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造像是佛教石窟的一种变化形式。石窟起源于印度，传入我国后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是各民族之间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其中云冈石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人群参与，是融合的典范。以川渝地区为代表的南方石窟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摩崖造像龛，数量庞大，并增加了无数原本与佛教无关的中国本土内容，表现了佛教在地化发展的历程，对云南影响极大。佛教艺术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化遗产的过程。摩崖造像是佛教完成了中国化后的最终形态，向我们诉说着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故事，将其文化元素与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融入文物游径规划设计中，启迪人们对现代中国多元地方文化元素的理解与认识，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重要作用。

　　一、佛教摩崖造像的定义

　　佛教摩崖造像就是在山间、田野的崖壁上开凿出来的各类佛像或佛教像龛，是佛教石窟的一种变化形式。

　　佛教石窟又称石窟寺，与佛教一样产生于印度，是最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石窟起源于印度，作为寺庙的一种形式随佛教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从新疆向东进入中原，再从中原进入我国南方地区，在不同区域、不同时代均呈现出不同面貌，原因就是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各区域、各时代的人们也对石窟及其造像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接受与改造。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因此，摩崖造像呈现出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有的元素和符号特征，今天看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支持开凿云冈石窟的鲜卑皇帝来自东北，主持开凿的僧人昙曜则是来自西北的甘肃凉州（今武威一带），昙曜将另一个僧人法果提出的“天子即如来”的思想贯彻于新石窟的开凿活动中，今天看到的云冈第16—20号洞窟中的佛像即是昙曜照着北魏已有的五个鲜卑族皇帝的模样设计雕造，同期北魏各地石窟或其他造像中的供养人也全部变成了鲜卑族的模样；继昙曜之后，云冈开凿的第二、三期石窟中，佛住在了中国特有的楼阁式塔中、汉式宫殿中，披着汉族士大夫的衣服，作为供养人的鲜卑贵族们也全部身着汉式服装。

　　二、我国摩崖造像的特点

　　作为寺院的一种形式，石窟寺在印度通常是由开凿在河畔山崖边的一群洞窟组成，不同功能的洞窟组成一座石窟寺。一座石窟寺必须要有最基本的两种功能型窟：礼拜窟与僧房窟。礼拜窟用于宗教礼拜活动，是寺院的佛殿，窟中必须要有表示佛及其它服务于佛教礼拜功能的雕刻，一般为佛教故事雕刻，通常华丽而复杂。僧房窟是供僧侣生活居住的洞窟，相当于今天寺院中的僧寮，简单而狭小。印度有佛教石窟寺，也有其它宗教的石窟寺。

　　在我国新疆地区、甘肃敦煌地区开凿的洞窟中还有大量的僧房窟，但至5世纪中原北方地区兴起开凿石窟之后，我国北方的陕西、河南、山西等佛教石窟开凿区域僧房窟已非常少见，大多只开凿礼拜窟，出现了大量仅有礼拜功能的摩崖造像龛、像。传到南方后，以川渝地区为代表，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摩崖造像龛，偶尔才有洞窟开凿，僧房窟绝迹。到了两宋时期，由于雕刻形式更自由，不再受洞、龛等形式和范围限制，很多佛教形象直接以连环画形式出现于崖壁上，人们便更愿意称其为石刻，学术界很多时候石窟、石刻、摩崖造像混用。

　　在空间分布方面，中国南方地区的石窟与摩崖造像除江苏、浙江、广西、云南等地有零星分布外，大部分集中于川渝两地。2021年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共有石窟和摩崖造像5986处，其中石窟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四川共有石窟和摩崖造像2134处，重庆716处；就数量而言，四川居全国第一，是当之无愧的石窟大省，其中绝大多数是摩崖造像。四川省除攀枝花市外，全省20个市州都有分布。全部是石雕，偶有泥塑，少有壁画。

　　川渝两地的佛教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流域（金牛道、米仓道沿途最多、最早）、沱江流域（川渝之间的古道，以唐中后期、宋代造像最多）、岷江流域（丝绸之路河南道上有最早的造像）三大水系之间的四川盆地周围的山间河谷。以嘉陵江流域最多，其次是沱江流域、岷江流域，三江流域的石窟寺或摩崖造像几乎包括了川渝地区除重庆以东区域之外的所有汉传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道教摩崖造像。沿袭了石窟发源地印度的分布特点，均在山间河畔的古道路旁。

　　与四川古代佛教摩崖造像相关的重要交通路线一是金牛道（成都往北），二是米仓道（成都往北），三是丝绸之路河南道（成都往西北），四是长江水道（成都往东），五是沱江经泸州南下（成都往南）或川西经西昌的茶马古道诸道（成都往南）。

　　类型方面，唐、五代及以前的摩崖造像主要是佛龛的形态，有少量露天大像，例如乐山大佛。到了宋代，流行直接在山野崖壁上以连环画形式雕刻表现佛教内容题材的绘画，被称为石刻，同时渐渐增加了无数原本与佛教无关的中国本土传统内容，典型的代表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的摩崖石刻，同时有少量线刻画。

　　时代方面，川渝两地摩崖造像数量庞大，内涵丰富，历史悠久，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其中以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三、摩崖造像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石窟源自印度，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以皇帝为模特创造了中国石窟中佛的形象，唐代开凿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武则天又出钱雕造了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有学者认为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模样，同时大量流行石窟的新型式——摩崖造像。摩崖造像中大量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的形象都随之变成了中国人的模样，摩崖造像中的佛教建筑、装饰图案、甚至花草树木都变成了中国样式，这些都是佛教石窟为了适应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发展做出的调整。可以说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凡经历过的地区都留下了痕迹，因此，尽管佛的基本特征变化不大，但与佛相关联的石窟或摩崖造像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与发源地印度的石窟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完全不同。前述北方的云冈石窟如此，最南端的云南摩崖造像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

　　考古资料显示，云南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境内的古代文明是灿若星河之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汉晋时期，他们就已经学习并掌握了汉地先进的农耕技术、使用汉字。唐代在中原政权扶持下建立的南诏政权及其继任的大理国境内的古代民族主要是今天白族、彝族的先民，他们接受中原政权的赐封，宫室制度、信仰、礼仪、文化体系与中原无异。相对于中原北方地区，云南的佛教造像在佛教艺术的传播链条中处于晚期，是我国佛教艺术晚段的代表之一。

　　1990年在云南巍山垅玙古城出土了一批佛像，约二百多件，发表的资料中一件与成都地区发现的南朝梁时期的造像风格无异，多件与四川隋唐摩崖造像中的组合及风格相同，而且同时共出的还有莲花纹铺地砖、卷草纹滴水、莲花纹瓦当等，与汉地佛寺同类构件相同。巍山垅玙图山是南诏王龙潜时的耕牧地，即南诏的发源地，这批造像的出土说明南诏最初的佛教即是汉传系统，至唐代仍然如此。

　　云南佛教摩崖造像中的所有内容题材和艺术形式在川渝摩崖造像中都可以找到依据，以剑川石窟第4号龛为例：开凿于南诏末期到大理国初期的剑川石窟第4号龛为一个圆拱形龛，龛内雕华严三圣像，主体是一佛二菩萨，佛左右有浅浮雕一老一少二弟子半身像，两侧的文殊、普贤二菩萨坐骑旁各有驭者。这种龛形、组合、题材在川渝摩崖造中是传统的形式，自北周开始就一直流行。在中晚唐至宋代的摩崖造像中有几乎与剑川这龛像一样的形象，文殊、普贤菩萨坐骑旁各有驭者的龛像分布范围极广、数量很多。例如唐代开凿的四川邛崃石荀山第28号龛、四川邛崃盘陀寺第1号龛等均是。剑川4号龛中雕、刻、绘等技法结合的呈现方式也是来源于中原和四川地区，在四川的北周至隋代摩崖造像龛中早有多种雕刻方式结合的造像龛，往往佛、菩萨像是高浮雕，佛旁边的弟子像则以浅浮雕、甚至线刻的形式表现，如四川乐至睏佛寺第19号北周造像龛是最典型的多种雕刻技法结合的代表，高浮雕的主尊两侧多尊弟子像均为浅浮雕，且形貌与剑川这两尊浮雕弟子像极相似，也以半身浅浮雕方式呈现。

　　大黑天在云南洱海、滇池地区，以及其他白族聚居区受到广泛的崇拜，白族人认为大黑天神“在天为天神，在寺为伽蓝，在庙为本主”，因此至今许多庙宇中都有大黑天神像，白族神话中还有大黑天神舍身救人的传说。从文献中可以发现，中国毗沙门天王的形象来源于西域之于阗国，中晚唐至五代时期其信仰在京城及西北和西南（尤其川渝两地）地区特别流行，原因主要与唐和吐蕃、南诏之间的战争有关，亦与不空的密教经典翻译和唐代肃宗、代宗两朝皇帝等人的偏好分不开。考古发现，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将图样颁行各州郡之后，毗沙门天王作为护城佑民的神灵普遍得到雕绘。在四川巴中南龛、资中北岩、内江翔龙山、重庆大足北山，以及从成都通往云南的所有通道旁都有大量的唐代毗沙门造像保存下来，从图像中观察，这些图像与云南现存的毗沙门天王像的造型、图像性质、作用完全相同，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毗沙门天王绢画像相似。

　　所谓的云南阿吒力教实际上是梵语Acarya所传之教的地方语音。Acarya又译为阿者黎、阿遮利耶等多种。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三曰：“阿遮利耶，梵语也，唐云轨范师，或云受教师，旧曰阿者黎，讹也。”又卷二十一：“者黎具曰阿者黎，此曰轨范师，谓与其弟子为规则师范。有五种者黎：一羯磨，二威仪，三依止，四受经，五十戒。”所以阿者黎实为佛教中的一种头衔或专业职位。所以我认为云南的所谓“阿吒力教”，就是因为由有“阿吒力”称号的人传播而得名，实为佛教中“阿者黎”在民间的读音而来。川渝两地安岳、大足的宋代佛教石刻中时常有“阿者黎”称号，证明两宋时期云南佛教与川渝佛教实属一体，只是由于地方读音的关系，在云南成了阿吒力，又因为川渝地区今已无传此内容的佛教轨范师，而云南却保存了下来，且被称为了“阿吒力”，所传之教被认为是有地方特色的“阿吒力教”，而川渝本地则因为历史原因，其相关内容、轨范早已融合入至禅宗之中。川渝与云南佛教摩崖造像的关系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证之一。

　　四、摩崖造像及其文化元素的当代意蕴

　　中国石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中国南方佛教摩崖造像面貌渐为世人所知——它们是世界佛教石窟传播与发展链条上最晚的一环，也是最鲜亮的一环，好似中国各民族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共建精神家园的一面镜子，大到制度建设，小到百姓的日常祈愿（如治病、求仕途等）各时代、各区域、各族人民的各种愿望均有所体现，是佛教完成了中国化后的形态。这些雕刻虽然凝固于静默的石头上，却时时可以跃然而出，向我们诉说着各族人民书写历史、创造文化的故事。

　　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厘清我国佛教摩崖造像类文物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发展脉络，明确其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传播链条中的位置，围绕建设文物主题游径，将佛教摩崖造像中体现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元素与精神追求的内容深度融入文物游径规划设计中，丰富旅游路径中的历史文化底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启迪人们对现代中国多元地方文化元素的理解与认识，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