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中存在紧张、暴力和不安全感，形势发展进一步印证了世界大变局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加重，国际体系深度变迁，美国加强大国竞争以谋求维持优势，但同时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由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使得双方关系中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中美关系进入紧张和事故多发期，并将持续较长时期。避免可能出现的严重对抗局面，离不开政治远见和战略胆识，也需要顺应世界变局带来权力流散的基本趋势。大国之间应当保持和加强必要的协调，努力维护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

　　一、美国对外政策表现出浓厚的竞争战略色彩

　　拜登政府认为，后冷战时期已经结束，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关头，地缘政治相对稳定将被大国竞争所替代。为了维护领导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注重超越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在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强调依靠竞争应对潜在威胁，明确了主要通过投资、联盟、竞争三个途径遏制对手的发展，并将中国定性为“唯一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2022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也渲染大国竞争和对抗，明确美军联合部队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更加强调综合威慑、塑造态势、建立优势的重要性，以确保美军“在保持有效威慑的同时，快速形成未来作战优势”。美军不断强化高端战争准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尖端武器发展，探索验证新型作战概念，发展创新指挥控制模式，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意在长期控制军事领域制高点。美国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已高达8579亿美元，2024财年增加到8860亿美元。这表明，美国政府和国会步调一致，在高额国防预算上继续加码。美国近年一系列做法无疑会恶化国际安全形势，刺激其他国家增加军事投入，甚至存在引发军备竞赛的巨大风险。

　　当前美国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既包含以往的传统做法，也带有拜登政府的鲜明特点。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全政府性，在政治、法律、经济、外交、情报、心理、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全方位展开竞争，而且政府与国会协调发力，共和与民主两党大多情况下也能形成共识；二是进攻性，不顾及大国关系需要维持基本稳定，而在极力强化和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寻找对手的弱点，主动挑起和升级矛盾；三是极端性，表现出明显的突破底线倾向，选择政策手段时更多考虑能否有效打击或损害对手，而较少考虑是否会产生冲突和动荡，甚至不惜牺牲国际信誉，利用既有规则来限制和制裁战略对手，从而给大国关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上述特点，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对盟友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不同，拜登政府全力提升军事实力和拓展同盟体系以加强对霸权的护持和对竞争对手的挤压。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依然处于僵持状态，美国和欧盟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2023年4月芬兰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2024年3月瑞典正式加入北约，至此北约便由来自欧洲和北美的32个国家所组成。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实际上，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包括爱沙尼亚、芬兰、挪威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大部分欧盟、北约国家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二、战略竞争并不能全面定义今天的大国关系

　　美国积极拉近与盟友的关系，在强调维护共同利益和应对共同威胁的同时尽可能淡化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然而，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仍然存在责任难以明确界定、利益日渐分散等问题。利用同盟终究仅仅是美国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其欧洲盟友也无法对美国的担当和承诺保持充分而持久的信心。在乌克兰危机这一外在因素刺激下，美欧之间的行动配合及政策协调总体还会持续，但双方在防务责任、主要关注等方面的内在矛盾并未真正消除。乌克兰危机持续越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体会到，追随美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洲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制裁俄罗斯会使欧洲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难民冲击、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社会撕裂更加严重等。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将使同盟内部出现更多裂痕和纷争，实际上这也是同盟困境的主要表现。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深入实施所谓的“印太战略”，军事手段构成推进这一战略的重要途径。其中，既包括军事部署的调整，也体现在与地区盟友及伙伴关系的加强。美国“印太战略”基本上围绕如何加强“一体化威慑”这一问题来展开，强调综合运用多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充分调动美国及其盟友力量，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2023年8月，美国、日本、韩国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晤，并发表了《戴维营原则》《磋商约定》《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强调在地缘战略竞争、乌克兰局势、气候危机、核挑衅等问题上，三国“需要团结一致，协调行动”。近期欧洲少数国家介入亚太事务的倾向日渐明显。2023年12月14日，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签署一项协议，规划研发下一代隐形战机，计划把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斗机项目与日本F-X战斗机项目结合起来，共同研制第六代战斗机。鉴于美国对“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向美国表态并展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已成为英国等少数国家追随和配合美国的重要表现形式。

　　然而，军事同盟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当前世界变局在本质上属于国际体系的深度变迁，影响国际进程的要素增多，权力加快流散，国际关系趋向复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不可能依靠军事同盟得到解决，强权政治和集团对抗无疑受到日益增多的限制。即使在同盟内部，成员的利益诉求也变得更为多样，越来越难以凝聚共识。美国强化同盟体系放大和加剧了大国间利益紧张的一面，严重恶化了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使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遭遇挫折和冲击。面对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压力，中国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远见，在有效应对的同时力避陷入“新冷战”的旋涡。地区安全结构不能退化、被撕裂，以致阵营对立。保持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积极的对话沟通有利于促进大国关系保持必要的协调并实现可预期发展。美国做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承诺具有积极意义，应当促使其真正落到实处。

　　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再次激化的巴以冲突加剧了安全局势动荡和国际社会分裂，并给全球战略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乌克兰危机使大国竞争趋向激烈，美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援助乌克兰，支持开展代理人战争，但未来前景并不明朗，并将受到国内政治变局、盟国政策调整和俄罗斯坚守陆权等众多因素的牵制。乌克兰危机持续，至今相持不下。如果在较长时间内都不能把已经撕裂的东欧地缘政治版图重新拼接完整，那么无疑将给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相关国家带来长期沉重负担。乌克兰危机爆发还再次表明，传统战争手段已不再是解决地缘矛盾的有效方式，在当前全球政治背景下，单纯运用军事力量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即使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也难以收获政治经济利益，并留下更多问题和隐患。

　　三、推动中美关系可预期发展

　　2023年基辛格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报》采访时指出，如果中美之间爆发第二次冷战，将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他再次强调，在防止大国之间灾难性冲突方面，美国和中国具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探讨了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的可能性，也使中美关系在持续紧张之后出现了稳定的迹象和势头。大国之间总要找到避免对抗的有效途径。即使是地区冲突难题，也越来越不可能通过寻求军事对抗来解决。对于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更多国家明确意识到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努力以推动局势得到控制。这或许就是中国能够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实现和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建交以来的低谷，在某些领域甚至被一些人界定为接近“冷战”，但还是存在实现总体上可控的较大可能性。何况维持大国战略稳定的基础条件依然存在，双方都具备必要的战略能力和手段来保持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只要这一框架没有发生严重动摇，大国之间最终还是要回归必要的协调与合作。在全球性安全挑战日趋增加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世界，中美关系比过去传统的零和博弈更加具有开放性。在世界变局中日益增多的不安定因素对国际安全构成了持久的威胁，需要更多国家担负相应责任。

　　在变化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需要重新找准角色定位。未来一段时间，围绕国际秩序及相关制度安排，各国将开展更多探索，并伴随激烈博弈，然而国际秩序变革不能失去方向。只有具备更广泛的包容性和基本的公正性，才能促进全球政治的发展进步。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世界的必由之路。目前国际安全局势动荡不安也表明，需要对原有秩序中不合理和不充分的成分实行变革和创新，以维护战略稳定、实现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全球和地区安全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实现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有机统一找到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