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同学合影

　　为了进一步促进和完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推进经济学研究的系统化和现代化，加强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的应用，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和研究生院于2024年11月2-3日组织了第六届天津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经济学分论坛。 

张中祥致辞

　　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张中祥代表主办方马寅初经济学院和学校研究生院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级领军人才文一，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洪永淼应邀做了主旨报告。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34位博士生在论坛上交流了入选论文。

文一做主旨报告 

　　文一教授以“自我实现的通货膨胀预期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辩——卢卡斯遇见凯恩斯”为题，介绍了其基于卢卡斯模型进行扩展的最新研究进展。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传统的经验公式—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胀率和失业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如果这一关系是存在的，则货币政策管理者可以利用这一关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然而，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微观理论的支持，当把数据时间延长之后，这一关系就不复存在了。于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刺激经济。卢卡斯将信息不完备性引入新古典模型中，其认为由于不同地区的厂商无法有效区分观察到的价格信号中的宏观价格与信息噪声，此时理性的厂商的生产行为会与宏观价格成一定的正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就不再是中性的。但是这种情况只是短期的，在长期情况下，市场参与者可以逐渐增加其对价格信息的掌握，从而减少其受到信息噪声的影响。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还是中性的。卢卡斯的模型，有效地解释了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与长期表现的差异。 

　　文一对卢卡斯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在卢卡斯的模型中，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而该模型假设每个地区的厂商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力量，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会存在一个随机的冲击。与卢卡斯模型类似，由于提供中间产品的厂商对整个经济的信息了解是有限的，其在进行利润最大化时，只能观察到一个带有噪声的信号。一般情况下，垄断厂商的价格是在成本上进行一个固定的加成。在不完备信息情况下，厂商的最优定价则在固定的价格加成之外，还与宏观价格有关。 

　　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宏观价格受到消费者情绪的影响，则存在一个自我实现的价格均衡。而当货币供给不再是常数时，自我实现的预期均衡价格也不再是常数，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均衡。而这一点，凯恩斯在100年前就已经提出，即人具有非理性，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可以有无数种自我实现的均衡存在。文一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论证了凯恩斯的论断，并通过模型结果展示，即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平了，货币仍然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一定效果。但是，由于存在多重均衡，没有唯一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同样面临着困境，其无法准确地预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并进行相应的决策。

洪永淼做主旨报告

　　洪永淼教授以“大数据时代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演变”为题，介绍了大数据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影响。大数据具有容量大、变量多、强关联、噪声大、异构、异频、异源、微观、非实验数据等特征，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基于大数据训练出来的计算机算法，属于统计学与计算机学科的结合。洪永淼从大数据与统计测度、宏观与微观统计、大模型范式与统计建模以及因果推断与可解释统计学四个方面展开了介绍。 

　　统计测度是统计科学的基础。传统宏观经济测定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微观动态大数据可以提升经济测度的时效性、精确性、可行性。大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测度经济社会心理变量。心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过去往往基于主观问卷等方式进行测度。心理计量学表明，心理因素是可以测度的。一个新的方法是基于文本数据进行测度，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经济心理进行定量研究。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需要微观基础进行解释，传统的宏观统计学方法论，是对微观数据进行加总。但是，这一加总会使很多有价值的数据特征与消息消失或失真。即使是大数据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降维建模方法—因子模型，其仍然是一种信息“加总”。而分布式经济变量，是连接宏观分析与微观异质性的一个新方法，基于大量微观动态数据，可以构建重要经济变量的横截面分布，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异质性。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计量经济学家一直关注在“小模型”范围内。这是由于在计算机算力飞速发展之前，一个模型预测均方误差随着模型复杂度增加往往呈现U-型特征。但是，这一传统共识被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双降现象”所打破。大模型范式的逐渐普及，为降维提供了新的思路。传统降维思想是数据降维，如数据加总、主成分分析、充分统计量等，一种新的降维思想是模型简化，即先利用大模型对高维复杂数据进行建模，再使用大模型进行降维。诸如LASSO等大模型处理方法，在估计准确性上，比传统模型的表现更好。 

　　因果推断是几十年来统计科学与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进展，而且还在发展过程中。但是，从本质上说，任何基于观测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因果推断是统计关系的推断。基于观测数据（而非实验数据）的统计推断，如果要将其解释为因果关系，则需借助领域知识，不能只依靠统计学、数据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本身。计量经济学强调统计学方法与经济理论的有机融合，在可解释性方面有更大的优势。 

　　洪永淼强调，大数据、大模型的使用，为计量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工具。但是，这一领域还处在相对初步的阶段，需要大家进一步地探索和发展。

洪永淼和张中祥教授与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的博士生同学合影

　　为了表达对博士生同学们踊跃投稿和积极参与的感谢和对同学们研究工作的鼓励，本次论坛颁发了优秀论文奖。天津大学李扬帆和上海财经大学刘帅成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杜健、天津大学李凯、清华大学彭咏淳获优秀论文二等奖，西安交通大学王梦琪、北京交通大学朱峰、厦门大学肖飒、厦门大学樊昊、清华大学韩海鹏获三等奖。 

　　李扬帆利用企业注册数据与县域气象数据，分析了高温对于创业的影响，并考察了特定的气候适应政策能否缓解高温的相应影响。研究发现，高温抑制了创业活动，温度高于29摄氏度的一天，相比温度在13-18摄氏度之间的一天，导致创业活动减少0.48%。高温对企业家决策能力和资产流动性的损害可能是这一影响的合理机制。通过在标准双重差分框架中引入边界不连续性设计，研究进一步发现气候适应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业与高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气候相关的基础设施改进是其中的关键渠道。

　　刘帅成通过构建一个内生产品设计模型，讨论了平台的信息使用与产品设计之间的关系。传统上认为，当一个平台内同时存在着自营卖家和第三方卖家时，平台可以从第三方卖家处收集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仿制一些畅销的产品，从而损害第三方卖家的利益。但是这与现实情况有所不同。研究发现，当平台不被允许进行信息收集时，市场上会存在多重不对称均衡，即一个卖家设计大众产品，而其他卖家分别以差异化定价设计小众的产品；而当允许平台使用第三方卖家的信息时，只存在一个对称均衡。研究指出，虽然平台的信息使用行为削弱了竞争，但是有助于减少产品设计上减少了错配和扭曲，同时也能够提高第三方卖家的收益。

洪永淼和张中祥教授与荣获优秀论文二等奖的博士生同学合影

　　杜健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冲突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中美贸易冲突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但是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的专利产出和研发质量，这其中政策的激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贸易冲突并没有改变企业的研发路径，但是促进了企业的合作以及在高附加值专利上的研发。而当企业在面临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时，其会有更高的专利产出。  

　　李凯通过将身份认同引入一个两阶段联盟形成博弈中，研究了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国际环境协议的形成与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身份认同会提高各国的减排水平，但当“绿色”国家与“棕色”国家共存时，身份认同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当“绿色”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以及身份关注程度都相对较小，则身份认同的纳入会导致稳定联盟的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可能出现空联盟。而随着身份关注程度或社会地位的提高，形成更大规模的稳定联盟变得可行。 

　　彭咏淳通过构建一个涵盖购买、退货、披露及撤回等机制的市场模型，结合隐私计算理论和实验室实验，分析了消费者在隐私决策中的行为模式。实验结果表明，隐私撤回机制能够有效缓解消费者的隐私顾虑，实现最为高效且平衡的社会福利，并有效维护消费者的隐私权益。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不断进步，隐私保护技术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降低隐私退货和撤回机制的操作成本，将有助于在商品满意度与隐私保护之间实现更加理想的平衡。

洪永淼和张中祥教授与荣获优秀论文三等奖的博士生同学合影

　　王梦琪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税调数据等企业集团子母公司数据，基于高新技术认定政策规定的研发投入强度门槛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企业集团内部的利润转移现象。研究发现，母公司获得优惠税率会促使集团公司内子公司向母公司进行利润转移与避税活动，利润转移的主要途径则是集团公司之间的商品类关联交易。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新技术认定背景下，母公司向子公司利润转移的现象在非国有企业、公司透明度低的企业、 盈利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低的企业中更显著。

　　朱峰研究了在双边市场中的内生排他性合约对平台的影响。在双寡头情形下，平台首先选择特定卖家，然后向他们提供排他性合约。研究发现，在假设买家单归属以及买卖双方对称的情况下，均衡中所有卖家都至少获得一个排他性合约，并且是单归属的。然而，在该均衡中，平台的利润较无排他性合约时更低。因此，排他性合约的可获得性使平台陷入了“囚徒困境”。这一主要结论可以扩展到买卖双方不对称的情境。此外，相较于没有排他性合约的均衡，社会福利也有所下降。

　　肖飒使用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中国银联的交易数据，利用节假日调休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闲暇时间对中国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每月每多一天的闲暇时间，城市消费金额约增加3.6%，城市消费频率约增加5.2%。调休政策影响下，月度“由工作日转变的节假日”、“由周末转变的节假日”和“正常放假的周末”天数的增加都会不同程度提升城市消费，但“被挤占的周末”天数增加会对城市消费造成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城市线上和线下渠道的消费存在互补关系。同时，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本地消费和异地消费的提升幅度十分相似。进一步可以估算出，闲暇时间对城市消费增长幅度的影响呈U型，当月度闲暇时间超过10天时，城市消费的增长幅度才有所回升。

　　樊昊基于资产定价理论分析了排放配额市场和碳抵消市场的价格互动，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探讨了调整抵消导入限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导入限额比例的增加可以通过直接减少受监管企业对配额的需求并影响企业的减排投资，从而影响配额价格。因此，碳抵消的价格将受到配额价格变化和需求增加的影响。在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重启的背景下，研究的结论对于中国碳市场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韩海鹏通过对比分析非推荐型统一定价、推荐型统一定价、推荐型差别定价三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刻画了企业的内生最优决策和相应的福利效应，以及异质性消费者的特征和分布对市场均衡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当消费者对两类产品的偏好正相关时，尽管推荐型统一定价对消费者最有利，但对于企业而言，该策略被非推荐型统一定价和推荐型差别定价所严格占优。如果消费者对两种产品之间的偏好正相关性足够强、市场中偏好其中一类产品的消费者比例足够小、且消费者的最低支付意愿足够大时，企业应采取非推荐型统一定价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推荐所产生的“信息效应”（降低企业利润）要强于“价格效应”（提高企业利润）。

会场互动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的马寅初学长命名的一所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单位。学院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标，鼓励更具一般性意义上的经济学原创理论研究，同时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力争在若干学科进入国内经济学学科前列、在一些经济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近两年，马寅初经济学院教师荣获每三年评选一次的中国价格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和第九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在Journal of Econometrics, 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学院博士生在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The Energy Journal，《管理科学学报》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荣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研究生组特等奖（2023）；学院硕士生在经济学中文顶尖期刊《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荣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优秀论文奖（2022）、“2022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学国际前沿论坛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2国际合作论坛”优秀论文奖。

文一 张中祥 合影

　　（供稿、供图：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