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汤姆·赛格夫（Tom Segev）的学术著作。全书分为幻想（1917-1927）、恐怖（1928-1938）、决断（1938-1948）三个部分，以大量新公开的私人史料为依据，全景式呈现出委任统治下英属巴勒斯坦的政治史、社会史、民族史和生活史，以“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汇聚在一起，共同谱写了这一段苦难的历史”。

　　“新历史学派”作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代表群体，秉承后现代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结合阿以长久冲突和以色列国家的现状，立足于对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定格下的主流历史学进行颠覆性解读，这本书即清晰体现出这一视角。本书以1917年英军在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enby）指挥下，从埃及出发由南向北征服巴勒斯坦为切入点，讲述了英国如何战胜土耳其人获得统治权，再现了英国委任时期巴勒斯坦社会脆弱、文化冲突、纷争迭起的场景。作者把该书的主题界定为“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One Palestine, Complete），这是英国人签发的巴勒斯坦文件中所用的措辞，意指英国拥有了完整的巴勒斯坦，“但在国王陛下的政府进驻该地之前，巴勒斯坦实际上已经被分成了两半”。隐藏在“完整”背后是隔膜、背离与仇恨，这方“奶与蜜”的土地一直被眼泪所浇灌，撕裂巴勒斯坦的关键既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叠加与渲染，也是失败的“帝国治理术”所埋下的祸根。

　　一、民族主义情绪是撕裂巴勒斯坦的内在根源 

　　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属于无人关注的偏远地带，“当地没有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什么公认的规范。时间慢慢地流淌着，骆驼的脚步和传统的束缚决定着这所城市的节奏。”“悲惨的贫困”和“饥饿浮肿的男人和女人”在这里普遍存在，有些地区甚至“每一条溪流和水井里都有尸体”。19世纪20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带着一股“强大的宗教和情感力量”来到巴勒斯坦，使这方土地“从黎凡特地区的恍惚状态中苏醒过来”，一系列新事物如汽车、网球、消防队、现代工厂等纷纷出现。随着土耳其人的失败“巴勒斯坦正见证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是摆脱压迫之后的必然结果”。对于犹太人来说，尽管犹太复国主义与正统派犹太人之间、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但随着大批移民的进入，对圣地、民族家园以及建立国家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虽然各种政治势力、家族集团矛盾四起，但一些组织、协会、俱乐部纷纷出现，表达着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以及对犹太人、英国人的不满，到了1920年，巴勒斯坦已经有40个活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协会，吸纳了3000名左右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会员。与此同时，与犹太军团相对立的阿拉伯军团也在不断强大，作者把这种对立情绪称作“自尊与自尊的较量”，任何重大事务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由民族情绪所建构的记忆、所挤压的欲望之火终于在1920年4月4日耶路撒冷的“内比·穆萨”节爆发了。阿拉伯俱乐部成员挥舞着大叙利亚国王费萨尔的照片，情绪激昂的群众高喊“独立！独立！”“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数百名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报复，冲突双方都造成了伤亡。此后同样的悲剧多次在耶路撒冷、雅法、希伯伦、特拉维夫等地重演，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流血冲突，特别是1929年的“西墙事件”中，双方各有数百人伤亡，民族主义情绪四处蔓延。正如作者所言：“巴勒斯坦冲突不仅仅是一场争夺土地的斗争，也是一场争夺神话、宗教信仰、民族荣誉和历史的战争。在争斗的过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用上了原始般的狂热，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暴力。在许多场合，他们未能把现实、文字和符号区分开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宁愿相信虚构和幻想。”

　　二、委任统治的失败是撕裂巴勒斯坦的外来推力 

　　在作者看来，巴勒斯坦居民们最初是把英国人当做“解放军”来欢迎的，“每一个走在街上的英国士兵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满怀憧憬之情的平民们把士兵们团团围住，抚摸着他们的军装，拍他们的头，并用东方的各种语言向他们表示祝福。人们对英军表现出了无限的敬佩之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希望独立，并认为他们会在英国的支持下赢得独立。”然而，“混乱、暧昧和失望从一开始就存在”，阿拉伯人强调他们帮助英国对抗奥斯曼帝国，作为补偿自然应该得到巴勒斯坦；在犹太人看来，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贝尔福宣言》中对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承诺，应该在委任统治下变成现实。英国人很快发现“同时驾驭两匹马的马戏团演员”是何等不易，“两个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运动强化了他们各自在巴勒斯坦的身份认同”“都倾向于把民族主义置于民主和人权之上”，这种对立结局“从一开始就只有两种可能：阿拉伯人打败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打败阿拉伯人。两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殖民当局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官员、外交官、政治家、军人和记者在无休止的言语、阴谋、联盟和背叛中相互角逐和竞争。首相、外交部、殖民部、财政部、印度事务部、国防部以及各军事部门，它们只是试图在管理巴勒斯坦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一部分机构而已。”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地方政府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敌对势力的官僚系统”，人满为患，勾心斗角。这样的政治生态决定了英国人对于巴勒斯坦缺乏基本掌控与治理能力。双方每次大的冲突过后，总会有各式各样的调查委员会接踵而至，但调查之后便匆匆离开，大多无果而终。为了使耶路撒冷看起来更像大英帝国的殖民首都，英国人修建了乔治五世大道，大道的尽头是象征着帝国尊贵的大卫王酒店，但这一切只是权力的表象与象征，英国人根本没有导向性的巴勒斯坦政策，只有“波动与犹豫不决”。英国人确实很想平衡双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享的单一地方身份认同”，进而实现“分而治之”，但事实上想在不伤害阿拉伯人的情况下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作者看来，委任统治晚期尽管犹太人的反英情绪极为高涨，犹太右翼民族主义组织还策划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但总体来看，犹太人仍然是委任统治唯一的赢家：人口增加了十倍以上，被允许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发展农业并设立工厂与银行，形成了领导集体和民选机构。“这一切都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进行的，都源自1917年的那个承诺。”在犹太人逐步实现建国目标的过程中，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反抗此起彼伏，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殖民政策，然而任何安抚与转向都会激发犹太人更多的不满，巴勒斯坦问题陷入了死循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36年4月再次发生了阿拉伯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动，犹太人立即采取报复措施，流血冲突进一步扩大。愤怒的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居民点、英军驻地与警察局，破坏公路、铁路以及管道。1937年英国政府提出了“皮尔委员会分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个英国托管区、一个包括巴勒斯坦其余领土与外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但遭到了双方的拒绝。1939年5月，为了平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情绪，英国政府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了《白皮书》（British Government: The White Paper）：五年之内允许7.5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五年之后将禁止犹太移民进入。阿拉伯人认为，《白皮书》没有立即终止犹太人的移民浪潮，也没有承诺他们立即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举行总罢工与示威游行，本-古里安号召犹太人“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与大英帝国并肩作战；就像没有战争一样，与《白皮书》战斗到底！”此后，巴勒斯坦的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用蒙哥马利的话来说：“犹太人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杀犹太人，这就是巴勒斯坦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继续下去。”

　　对此，委任统治者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伦敦和耶路撒冷的英国人越来越将巴勒斯坦视为负担，他们也没有理由再继续承受这一负担。”1947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将委任统治权移交给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联合国，随后联合国也成立了自己的调查委员会。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详细地再现了巴勒斯坦历史上的重要转折，追踪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走向对抗的过程，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丰富的历史细节，出色地描绘了“一个帝国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另一个国家的悲剧”。

　　三、民众的心灵隔阂撕裂了固化巴勒斯坦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 

　　传统的巴勒斯坦社会虽然贫穷落后，但多民族自然相聚的状态没有被打破，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与占少数的犹太人生活在各自的世界中彼此相安无事。随着犹太移民的到来和巴勒斯坦局势的变化，普通民众间心理隔阂越来越加深。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呈现一位阿拉伯知识精英与充满理想主义的犹太银行代理人之间的私人交往，从而折射出在不同时代两个民族历史的起伏跌宕与爱恨情仇。

　　1917年11月28日凌晨三点，耶路撒冷老城的教育家和作家、阿拉伯基督徒哈利勒·萨卡基尼（Khalilal-Sakakini）的家门被敲开，犹太保险代理人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正在被土耳其警察追捕寻求避难，原因是美国与土耳其是对立国，作为美国公民的莱文和他的国家一起成了土耳其的敌人，更为严重的是警方认为莱文有间谍嫌疑。萨卡基尼明白他一旦接纳了这个犹太逃犯，“如果自己被抓住，土耳其人会以叛国罪论处，但如果把莱文送走，他又会背叛自己的文化传统。”犹豫之后，萨卡基尼还是把莱文请进家门，他后来把这场遇见描述成“一个巨大的荣耀”，因为可以对外族人“展示本民族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随后两人成了朋友，“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聊天，一直聊到深夜，他们都是爱读书且有行动的人，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当教堂的钟声在背景中响起，清真寺的宣礼在空中飘荡，远处的大炮雷鸣般响起时，他们交流各自对巴勒斯坦的想法和愿景。”萨卡基尼虽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却试图把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区分开来；莱文则主张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存于这片土地。然而六天后的一个凌晨，他们双双被土耳其警察带走，关进了大马士革的一座监狱。萨卡基尼后来写道，“我的双手和我的同胞阿尔特·莱文绑在一起”，他们同吃、同睡、一同接受审讯，口供出奇一致，后来相继获释。两年以后，萨卡基尼亲眼目睹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流血冲突，他痛苦地写道：“当犹太人攻击阿拉伯人时，我恨他；当阿拉伯人攻击犹太人时，我恨他。当人类充满仇恨和敌意时，我恨所有人类。”。作者不仅以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开篇，还把萨卡基尼与莱文的经历贯穿于全书。他们患难与共、思想共鸣，同时也经历着精神磨难，在见证了民族冲突的灾难之后，萨卡基尼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一个阿拉伯人，作为“穆斯林-基督教联合文学俱乐部”的活动家之一，他成为阿拉伯全国大会的代表，致力于为阿拉伯这个“悲惨民族”的重生而努力。

　　莱文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著名的诗人、艺术收藏家，目睹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复的报复之后，民族和解的愿望彻底破裂，他多次诅咒“这块土地上的希伯来人”，并对萨卡基尼表达“一个兄弟对另一个兄弟的同情”。理想的破灭加上生活中的磨难，莱文在1933年卡夫卡去世十周年之际，吊死在自家花园的椰枣树上。他的遗言只有一首诗：“愿一棵椰枣树将它和平的圣殿扑在我身上，日夜守护着我/让它的枣子将蜂蜜滴在我的坟墓上，在我家土地的那片天空下/我将品尝到永恒。”萨卡基尼在报纸上看到了莱文自杀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尽管与莱文的相识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太大的改变，但他从不后悔把这位犹太朋友领进自己的家门。

　　在作者笔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理解、同情与互助不仅仅发生在萨卡基尼与莱文之间。“他们继续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相互购买货物，阿拉伯人替犹太人打工，犹太人找阿拉伯人租房子。犹太工人和阿拉伯工人一起罢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1929年8月发生希伯伦的暴乱中，许多阿拉伯人把当地的犹太人藏在家里使其免受伤害。还有一些犹太人为民族和解而不断努力，例如以阿瑟·鲁宾（Arthur）、犹大·马格尼斯（Judah Magnes）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建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同进步的文化社区”即“两族联邦”或“双民族国家”，他们成立了“和平契约”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倡议，得到了远在欧洲的马丁·布伯等人的支持。虽然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主流派的认可，也没有任何实践根基，但毕竟代表了理性主义态度与和平主义愿景，犹如一缕清风吹拂了喧嚣血腥的巴勒斯坦土地。

　　尽管如此，隔阂、疏远、分离与仇恨依然是委任统治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关系的主要面向。正如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所描述的那样，犹太人当中充斥着“歇斯底里的状态”“痛苦和报复的精神”“廉价的英雄主义”和“虚假的殉难精神”，而这种状况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阿拉伯民众对犹太人的态度。《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从多视角地刻画了巴勒斯坦社会分裂的悲剧、民族仇恨的恶果、帝国衰落的无奈。该书即是研究巴以、阿以关系的重要读物，也为解读当今依然上演的冲突与战争呈现了新的维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