可见当时高原族群林立，呈现多部落并存的格局。

　　不仅如此，有文献记载，秦厉公时期河湟地区便与中原部族时有交往。羌人无戈爰剑被秦军俘虏后，学习中原农耕技术后，又逃回羌地将秦地农牧技术和五谷引入羌人社会便是交往互动的生动写照。迟至汉代，已有大量汉地百姓移民青藏高原，带去先进技术与文化艺术。蒙元时期以后，青藏高原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各民族交往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推进。正是在这样文化生境和历史进程中，英雄史诗《格萨尔》才得以孕育产生。

　　根据藏文文献以及藏族地区留存的《格萨尔》古籍、遗迹、遗物和所谓家族后裔的佐证，公元11—12世纪，格萨尔王是真实存在过的部落英雄和历史人物。但对于《格萨尔》产生时间，史书文献、高僧大德、学者专家等众说不一，并没有定论，但都一致认为格萨尔是11世纪初期，青藏高原辽阔草原牧区叱咤风云的“天之骄子”。

　　因此，在多民族交流互动、文化交融的青藏高原，以历史人物格萨尔及其时代背景为基底，融合这一区域各民族的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丰厚的民间文学成果，孕育了《格萨尔》这部伟大英雄史诗。

　　二、交往交流迁播英雄史诗

　　《格萨尔》史诗在青藏高原孕育后，便逐渐传播至周边区域和民族。11世纪和12世纪，《格萨尔》史诗在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后，开始不断向外辐射，在区域和地缘层面形成了流传的“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以及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巨大的史诗流传带，成为喜马拉雅山地区多民族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陪伴着朝圣者们的脚步，随同着茶马古道商旅的队伍，伴随着说唱艺人的激情演唱，尤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扩大、深化，《格萨尔》史诗逐渐从我国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区的结合部，流传到了更多更远的地方，得以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传播和发展。

　　从《格萨尔》迁播的地域范围来看，在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流域，在辽阔壮丽的雪域高原，在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宽阔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在中国境内，《格萨尔》史诗广泛传布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地区，被藏、蒙古、土、裕固、东乡、撒拉、纳西、门巴、珞巴、普米、白、独龙、傈僳13个民族传唱千年，已内化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了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

　　在国外《格萨尔》的流传遍及印度河流域、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地区、不丹、尼泊尔东部地区以及锡金的雷普查人。由此，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

　　三、民族交融铸就伟大史诗

　　《格萨尔》史诗在从青藏高原向周边区域传播过程中，史诗所波及的各民族在接纳与传唱之际，开始对史诗进行本土化创作，巧妙地融入本民族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生境，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一部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质，由多民族共同传颂和传承的壮丽史诗，成为各民族十分崇尚的英雄史诗。

　　在青海和甘肃，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总体来说，整个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与藏族《格萨尔》相似，但从内容到结构、从事件到整个故事都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不同。说唱时，土族艺人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韵律与行序都没有限制。然后，艺人会用土族语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并非原文原样地照释藏语唱词，而是在解释藏语唱词的同时，又加述许多具有土族古老文化特质的新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现象一方面体现了藏族《格萨尔》对土族《格萨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土族人民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时的创造精神。

　　在蒙古族地区，《格萨尔》被称作《格斯尔》。其传入后，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按照自己民族的心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固有的史诗创作传统，对《格萨尔》进行了民族化，利用它的题材、故事情节、故事结构顺序等进行了增添修改、加工编撰等再次创作，使之逐步发展成为独立而完整的具有蒙古族特色的英雄史诗。在《格萨尔》被蒙古族进行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其将《格萨尔》中现实性很强的人物，更换成在上古时期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就已产生的蟒古斯形象——一个有着十二颗甚至二十一颗头颅的英雄人物。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人们便将《格萨尔》纳入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描写激烈斗争的故事情节时，加入了通过射箭、摔跤、赛马等蒙古族较为常见的比赛方式作为评判输赢的标准。

　　同样，《格萨尔》在传入裕固、傈僳、纳西、门巴、珞巴、独龙、白、普米、撒拉、东乡10个民族的过程中，也与其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格萨尔》史诗的多元叙事版本，成为各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的传颂与承续流传至今。由此可见，《格萨尔》作为多民族共创、共唱、共传的伟大史诗，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见证和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

　　四、尽显中国民间文学气派

　　英雄史诗《格萨尔》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与演变过程中，不断得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充实与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黑格尔在其巨著《美学》中写道：“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他们的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自此，“中国没有民族史诗”一度被视为一种“权威”论断。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众多史诗的发掘整理，打破了这一“权威”论断，改变了中国没有史诗的错误观点。

　　不仅如此，《格萨尔》史诗还以其宏大的规模、浩繁的卷帙和丰富的内容著称。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的英雄史诗相比，《格萨尔》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世代相传，至今仍在我国13个民族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第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共计包含120多部，100万诗行，若全部翻译成汉文约有2000多万字。

　　有学者认为，《格萨尔》与《荷马史诗》，一个代表古代东方文明，一个代表古代西方文明，二者交相辉映，堪称人类文明史上两颗最璀璨的明珠。因此，《格萨尔》的出现，为中国在世界民间文学领域赢得了巨大荣誉。

　　五、滋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为一部气势恢宏的伟大史诗，《格萨尔》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人文精神，彰显了凝聚民心、团结民众的力量，激励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还展现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宏大格局，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交融的活态传承体系，以及宏大的叙事主题、恢弘的内容结构与磅礴的演述风格。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丰厚滋养。

　　当前，《格萨尔》史诗持续融合新的时代元素与表现形式，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已建设成由《格萨尔王传》精品说唱、音乐唱腔、赞歌、舞蹈、传承人口述史及风物传说纪录片六部分组成的史诗数字资源库，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各地区各民族的《格萨尔》艺人日益注重演述文本的书面化传播，并在传承方式上积极推进多媒体化、舞台化及职业化转型。

　　此外，《格萨尔》中的故事，不仅走进博物馆、课堂、社区等，还被改编成动画、书籍、舞蹈等，以更为多样的形式被广泛传播。例如，《英雄格萨尔》《格萨尔》《格萨尔王》《格萨尔王——王之崛起》《格萨尔藏戏》等多部以《格萨尔》史诗文化为线索进行创作的电影，在电影院线和网络平台上映，让观众耳目一新，在让各民族观众感受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的同时，也让全国人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浩瀚灿烂的中华文化长河中，《格萨尔》诞生、流传和交融的历程充分表明，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历史发展始终。时至今日，以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绽放出新的时代之光，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