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未来逻辑作为分析框架，从地理学思想、地理学实践、地理学影响三个方面重新评价王士性对地理学的贡献。

　　一、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

　　人地关系理论（the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是有关人类及其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或称为自然环境）关系的理论，指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和学说。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当然也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人地关系理论按历史逻辑考察主要有：地理决定论、二元论、或然论、生态论与适应论、文化景观论等。

　　中国对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和论述源远流长，先秦著作《礼记·王制》就提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的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唐代的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认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晚明时期的王士性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人地关系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可以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特征，比如他对浙江泽国之民、海滨之民、山谷之民特征的总结提炼及原因分析；同时王士性认为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地理环境，例如他对绍兴、嘉兴、湖州考察研究后认为，上述三地水乡泽国的形成是在天然沙洲的基础上，叠加长期运土、作圩、种艺等人为活动所促成。

　　王士性通过观察总结：一、京甸地区改旱地为水田失败；二、“沈大宇襄于直沽海口开田百顷，数载，入册升科矣，一夕海潮而没”等人类对自然的盲目、过度改造导致失败的具体实例，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的论断，并以现实事例加以印证。王士性这样的论断已与人地协调论和人地和谐论十分相近。其论断已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走到了当时的前列，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

　　二、实践逻辑与未来逻辑：决策运用与影响后代

　　以往关于王士性在地理学上贡献的研究，很少涉及王士性的地理学实践和地理研究成果应用，其实，王士性是一位十分善于将自己的地理学思想和地理考察成果应用到社会实践，应用到其为官一方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绩效的人文地理学家，在这一点上，王士性与晚他40年出生，也是杰出的地理学家、一介布衣的徐霞客形成鲜明的区别。

　　王士性曾任云南按察司副使、云南澜沧兵备副使两年多（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二十年），又有长辈王宗沐为官与研读撰著地理著作的传承，王士性在这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成就尤为突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

　　金沙江源吐蕃，过丽江、北胜、武定、乌撒、东川入马瑚冮，出三峡。滇池水过安宁入武定合之。云南旧有议开此江以通舟楫，使滇货出川以下楚、吴者。余初喜闻其议，会黄直指复斋锐意开之，已遣人入闽取舟工柁师而黄卒。余同年郭少参朝石欲必终其事。

　　王士性记载的“滇池水过安宁入武定合之”，也就是金沙江的重要支流普渡河。有明一代，云南一直有人提议开通此江的航运，执掌因明旧制的官员直指使黄复斋锐意开之，并已经有实际行动。王士性的同年，官员少参郭朝石“欲必终其事”。可见，将普渡河通航，不仅有官员前赴后继的推动支持，而且已经付诸行动——“已遣人入闽取舟工柁师”，大有必成之势。

　　王士性“初喜闻其议”，但经实地考察，并绘制地图后发现，这一决策并不可行：

　　余多方侦之，绘为图，乃知此江下武定境皆巨石塞江，奔流飞驶，石大者纵横数丈，小者丈余。间有平流可施舟楫处，仅一二里，绝流横渡者也。若顺流而下，两岸皆削壁，水若悬注，巨礁巉岩承其下。自非六丁神将，安能凿此？过万人嵌，深潭百丈，杉板所陷，舟无不碎溺者。又皆夷人所居，旁无村落，即使江可开，舟亦难泊，适为夷人劫盗之资也。

　　王士性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方面考察，滇池水，也即普渡河都不适宜在当时通航，在王士性以事实为依据的坚持下，普渡河通航之举终于停了下来，避免了明代云南重大决策的失误，这是王士性取得的重要地理考察应用成就。现代水文地理学的结论也说明王士性的远见卓识：普渡河全长约380公里，落差1850米，平均坡降约4.9‰，河流的纵比降很大，也就是王士性写的“奔流飞驶”“水若悬注”，自然不适宜于当时通航。

　　王士性是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充满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人文关怀与人文情怀。他在《广志绎·方舆崖略》中总结：“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升、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王士性从历史发展逻辑考察发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是从中原地区开始，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将来很可能转移到黔、粤，其中的粤，包括现今的广东省，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文化重心之一，充分体现了王士性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远大的未来洞察力。由此可见，王士性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合理的未来逻辑。王士性还在《广游志•杂志上•地脉》总结道：

　　“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要知天地之所以乘除，何以故？”

　　这里的“乘除”意指事物的消长盛衰，替代变化。王士性在此已经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的机理进行探寻。

　　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对明末清初乃至现代仍有重要的影响。首先，顾炎武的三大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都有王士性地理学思想的印记。顾炎武对清代学术发展有巨大影响，因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通过顾炎武的著作间接影响了后人。其次，王士性地理学实践对晚他40年出生的徐霞客产生了影响。在徐霞客的著作中，曾经多次提及“天台王十岳”，“王十岳”是徐霞客以及向其推荐壮游天台雁荡的陈函辉对王士性的尊称，因为王士性曾经两游五岳，故称“王十岳”。最后，《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陈方案，都有王士性浙江文化区划分方案的明显印记。

　　三、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何以可能

　　王士性的地理学贡献是如何取得的呢？王士性又是如何成长为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的呢？

　　（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呼唤

　　欧洲历史书认为，15世纪末期到16世纪初期，从西欧开始了大量的远洋航行，其中有两件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地理事件合称为地理大发现：其一，发现新大陆，其二，开通新航路。其实，比地理大发现时代略早，在中国也发生过一件重大的地理事件——郑和七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上述三件重大地理事件的同时代发生，说明在15世纪初期到16世纪初期，人类已经达到了足够的经济技术水平，储备了充分的地理知识，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地理大考察、实现地理大发现。这是一个能够产生杰出地理学家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产生杰出地理学家的时代。因此，王士性成为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正是时代的呼唤。

　　（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文之旅

　　王士性能够进士及第，必定是博览群书，读书破万卷的。据《五岳游草·嵩游记》记载，王士性“少怀向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所以他所读之书有许多是地理、旅游方面的内容，这为其成为人文地理学家做了知识理论储备。

　　《康熙临海县志·王士性传》有言“公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而文章即于是灿焉耳。……公意气凌霄，一官为寄，天下九州履其八，所未到者闽耳。诸名山自五岳外，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他若堪舆所述，象胥所隶，无不罗而致之。”

　　王士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仅明代的福建未至，广泛的读书游历，开阔了地理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提升了人文地理素养，并将其运用到政治见解和地方决策实践之中，从而孕育了杰出人文地理学家的产生。

　　（三）贵人相助与砥砺前行

　　王士性成为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也离不开贵人的相助和砥砺，其中最重要的贵人是王宗沐和万历皇帝。王宗沐是王士性的族叔，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追赠刑部尚书。在为学为人为官等方面，王士性都从王宗沐身上得到启示和帮助，王士性在著作中也常常提到王宗沐，可见影响之大。

　　王士性与徐霞客之后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近代地理学时期，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迅速，学派林立，呈现出一个多彩的缤纷世界。但近代地理学的中心是西欧，其中德国是最早的中心，英国、法国是两个重要的中心，而中国却没有成为近代地理学的中心。为什么产生过王士性和徐霞客这样杰出的地理学家的中国，却没有成为近代地理学的中心？确实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土地与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