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共同体的建设需要依靠什么？需要我们在外交上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实际上多边的制度安排是推动一个地区共同体建设的，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安全上，是非常重要的机制。中国-东盟中心是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制度合作平台。

　　国际关系理论界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合作。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洲的经验和亚洲的经验。传统上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就是制度化程度越高，它对于地区经济合作或者说共同体的建设越有利。欧洲首先推进了经济的一体化和共同体的建设，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市场，完成了高度的让渡主权的一种合作的实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原来被认为有利于促进地区合作的这一套知识，好像在现实世界中失灵了。原来欧洲在经济上高度繁荣、一体化程度非常高的发展，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紧张矛盾，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陷入到了债务危机中去。然后，新欧洲和老欧洲融合的矛盾，直接导致了英国的脱欧。

　　在安全上更是如此，欧洲的安全实践主要是靠北大西洋公约，就是美欧之间搞的大西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高度排他性的，而且是制度化程度非常高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北约不断向苏联的空间去拓展，所导致的就是一种集团的对抗，不断去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和安全空间。

　　实际上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北约持续的扩张已经招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反弹或者说警告。我们想一下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为什么出兵格鲁吉亚？因为当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以及北约就在讨论说要北约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以当时普京就出兵了格鲁吉亚，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告和提醒。到了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再到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实践的延续性。欧洲的实践，就是传统的知识认为的多边制度的制度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的共同体的建设，可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权利格局的变化，由于地缘政治的转换，这一套知识可能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看亚洲的实践。这个地区的合作主要是依靠一套制度化程度比较低，主要是非正式的框架之下，我们看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然后在2000年以后（参加）东亚峰会的一种发展历程，就是把亚太地区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放到这种在东盟主导的框架之下，不断地进行推进和谈判。当然这种方式有不足的一面，就是它的约束性比较低，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面，或者符合亚洲的经验的一面，在于它给各方是留面子的，照顾各方的舒适度。而且在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里面有成功的实践，就是DOC（编者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简称）的达成，但是也有一些现在陷入僵局的，就是COC（“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美国后来在一定意义上把国际制度变得越来越工具化或者是武器化，逢中必反，而且还污蔑中国操控国际制度的安排。可见美国要在这些组织中间阻击中国的影响力，把它变成一项政治的议程。

　　做一个小结的话，我个人认为，很难说制度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够实现共同体的建设，共同体的建设一定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中间不断探索符合一个地区的经验。在未来，面对着这种地缘政治的挤压，比如美国将多边制度武器化的行为，中国一定要牢牢团结东盟国家包括地区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探索符合我们这个地区的经验，不断推进地区合作。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国国际政治季刊》主编；本文根据作者在“‘三大全球倡议’与亚太命运共同体构建”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