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齐书·州郡志》具有不可替代、所系匪浅的史料价值。然而因其文本的内容缺略、叙述简单、矛盾舛错，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脱衍，加上古往今来围绕《南齐书·州郡志》的研究相对边缘，遂负面影响了《南齐书·州郡志》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挥，甚至会使不明就里的读者误读、误解、误用相关记载。因此，利用《南齐书·州郡志》时必须时刻保持相当的警惕，既要对其年代断限、书法体例等作出全面的把握，又需广泛参阅清代以迄当今的相关考校研究成果。

　　关键词：《南齐书·州郡志》   学术价值   存在问题   研究回顾

　　先唐地理文献尤其是具有“全域”意义的先唐地理文献极度匮乏，如此，先后成书的7部正史地理志即《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的学术价值就凸显了出来。这些正史地理志往往包含疆域、政区、户口、风俗、道里等方面系统性、全域性的信息，不仅弥足珍贵，而且无可替代，古往今来的地方史志著作也每每征引为据。

　　回顾既往的研究，《汉书·地理志》本有“百家治《汉志》”的盛况，《续汉书·郡国志》有清人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作为辅助，《魏书·地形志》有清人温曰鉴的《魏书地形志校录》、张穆的《魏延昌地形志》略可参考，《隋书·地理志》有清人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又谭其骧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已出《汉书地理志汇释》《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宋书州郡志汇释》《晋书地理志汇释》《隋书地理志汇释》，堪称功莫大焉，盖“认真阅读正史地理志，是每一个想了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学者的必由之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然则相形之下，古往今来围绕《南齐书·州郡志》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边缘。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南齐书·州郡志》为讨论对象，述其写作过程、史料价值、存在问题、校勘缺憾、研究回顾等方面，以为学界参考。

　　一

　　《南齐书·州郡志》（下文简称《南齐志》）2卷，是《南齐书》“八志”之一，记录萧齐23州及其所辖郡县，是研究南朝尤其是萧齐一朝之政区建置、政区制度与政治地理的基础文献。《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郡兰陵县（治今江苏丹阳市东、常州市新北区西北一带）人，出身萧齐皇室，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书》《南史》有传。史称其“幼聪慧，好学，工属文”，著有《后汉书》100卷、《贵俭传》30卷、《普通北伐记》5卷、《南齐书》60卷、文集20卷，但唯《南齐书》流传至今。

　　梁初萧子显上疏“启撰《齐史》”时，已有檀超、江淹所撰《齐史》，萧子显虽于《南齐书·檀超传》中称此书“犹不备也”，但《南齐书》仍对江淹《齐史》的体例、内容多有参考，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齐书旧本”条中曾道《南齐书》“盖本（檀）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南齐志》亦脱胎于江淹《齐史·州郡志》，江淹《齐史·州郡志》的体例又依徐爰《宋书·州郡志》，沈约《宋书·州郡志》则以徐爰《宋书·州郡志》为蓝本。换言之，《南齐志》与沈约《宋书·州郡志》（下文简称《宋志》）也颇有渊源。又梁天监年间萧子显在撰写《南齐志》时，虽然取资《元嘉计偕》《永明三年户口簿》《永明郡国志》《永元元年地志》《永元二年志》《永元三年志》等书，却仅略述建置，又不著户口与去京师、去州道里，故其不仅远逊于《宋志》之宏富，亦较《魏书·地形志》《晋书·地理志》为简单，所以历代学者对《南齐志》多有批评，如清初顾祖禹称“《齐志》略标形似”，清前中期牛运震认其“第存郡县名目大概，疆域沿革，邑里物产，均阙如也，岂特户口不详而已”，清中期钱大昕言“子显闻，更无讥矣”，民国姚士鳌更直言其只是“聊胜于无”：

　　无总序。州下略举沿革，间略谈形胜与当时名人之言论，以资参证耳。其非各州均详者，以萧子显撰史钩名，非苦心经营、精于史学之人也。记述之法，以州统郡，郡下仅具县名，鲜有注释，而沿革且尽缺略。既未言物产风俗，亦未言户口数目，盖一残缺之郡县名册表耳。州郡之下，如巴郡、梁州，郡县多付阙如。取材不备，而考证之功复缺。又未举缺略之故以告人，其何以自解于后人耶？总而论之，惟视《北齐》《北周》《陈书》等，聊胜于无耳。

　　今人赵吉惠也有相近的看法：

　　《南齐书》是二十四史文字较短的一部史书，它叙事精炼，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是这部书的特点。但是，有些地方的叙述又过于简单，这反成了不足之处。正如晁公武所曾指出的：“州郡不著户口。”《州郡志》详记重要郡县的地理位置及其变迁，这是优点，但是，不著户口，对于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缺乏记载，《宋书·州郡志》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南齐书》没有继承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其实《南齐志》如此“缺略”与“简单”的原因，主要还在于萧子显作为依据的江淹《齐史·州郡志》本就简陋、萧子显所能凭借的文献本不足征两方面。以言前者，如徐成指出：“撰史本非江淹所好，‘辞不获命’乃勉强为之，自当不会‘精意苦力’从事其事。这就决定了江淹所撰国史《州郡志》的草率、简陋”，所以上引萧子显对江淹《齐史》“犹不备也”的评价并非苛责；以言后者，南宋高似孙《史略》引萧子显《进书表》即称：“素不知户口，故《州郡志》辄不载”，至于“素不知户口”的缘故，又或与“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有关。

　　《南齐志》虽网罗宏富远不及《宋志》，但平心而论，仍难掩其独具的价值，今人亦多认为在《南齐书》“八志”中，“史学价值则以《州郡》《百官》二志为大”。举要言之，首先，《南齐志》记录萧齐23州（扬、南徐、豫、南豫、南兖、北兖、北徐、青、冀、江、广、交、越、荆、巴、郢、司、雍、湘、梁、秦、益、宁）及其所辖近400郡、近1500县，可谓保存了一代典制，这也为后世学者复原萧齐的疆域与政区、探究州郡县沿革、分析政治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其次，《南齐志》各州的小序多概述一州的沿革、政治、军事、经济、交通、风俗等内容，资料价值颇高。如依据《南齐志》江州小序所载何无忌《表》，可知东晋江州都督辖境曾北至竟陵郡：“竟陵去治辽远，去江陵正三百里，荆州所立绥安郡民户，参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资此郡助江滨戍防，以竟陵还荆州。”而借由南豫州小序所载萧齐左仆射王俭、冠军长史沈宪、南豫州别驾殷弥上疏，可以窥见南朝时期南豫州、豫州之频繁分合与政治军事、自然形势、水陆交通、资源物产之间的复杂关系，堪称研究历史政治地理的绝佳素材。至于西晋惠帝分置江州之诏书、宋末越州始立时“穿山为城门”等史事，皆赖此志得以保存。第三，《南齐志》于侨州郡县多有载列，而以《南齐志》对校《宋志》以及《晋书·地理志》，则东晋、宋、齐时期侨州郡县的省并、改属、移徙、新置、割实之迹既厘然可寻，其时北方人口南迁之概况亦“不难知其大半也”；推而广之，此洵属中国中古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西晋末，五胡崛起中原，晋室倾覆。元帝东渡立国于建康……于是中原人民之不堪异族统治者，相率避难斯土。……是役为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然以事出于人民自动，无关朝廷法令，故正史纪传罕有载及之者；读史者虽熟知有此事，而于当时迁徙之情形，乃竟不能悉其梗概焉。

　　虽然，在现存史料范围之内，欲求了解此次民族迁徙之概况，其道亦非无由。其道惟何？曰，由于侨州、郡、县之纪载是。良以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此种侨州、郡、县详载于沈约《宋书·州郡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书·地理志》中。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

　　此谭其骧传世宏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所由而作，笔者之《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所由而著，而萧子显《南齐志》之重要且独特的史料价值亦由此可见一斑。

　　二

　　《南齐志》虽然具有不可替代、所系匪浅的史料价值，但存在的问题却也着实不少，其中既有萧子显本文之误，也有传抄、翻刻、校订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脱衍。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2017年新点校本依据前人考订成果及《宋志》《晋书·地理志》等作《校勘记》，对《南齐志》中存在的问题颇有諟正，只是遗漏之处仍不在少数。概而言之，《南齐志》大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断限年代不明，以致矛盾。正史地理志一般应以某年或某段年代为断限年代，记录其时的政区建置情况，如《宋志》号称“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焉”，《魏书·地形志》“录武定之世以为《志》焉。……其沦陷诸州户，据永熙绾籍”之类。然而《南齐志》的断限年代究竟是怎样的，或者有无断限年代，萧子显在志中并未作出明确交代，这就造成很大的麻烦，学者们也只能依据其所载政区进行推测。学界以往对于《南齐志》的断限年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建元时期（479—482）说，二是永明八年（490）说。该文正文的具体表述为：“其年代以齐武帝永明（483—493年）年间为断，而附注建元、隆昌、延兴、建武、永泰、永元中省置得失情况”，又脚注为：“标准年代大体是永明八年（490年），南豫州淮南郡于湖注：‘永明八年，省角城、高平、下邳三县并。’但有体例不纯、年代错出者，如巴州领四郡，建元二年立，永明元年省，即是。”此两说虽然皆有理据，但也不乏例外乃至反证。如据郢州东牱郡注“《永明三年户口簿》云‘新置，无属县’”，可知东牱郡为永明三年新置。《南齐志》正文既列此郡，则断限应在建元时期之后。但《南齐志》所列23州中，又有立于建元二年、省于永明元年之巴州，以此立论，《南齐志》的断限又当在永明元年之前，遂与永明八年说不合。对此矛盾，以往学者多弥缝为《南齐志》断限不严、为例不纯所致。近年，徐成在深入考察《南齐志》文本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南齐志》并无明确断限年代的新观点，认为《南齐志》正文所列州、郡、县是萧子显所知政区的最后隶属情况，即大体以永元元年（499）、二年为断，并刻意保留了此前存而又废的政区。此说为吾人理解《南齐志》文本提供了新路径，如《南齐志》所见之郡县重出、统属乖乱等问题，或皆导源于此。

　　二是谬述政区建置沿革。如《南齐志》南豫州小序载泰始三年（467）南豫州治宣城：“泰始二年治历阳，三年治宣城，五年省。”但据《宋书·明帝纪》：泰始五年“二月丙申，分豫州、扬州立南豫州，以太尉庐江王袆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六月辛未……南豫州刺史庐江王袆免官爵。……壬午，罢南豫州”；又《宋书·庐江王袆传》：泰始五年诏“今以淮南、宣城、历阳三郡还立南豫州，降公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宣城”，六月，“逼令自杀，时年三十五，即葬宣城”。可知南豫州治宣城实在泰始五年，而非《南齐志》所谓泰始三年。又如益州小序：“益州，镇成都，起魏景元四年所治也。”检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兴平元年刘焉将益州治所自雒县徙成都，故益州治成都始于东汉兴平元年（194），而非曹魏景元四年（263）。按此类错误记载，在《南齐志》中可谓甚多。

　　三是行文过简，或有伤文义，或遗漏史实。如《南齐志》北徐州领有沛郡，又北徐州小序云：“永明元年，省北徐谯、梁、魏、阳平、彭城五郡。”按此六郡，皆属宋泰始五年（469）失淮北后为备职方而立的侨郡，《宋志》既因年代断限而未及记载，《南齐志》又略去侨置经过，于是不仅考侨置者不知有此六郡，志文之“永明元年省”云云，亦觉含糊其词，突无来历。又如荆州小序：“晋太康元年平吴，（江陵）以为刺史治。愍帝建兴元年，刺史周顗避杜弢贼奔建康，陶侃为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但据《晋书》《宋志》，两晋之际荆州治所变迁之复杂远过于此。自荆州刺史周顗逃奔建康后，陶侃于建兴元年（313）至建兴三年担任荆州刺史，先后治沌口、林鄣、江陵三地；建兴三年至太兴元年（318）王廙任荆州刺史期间，荆州治江陵；太兴元年王敦领荆州后，荆州方徙治武昌。《南齐志》既省去陶侃治林鄣、江陵之事，又不载建兴三年至太兴元年王廙出任荆州刺史，如此“求简太过，致失其真耳”。再如湘州小序：“晋永嘉元年，分荆州置，苟眺为刺史。此后三省，辄复置。”按此条既误又漏：据《晋书》《宋书》《资治通鉴》《华阳国志》，永嘉元年（307）分荆州、江州八郡（或云九郡）为湘州，永嘉元年至三年温幾为刺史，永嘉四年至五年荀眺（或作苟眺）为刺史，永嘉五年六月甘卓为刺史；至于“此后三省”，《宋志》湘州刺史条记载为“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义熙八年复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

　　四是州下列郡、郡下列县之次序不合志例。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州郡志郡下列县之次序”条中指出：依据志例，《州郡志》应先列州所治郡，郡下先举郡所治县，而《南齐志》却多有与此例不合者，如豫州南汝阴郡，南豫州宣城郡，南兖州广陵郡、山阳郡，北徐州济阴郡、沛郡，广州义安郡，荆州天门郡，郢州武陵郡、巴陵郡、西阳郡，宁州，此12例州之首郡、郡之首县既与《宋志》不同，又“皆未详所以”，若非文献不足致误，便为“萧子显之疏失也”。

　　五是误双头州为二州。《南齐志》中青州、冀州并列，梁州、秦州并列，但此四州实为青冀二州、梁南秦二州两个双头州。笔者在《东晋南朝双头州郡考论》中指出，双头州为两州共一刺史，合为一州，所领郡也不再分彼此。而《南齐志》却将青、冀、梁、秦四州并列，又将青冀二州、梁南秦二州领郡分载于各州之下。这种记载表明的是合为双头州前的领郡情况，是记双头州的不规范方法，很容易引发误解。如1972年点校本《南齐志》秦州条：“隆安二年，郭铨始为梁、南秦州刺史”，2017年点校本即改为“隆安二年，郭铨始为梁南秦州刺史”，点校人景蜀慧惠赐笔者的《南齐书州郡志校勘长编》（未刊稿）就此说明：“按梁州、南秦州为双头州，下文谓南秦州‘梁、南秦一刺史’，即为明证。两州之间的顿号应取消。”

　　六是侨郡往往省称“南”“北”二字。如南徐州南平昌郡注“建武三年省”，所领安丘县注“郡省，属东莞”。以地理位置论，东莞郡（治莒县，今山东莒县）与南平昌郡（今江苏镇江市一带）相距甚远，南平昌郡安丘县没有转隶东莞郡之理。其实，此处所谓“东莞”为“南东莞郡”之省称，此郡侨于晋陵郡南部，约在今江苏常州、丹阳一带，与今镇江相邻。又如冀州小序：“建元初，以东海郡属冀州”，此处所谓“东海郡”亦为“北东海郡”之省称。其他如南泰山郡省称泰山郡，南鲁郡省称鲁郡，南平昌郡省称平昌郡，北淮阳郡省称淮阳郡，北下邳郡省称下邳郡，北济阴郡省称济阴郡，皆为此类。《南齐志》之省称侨郡冠首的“南”“北”字样，极易使人误解政区性质、误考政区沿革，所以需要特别注意。

　　七是缺载郡县。如徐成依据《南齐书·祥瑞志》《南齐书·蛮传》《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等文献，指出《南齐志》广州缺载黄水郡，越州缺载南高凉郡，益州缺载齐乐郡、齐乐县，司州北义阳郡缺载安昌县、安蛮左郡缺载虔化县，荆州建平郡缺载归乡县，郢州缺载宜人左郡。其中，南高凉郡、安昌县、虔化县见于《南齐书·祥瑞志》，宜人左郡见于《南齐书·蛮传》；并且，南高凉郡至迟永明三年已置，安昌县至迟永明九年已置，虔化县至迟建元四年已置，但皆不见于《南齐志》。由此，哪怕姑置《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等后出文献不论，即依《南齐书》进行“本校”，此也属于萧子显之疏漏。

　　八是传抄、翻刻或校订中造成的讹误脱衍。如梁州北上洛郡所领之东鄴阳县，当为东豐阳县。按鄴阳县，前此未闻，而豐阳却为旧县。《魏书·地形志》洛州上庸郡（原东上洛郡）领豊阳，“太安二年置”；《太平寰宇记》：“晋太始三年分商县之地置豊阳县，因豊阳川以为名，寻废。后魏太安二年于旧县复置”，其地在今陕西山阳县。东晋南朝时，上洛侨郡有四，即《宋志》梁州南上洛郡、北上洛郡，雍州南上洛郡、北上洛郡。其雍州北上洛郡领有鄷阳，梁州南上洛郡也有豊阳（何承天《州郡志》作鄷阳，《南齐志》作北豊阳）。梁州北上洛郡则领豊阳与西豊阳，《南齐志》增领“东鄴阳”，当因原有豊阳与西豊阳，故冠以“东”字，据此，“东豐阳”盖因字形相近，而误为“东鄴阳”。又如越州齐隆郡注，在流传过程中脱去三字：“先属交州，中改为□□。永泰元年，改为齐隆，还属□州。”清人洪齮孙《补梁疆域志》补后脱一字为“越”，可谓恰当；徐成《南朝政区研究五题》补前脱二字为“齐安”、后脱一字为“交”，则推测色彩太重。再如南徐州南彭城郡领北陵县，“陵”当作“凌”。按《宋志》南彭城太守北凌令条：“北凌令，本属南下邳，二汉无，《晋太康地志》属下邳，本名凌。而广陵郡旧有凌县，晋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凌县非旧土而同名，改为北凌。”东晋时，明帝侨立下邳郡（宋改为南下邳郡），领有北凌县。宋大明四年，南下邳郡并入南彭城郡，北凌随之转隶。在《宋志》南彭城太守所领12县中，下邳、北凌、僮皆“本属南下邳”，而《南齐志》南彭城郡所领12县一如《宋志》，北陵“建武四年省”，则“北陵”为“北凌”之误甚明。

　　然则诸如上述的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又共同限制了本已内容缺略、叙述简单的《南齐志》之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挥，更有甚者，还会使不明就里的读者误读、误解、误用相关记载。因此，利用《南齐志》时必须时刻保持相当的警惕，既要对其年代断限、书法体例等作出全面的把握，又需广泛参阅相关研究成果。

　　三

　　在朴学大兴的风气影响下，清代学者对《南齐志》的专门研究逐步展开。除利用《南齐志》考证萧齐政区沿革外，专门研究《南齐志》文本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讹误脱衍的校订方面。总体而言，清人研究《宋志》《南齐志》成果之丰简，亦犹《宋志》《南齐志》文本之详略。如清人研究《南齐志》，不仅缺乏类似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记》、孙虨《宋书考论》那样的著作，相关札记亦甚少，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8论及《南齐志》者仅3条（南齐州郡所据之书、京口名义、江都浦水），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5论及《南齐志》者仅6条，洪颐煊《诸史考异》卷6论及《南齐志》者仅4条（南东海郡、西豫州、郁州、南北秦州），可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深度上，皆远逊于《宋志》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学者荻生徂徕曾对南监本《南齐书》作过批校，其中论及《南齐志》者45条，虽多属异文校，是非判断的水平也不高，但仍可作为研究《南齐志》文本的参考。及至近世，研究《南齐志》者主要有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南齐州郡图》（1909）、张元济《校史随笔》（1938）。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南齐州郡图》据《南齐志》编绘，但未予推勘考证，随之而误者十之七八。张元济《校史随笔》指出殿本、明监本、汲古本《南齐志》存在缺页问题，并考证了《南齐志》中的地名脱误。

　　相较而言，今人对《南齐志》文本的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又远胜于前代。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以齐魏时期全图与南朝齐分幅图的形式，全面展现对《南齐志》文本与所载政区之治所、辖属、幅员、边界的考证成果；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州郡志郡下列县之次序”条中，揭示《南齐志》排列郡、县次序不合志例的问题，其他多条札记也颇关涉《南齐志》乃至南朝政区地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的理解。祝总斌主持，王铿、叶炜校对的《周一良先生〈南齐书〉批校》中有8条论及《南齐志》，弥足珍贵。朱季海的《南齐书校议》从音韵训诂、史料考辨的角度，对《南齐志》文本展开研究，凡6条。陈乾康的《〈南齐书·州郡志〉“永明元年”土断南兖州勘误》札记，指出南兖州土断应在建元四年，而非《南齐志》所称的永明元年。吴应寿的《十六国汉、后赵及南朝齐司州治所》考证《南齐志》司州首郡南义阳郡并非司州治所，萧齐司州应治北义阳郡，并进而开示研究方法道：“《宋书·州郡志》司州脱南义阳郡，必须以《南齐书·州郡志》之司州及有关纪、传来补正；《南齐书·州郡志》误以南义阳郡为司州首郡，即误以南齐之司州治南义阳郡，也必须以《宋书·州郡志》及有关纪、传来补正。两志可互相补充，由此可见。”丁福林的《南齐书校议》中，有关《南齐志》的考证计20条，用力颇深。徐成的《〈南齐书·州郡志〉文本溯源与年代断限》以及《南朝政区研究五题》，围绕《南齐志》文本的形成过程、史料来源、断限年代以及缺载政区等问题展开探讨，为《南齐志》与萧齐政区地理的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姚乐的《“荆扬二分”与“同源相连”：南朝地理志诸州排序的结构特征和地理基础》揭示如题所示的既关乎全局、又为前人忽视的重要问题，从而为解析《宋志》与《南齐志》文本的诸州排序提供了宏观背景，亦为探讨南朝宋、齐当时的政治地理观念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至于王仲荦点校的中华书局本《南齐书》、景蜀慧等点校的中华书局本《南齐书》，点校成果嘉惠学林，其中的《南齐志》自然也不例外。

　　本文的两位笔者，多年以来也颇致力于《南齐志》的“旧史学”考证与“新史学”运用。如胡阿祥的《〈南齐书·州郡志〉南高平郡纠谬》《〈南齐书·州郡志〉三处脱文》《〈南齐书·州郡志〉札记》，不仅系统考察了《南齐志》的讹误脱衍问题，而且对《南齐志》政区沿革、侨州郡县土断、侨郡省称“南”“北”二字、双头州郡记载方式等问题也进行了多方探讨，相关成果多被2017年中华书局本《南齐书》校勘记吸收。此外，胡阿祥的《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以及胡阿祥、孔祥军、徐成合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等专著，在探究六朝疆域与政区演变、地方行政制度的同时，对《南齐志》文本与断限年代等问题亦多有考辨。张仲胤的《萧齐诸郡分等与政治地理格局》《〈宋书·州郡志〉“陶侃前治沔阳”考》以及博士学位论文《东晋南朝政治地理格局研究》等，在探讨东晋南朝政区地理、政治地理格局演变的过程中，亦对《南齐志》文本多有探讨。又通过近几年的努力，胡阿祥、张仲胤更完成了近20万字的《南齐书州郡志笺注集释汇考》书稿（待出版）。该书稿以中华书局2017年新点校本《南齐书》之《州郡志》为工作底本，分立“中华旧本”“中华旧校”“中华新校”“笺注”“集释”“汇考”“今地”七大义项，展开对《南齐志》文本之巨细靡遗的校读、考辨、引申与发挥，其“巨”者如文本结构、断限年代、书法体例的解说、分析、归纳，其“细”者如版本差异、异体俗文、提行分段、标点符号的交代、讨论、商榷。这样的《南齐书州郡志笺注集释汇考》，既可呈现不同版本的异同，亦“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应该算得上是方便学者参用的《南齐志》之“善本”了。

　　综上所述，从清代学人对《南齐志》所载政区沿革与文本讹误脱衍的考证订补，到今日学界对《南齐志》书法体例、年代断限、史料来源及其与政治地理结构关系的探讨，这不仅反映了《南齐志》文本研究的日益精深，也显示了由沿革地理到政区地理再到政治地理研究的学术转向。只是研究旨趣虽已数变，研究根基却仍在《南齐志》文本本身。文本研究的进展推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深入，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突破又为理解《南齐志》文本提供了新的背景与方向，二者相互促进、彼此彰显，真可谓回旋往复、无有穷匮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六朝博物馆；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2期，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