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较之于传统志书时代对南京的城市刻画与经验认知，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从民族主义出发，在立足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学术范式，开展对南京史地问题的新探索。这一过程呈现出3种新颖面向：一是有计划地对南京及其周边环境开展地理与地质调查；二是挖掘和考证历史文献，对南京历史地位给予新的评判；三是以南京为基点，积极探索近代气象观测事业，完成了对南京气候的系统认知。南高史地学人刻画城市范式转型所开展的近代南京研究，是理解中国近代化的优质视角。

　　关键词：南京  史地学派  竺可桢  民族主义

　　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学派往往呈现出地域性，如扬州学派、泰州学派、桐城学派、河西学派、浙东学派、太谷学派等，国外也有维也纳学派、芝加哥学派等。以历史地理学而言，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分别于上海、北京、西安开展区域地方史地研究。与禹贡学派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中的重要地位相比，发轫于南京、成长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派较长时期以来处于“失语”状态，而该学派在南京的活动和对近代南京的城市刻画更是少有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近代学术范式转变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关心斯土”的？知识界认识与刻画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何种特点？造成这些变化和特点的原因又是什么？

　　相较于学者对明清时期以“金陵四十八景”为代表的胜景文化营造过程的爬梳和研究，21世纪以来，学界对南高史地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对史地学派群像的刻画。吴忠良、陈宝云从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国家层面对1920—1926年史地学派的学术特点以及《史地学报》内容统计分析，总结史地学派的兴衰脉络和学术地位。二是对学派人物的个案考察。何方昱考察张其昀以地理知识搭建其人脉网络，继而谋求政治转型的轨迹，为分析史地学人在学术与政治间的选择提供了极佳案例。范今朝以张其昀为中心分析史地学派在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中的作用。姜道章、侯甬坚、张博对沙学浚政治地理研究特点与学术贡献进行总结。韩宾伟详考史地学派多次参加国都论战，“为南京辩护”的背景、过程、论证依据及其知识迭代。上述研究集中于宏观叙事和人物挖掘，对学派发展初期开展南京气象分析、地质调查以及对南京历史价值的新释却极少关注。史地学人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阶段围绕南京的史地调查与研究，为该学派深度、持续参与近代国都论战提供了知识储备和情感积累。本文聚焦于《史地学报》的刊发阶段（1922—1926），探源学派前史，梳理史地学派以南京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从城市研究的学术嬗变视角认知史地学派从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出发“借证异邦”进而“关心斯土”的学术关怀，理解南京学术近代化转型的一面。

　　一 、南京高师的舆地学传统与人事变动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两江师范学堂有研究舆地学的传统，自成立初就设有“历史舆地科”。“设科有理化农学博物史地手工等科……”从学科名称上可见其课程设置已初步凸显脱离沿革地理的趋向。1906年，李瑞清接任两江师范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即全心投身于教育，他首先从加强师资队伍，提升教学水平入手。当时在诸科中，舆地科（即地理学）是个薄弱环节，学生意见很大，要求更换教师。李瑞清从江苏提学使樊恭煦处得知姚明辉专治地理，学问渊博，亦富现代知识，遂重金相聘，以诚相待。姚甚为感动，到学堂授课，果然不负众望。他地理知识渊博，讲话生动幽默，很受学生欢迎。姚明辉自1909年担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地理部主任、教授，并在此后与史地研究会常有联络。1920年，新成立的史地研究会邀请校内外名家开设专题性学术讲座，首讲人便是姚明辉，演讲题目为《史地之研究》。以姚明辉为代表的舆地学人，在传授中国传统地理学知识的同时，兼顾介绍新学。南京高等师范的舆地学传统，为史地学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然而要想发展成为近代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学派，尚待学校、学者等特殊的人事机缘。

　　就学校层面而言，1918年留美归国的郭秉文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一方面，他大量聘请留学人员来校任教，南高的教授有60%曾留学欧美；另一方面，他依据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学科的限制，将国文部改为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学科限制被打破，加之中国传统舆地之学中“史学”与“地学”的天然联系，史地结合成为可能。

　　郭秉文的教育改革吸引了大批留学归国人才，竺可桢是其中之一。竺可桢1910年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归国后，竺可桢初任教于武昌高师，有意改革教学内容，把新的学术思想传授给学生，并着手按新的理论组织教学，编排地理学和气象学讲义以构建新式地学内容。然而，竺可桢推广新式教学的尝试在武昌高师遇到很大阻力。首先，学校教务方面以油印讲义费钱、学生学习不主动为由反对印制讲义；其次，武高的教员多是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竺可桢很难推行其在美国接受的地学教育，故而思谋他就。此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地理学在姚明辉奠定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地理学学生团体的成立是集中体现。

　　1919年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国文部的基础上成立国文史地部，开始开设地质与地理学课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质学与地理学的综合与并行发展，恰是近代美国地理学独特的发展路径，这一点与竺可桢的学术背景与教育理念相契合。但限于师资，当时该部主要讲授中国政治地理和沿革地理。尽管如此，文史地部学生研究地学的热情高昂。据《史地学报》1卷1期上的记载，该校于1909年10月1日成立地学研究会——史地研究会的前身。民国八年以前，吾校有国文专科而无文史地部，故各研究会中，独史地付之阙如，八年秋改国文科为文史地部，于是同学遂有增设地理之议。而地理教授童季通先生实襄其成，十年十月一日，地学研究会成立，共有会员六十七人，举龚励之君为总干事，其他职员称之。……此地学会之起源，亦本会（史地研究会）之导始也。从成立经过可见，地学研究会成立得益于同学的热情和地理教师童季通的帮助，童季通的履历和背景暂无从考察，只知他和柳诒徵、朱近之同为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学会成立之初，即有会员近70人，亦见南高地学风气之盛。

　　或许彼时史地学部授课仍以政治地理与沿革地理为主，尚不落传统史学窠臼，抑或成员和指导教师中多有史学背景，考虑史学与地学不宜偏此忽彼，故而“地学研究会”于次年更名为“史地研究会”。地学研究会的首任干事是龚励之，第二届是诸葛麒，也正是在诸葛麒的任上通过简章，改名为史地研究会。是年，应该是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研究地学的热情吸引，加之人事、地域和学缘等因素，怀揣地学救国思想的竺可桢毅然离开武昌高师，来到南京。进入南高当年，竺可桢就与柳诒徵、徐则陵一起担任史地研究会指导员。

　　与竺可桢留学归国后辗转而来不同，柳诒徵自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始，即已任教习，并于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国文与历史教员，是南高“老人儿”，也是史地研究会的支柱之一。史地研究会“以史学、地学为宗旨”，会员主要为“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地学者”。除成立研究会以及创办刊物之外，另一项对该学派有重要影响的工作是招生和纳新。据统计，史地研究会成立之初有会员73人，第二、三届降为62人和64人，第四届增至81人，第六届95人。第七、八届会员名单未见于《史地学报》，暂不可知。根据吴忠良分析，史地研究会的成员多来自南方省份，并以人文荟萃的江浙居多，约占一半以上，其中大多数为20岁上下受过新式学堂教育青年，有的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或在一些中小学任过教。上述成员中的活跃分子构成南高史地学派第二代学人的主干，也是推动南高史地学派最终能够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派别的中坚力量，张其昀和胡焕庸成为民国地理学界南派的代表人物。

　　除人事因素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后续进程中，地理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在国防与军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亦成为史地学派以南京为中心，经世致用，寻求发展的时代契机。从成立伊始到南京再次被确立为首都的过程中，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主的知识分子对南京史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及其周边的地理考察、南京城市空间、都城地位以及与历史文献的新诠释、南京气象的系统观察与观象台的建设等方面。史地学派的治学方法与理论基础，是涵泳旧学与介绍新知双轨并行。其中对南京历史问题的阐释偏向旧学，但有新的问题；而对南京地理问题的考察，则偏重新学，稍有旧学因素。

　　二、对南京周边环境的地理学考察

　　近代以来，国人对南京及其周边景观的认知模式发生转变——明清时期由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文人墨客所构建和塑造的“八景”到“四十八景”的盛景文化，逐渐向以近代旅游为风尚的游冶空间的转型。然而，无论是明清传统胜景文化的营造抑或近代游冶空间的新塑，都是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对南京的主观认知与文化建构，史地学派则开启了从科学考察维度刻画南京的尝试。史地学重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而南京具有丰富的历史古迹可供挖掘，其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也为地理学实地教学提供了重要场地；另一方面，南京近水楼台，对尚不足以展开全国性调查的史地研究会而言，在南京开展地理考察更加便利、现实。因此，第二届史地研究会主要的两项工作，一是筹办会刊；二是地学考察。胡焕庸回忆：“竺可桢不但很重视室内实验，也很重视野外考察，他经常率领学生在南京附近实习，考察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发展，土地利用等现象。”

　　1922年春季学期，史地研究会开展第一次地理考察，拟定的考察地点有汤山、严山、紫金山、栖霞山等南京周边山地。考察报告由郑鹤声等人撰写，刊发在《史地学报》上。郑鹤声首先强调地理考察的重要性：“地理学研求自然界与人生之关系，其范围至广博。是以治斯学者，既当具各种科学之常识，而尤贵实地之测验。”紧接着回顾历史，并关照现实问题，中国地理学自《禹贡》始，即有良好的实地考察传统，然而“顾数千年远，学者沈渍经史，罕务实学，间有述作，终非精进；遂使先民之卓业，弗克阐承恢宏，而坐让大地真智之启发，为后进白人之光荣”。而“近年欧美之士，于地理学最重考验，调查探险，成为专务。吾人重整前弊，借证异邦，实当亟重于此。本校教授竺藕舫博士有鉴于斯，爰于课暇常率诸同学考察调查，将益其学而实其智。”可见，史地学派开展的地理学考察从一开始就有承“先民之卓业”，与“白人争荣光”的民族主义倾向及在方法上“借证异邦”，进而通过地理考察“重整前弊”的学术追求。

　　1922年3月26日，史地研究会70余人搭乘火车，后转乘汽车前往汤山。曾膺联、郑鹤声等带队，竺可桢因忙于天文台事务，未曾同行。南高师生对汤山的岩石特点、岩层构造，尤其是汤山温泉的渊源、性质、功效乃至泉水的化学成分作了系统考察，当天至夜返回学校。4月2日，竺可桢带领师生考察江滨之严山——即观音山、幕府山等群山，目的是探究严山十二洞以及江滨地层的地理变迁。考察队出神策门，步行至观音山，登高而望，长江、燕子矶、黄天荡隐约可见。地理考察是地理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竺可桢常随行指导，“竺师既于沿途随指岩壤质泽之概，至是复草一沿江形势略图示其大意，山川陵谷，已瞭然心中矣”。师生们利用课堂所学地质学知识，结合历史文献对观音山黄土地质的年代、分布与成因进行分析，还对山体岩石进行分类，对沿江阶地的形成，尤其是长江河道迁徙等问题比照文献研究，并分析八卦洲的形成过程与原由，认为这是“江身扩大，流量骤降之故”。燕子矶是长江河道变迁的重要见证，考察成员拾级而上，研读乾隆皇帝御碑诗句，结合《方舆纪要》《江南通志》《金陵记》等文献判断长江北徙或在明代，此为史地学派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的尝试。竺可桢拍照留念，团队成员盘桓徘徊，久之始下。至下午，考察队伍沿着严山西行，考察十二洞的形势特征，分析其形成缘由——皆由水浪冲击。傍晚，考察队搭乘火车返校。

　　4月16日，竺可桢带领史地部师生前往紫金山一带，观察玄武湖，登临紫金山，游览孝陵卫，对紫金山的得名、山体特征、岩石性质均有详细讲解。4月30日，文史地部学生孙逢吉等8人乘车至宁镇之间的高资香山和朝凰山，对两山岩石成分、山体构造、地形成因进行观察，至晚返校。4月22日，为东南大学地学系第五次地学考察，地点为聚宝山，即雨花台。由于距离较近，与第三次考察紫金山一样，考察队下午步行前往。师生登临雨花台，俯瞰金陵城景，详细观察聚宝山之山脉走势，山体特征，探究雨花石的结构成分和形成原因。4月28日，师生至下关乘坐沪宁火车前往栖霞山进行地学考察，对栖霞山山谷地形、山体岩层构造、煤炭禀赋及其利用、石灰岩结构变更等自然地理问题展开调查，亦对栖霞山人文景观如三茅宫、千佛岩、栖霞寺等游览记录。

　　由考察报告可知：考察地点以南京山地环境为主，南京城内外皆有名山，为地理学考察的理想场所；考察行程紧凑，根据距离远近，行程为一天或半天；考察频度为一到两周一次，时间主要在周末；考察内容以地形地貌、山体构造、岩石种类等自然地理为主，同时兼及人文景观与历史地理问题；大多数考察有老师带队，负责讲解，作为课程补充，竺可桢、郑鹤声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地理与地质调查不仅是受竺可桢的专业背景所影响，也是其感叹国家对于本国资源、环境、地形、气候等与“国家之命脉”密切相关者“均乏精确之调查”，而被“他人之越俎代谋也”。而日本对于中国国土资源的报告和对社会问题的调查，更令竺可桢担忧：“日人之知我国，实胜于我国之自知也。”基于此种情怀与认知，并比较欧美日本“地理学之调查，亦非尽以政府为主动，以个人之苦心经营，或学会之协力互助而成书立说者比比皆是”。他列举南通气象台的建立，正是个人和社会建设的结果。竺可桢指出我国地学家的责任：至于国内各高等学校及学会之专心地学者，当不乏人。苟能组织机关，捐募巨款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设立调查之标准，定进行先后之次序，择暑假或其他相当时期，结队考察，自十八省以至满蒙藏疆，庶几东邻不致再有秦无人之诮。彼时军阀纷争，政府无力支持发展地理气象、地理等事业，故竺可桢提倡个人和社会积极参与。南高史地学人囿于组织和经费，只能利用教学途径，率先开始对南京城市周边的考察。在南京的求学与考察不仅丰富和提升了史地学人的地理知识和专业素养，也为其长期关注和研究南京沉淀了情感积累。陈训慈回忆南高与南京，“南高当日所处之自然与都市环境，朴而不华，实而不浮；以语波澜之壮阔，虽远逊于今日之首都，而衡诸环境之陶冶，容有胜于现时之繁华也”。任教一地，考察一方是竺可桢地理研究与地理教学一以贯之的追求。1936年，竺可桢离宁赴杭，任浙大校长，对学生发表演讲《旅行是最好的教育》，鼓励学生旅行或野外考察。史地学派对南京周边地理环境进行实地考察，既是借鉴西方地理学优点以补充地理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南高师生关心斯土、刻画旧都的体现，这样的现实需求和学术关怀是自然所得，而暂与政治无涉。

　　三、对南京历史地位与价值的新评判

　　较之于“金陵王气”“虎踞龙盘”等对南京的传统认知，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新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对南京历史地位和价值的评判也呈现出新的特质——对南京历史地位与价值的新探索，这是南高史地学派从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出发开展南京城市研究的又一面向。1926年张其昀《金陵史势之鸟瞰》称：“余近撰《南京新志》一书，应用现代史法，以从事于修志；自六朝以迄今兹，分题论述，十余万言。”他梳理南京的历史与现实，并将其概括为十大中心，即政治中心、舆论中心、教育中心、图书中心、佛教中心、美术中心、文学中心、才女中心、游览中心和经济中心。其论述特点有三：一是借助历史阐释南京之中心地位，集中于六朝、南唐与明朝，强化南京都城历史；二是联系现实南京的新事物，如东南大学，凸显当时南京高等教育与历史上南朝太学和明代国子监地位的接续；三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建构南京文化的“劫数”“复兴”与“潜势力”，并总结南京文化的区域精神，试图通过对南京历史的新解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自有其本土生命力，也有同新史学对话的资源与条件。

　　在《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一文中，张其昀对明清南京的都市人口的种类、数量变化、居住区域分布作了详细的分析，并注意到顾起元对南京城市区域人口划分的人文地理价值；还对南京城饮食原料，包括饮水、米粮、茶酒、蔬菜、果实、膳品、燃料等物质供应体系进行详实论述。其他还包括建筑材料的来源与分布、驴马等畜力的使用与结构、机织业的发展，如染色、织工、货身、用途等作了细致梳理。同时对明清南京的街市演变、道路交通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全景式刻画。这亦是其借鉴近代史学范式开展对南京历史的研究尝试。

　　另一位史地学派代表人物陈训慈记录南京古物保存所的运营、观览以及藏品，感慨“巍峨金陵之古城，亦谨此区区一保护所”，与西方众多博物馆“相形直如微粒”。但他仍然抱有希望，“古物保护所与学界联络，由学者规划拓展，以成宏大之历史博物馆”。不仅有助于国史研究，而且“可证明吾国在世界文化上之地位……”在列强侵逼，国势日蹙，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之时，史地学人并未完全否定本国文化，而是在固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借鉴西学范式，进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理念追求与“学衡派”相一致。

　　为发展现代气象事业，竺可桢极力论证南京在气象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他一方面追溯历史源流，“北极阁在明代为鸡鸣山或钦天山，太祖定鼎金陵，于洪武十八年置观象台于鸡鸣山巅，是实为我国观象台之鼻祖”。另一方面则对比西洋，“是以论创设之年月，则南京观象台早于英之格林聂书观象台（创于1676年）、法之巴黎观象台（创于1671年）凡三世纪。至于近世各国政府所设之气象台，则更望尘莫及矣”。他强调本国科技之先进历史，激励现实，“是以苟能重辟旧址更建新阁，则南京观象台可称为世界最古之观象台。延古人已堕之绪，而增我国科学界之声色，其在斯举乎”。柳诒徵详考史籍，更进一步，认为刘宋之司天台为观象台之滥觞，钦天山所在之南京则是何承天、钱乐之、祖冲之研求历算，赫然开创学术史新纪元之所凭借。在北极阁建观象台则可使其延续历史传统，成为“世界上最古之观象台”。竺可桢、柳诒徵挖掘南京在中国气象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固然是为发展气象事业寻求支持，同样也是其民族主义和科学救国思想的体现。

　　柳诒徵为寻求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历史传统，对南京高等教育史进行详尽考证与系统梳理，先后完成《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和《南朝太学考》两文。在前文中，他将明朝国子监与西方大学制度相酹，“金陵之为全国首都，厥惟朱明，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唯一之国立大学”。以年代言之，“自是迄明亡，为明之第二国立大学者二百有五年。若自洪武初建计之，则此国立大学实经二百六十有五年”。以建筑计之，“明代太学，占地之广，造屋之多，殆不下于东汉。而其讲堂之高广，号舍之方位，以至池台树石，一一可数。吾侪读当时史志，恍如身居其间，虽谓明之弘大庄严之太学，至今犹存焉可也”。以学生来源言之，则有州县岁贡、土官子弟、外国学生、死节者之子弟、天才异敏、外国女学生、功勋子弟等，景泰以后复增纳粟之例。就学校之教职员而言，虽不过三四十人，但都位望极隆，学术造诣深厚。如宋讷为祭酒，太祖特加以敕谕；而湛若水、欧阳德等各成学派，尤负一时之望，故论明代理学之盛，当以南雍为发源之地焉。就学校之课程言之，以今日学校课程性质分，实兼有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数学五科。他强调明朝国子监，无论是从历史地位、发展年代、学校面积，还是生源、教师以及课程设置无不与近代大学制度“靠拢”，如此论证我国历史上不仅有大学，并且要比西方先进和久远许多。

　　这样“靠拢”和“比较”的倾向在国子监与西方大学的在校人数和培养理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以同时世界各国大学较之，则意大利之蒲罗纳大学，虽在十三世纪已号称有学生万人，然实数不过五千人。其余若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学生最多时，亦不过六七千人。”因此，“然则有明之国子监，当十四五纪时即以学生人数一端而论，已可称为世界第一之大学校矣”。在培养理念和目标上，柳诒徵认为明代国子监之“历事”项与近代大学服务社会的性质颇为类似，进而强调中国传统教育的优良。“今之学生，多注重于服务社会。明人之思想，故无所谓社会，而其对于大学学生，则于读书之外，使之历事，以练习其办事之才。此明代太学之特色，为历代国学所无者也。”

　　除了对明代南京国子监进行详察考证外，柳诒徵更是追溯南京高等教育的源头——南朝太学。一方面他高度肯定南朝太学的历史地位，“是则南朝之国学，实为古今学术之枢纽”；另一方面则将南朝太学与近代大学制度相连接，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分科层面。“元嘉中叶，玄、儒、文、史四学并立，是亦后世分科大学之权舆矣。”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找寻近代高等教育分科体系的线索与源头，进而在融化新知的现实需求下不忘彰显国故，既是史地学派成员关注南京史地问题的一大特色，亦是其一贯的学术追求。因此，无论是对明朝国子监的历史考察，还是对南朝太学的溯源考证，都旨在于此。“今世讲中国教育史者，率不厝意于南朝太学之事实，号称讲学，而不知吾国讲学之风，何时最盛，爰为刺举，以明西纪四五百年顷，吾国太学讲学之风尚已如是，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明朝国子监与南朝太学成为史地学人在教育领域发掘南京文化资源以与西方大学机构“靠拢”、比较乃至于竞争的凭借。

　　唐晓峰总结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身世”，是从“外来地理学”到“弱国地理学”再到“救国地理学”并向“科学地理学”的过渡。在中国传统王朝地理学已然崩解，而近代西式地理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南高史地学人并未彻底摒弃旧学传统。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国故”中寻找可以与西学对接、对话的资源，强化和表彰本国学术传统的“先进”；另一方面也积极借鉴西方近代学术范式，意在构建具有中国学术根基和近代科学精神的学科体系。

　　唐晓峰以“弱国地理学”举例：在新的地理学面前，中国人既感到知识层面的自卑，也感到国土上面的自卑。有骨气的地理学家要争回知识学问上的自信，也要争回国土上的自信。外国人说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要找到什么……为了解决知识上的自卑，不甘心承认中国人对土地懵然无知，丁文江发现了徐霞客。徐霞客17世纪所写的游记，“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李约瑟），他关于喀斯特地貌的研究领先所有的洋人，中国地理学者在徐霞客身上找到不少自信。不仅地理学是如此，历史学亦是如此。故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史地学派以南京为中心开展的史地研究时，便不难发现其努力寻求“自信”背后的辛酸无奈与良苦用心。稍显幸运的是，南京丰厚的历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予该学派足够的史地凭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这样的靠拢、比较更为普遍与明显，成为史地学派参与国都论战的又一条隐形线索。“首都之鼓楼岗，殆如巴黎之有凯旋门。凯旋门（Arc de Triumph）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建，鼓楼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外观作城阙状，下有驰道，上有楼。鼓楼地点适中，自此至十三城门，途程几相平均，其形势如凯旋门有十二条康庄大道，以此为交点也。”当然，这是后话。

　　四 、近代南京气象的观测记录与研究

　　从“弱国”到“救国”的过程中，“科学”在民国学术界有着天然的正确。与学衡派、史地学派在人员上有所差别，在位置上比邻的科学社也落地、扎根于南京。竺可桢是科学社的核心成员，而气象学也和地理、地质学一道成为科学社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竺可桢等人推动下，史地学派成员关注气象学史和气候研究，开启了气象学维度下刻画近代南京的又一层面。

　　竺可桢深知气象学在近代农业、经济和国防中的重要意义，故而任职东南大学以来，他就极力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多设气象台。1921年8月10日，他撰文称：“气象台之为用，正不止在战争时而已也。即世界承平之日，人类幸福所赖于气象台者，亦正非浅鲜。”他强调气象台的建设不仅与农业、航运等密切相关，并且事关国体，“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耻也”。尤其是日本在打败俄国，将势力深入东北及东南沿海后，广泛增建气象测候所。令竺可桢甚为忧愤，“一览日本中央气象台所印行之日本气候表，则奉天、长春以及天津、南京、杭州与神户、大阪、仁川同列举于一行，是则直以中国之气候，为日本之气候矣”。并向教育部提议，“我国至少有气象台百所”，“虽须岁耗百万之巨金，但农商各业，一岁中受此赐者，当倍蓰于此数”，并且“足以增进国光，而有裨于全球之科学界耶”。为此，居于南京，近水楼台，他十分希望能够在东南大学所在的鸡鸣山北极阁上建筑观象台以供观测与教育之用，但终因诸多困难当时未曾实行。

　　在东南大学附近的北极阁修筑观象台是竺可桢的长愿，一则因为北极阁与学校毗邻，便于观测和教学；二则北极阁在历史上是司天监旧址，更有传承意义。然而，随着南京近代基础设施的发展，如自来水厂等的选址和兴修与在北极阁建立观象台的设想产生冲突。1921年，江苏省实业厅下发关于南京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开展自来水厂修建的通知：呈悉南京为省会之区，市场繁盛，户口众多，饮料最关重要。该发起人等组织自来水公司系为便利商民，注重卫生起见，殊堪嘉尚。除先行备案并将附件另候察核外，仰给转行，知照此令。南京自来水厂股份有限公司也将鸡鸣山山麓地带确定为重要的建厂地址之一。然而，此事与在北极阁上修筑观测台的设想冲突，引起时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的警觉与不满：乃近闻南京自来水公司筹议，欲在山上建筑水塔。此议若行，不将大煞风景乎。况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将来足为本校校址扩充之隐患，又可断言也。夫自来水虽为今日南京之急务，但城内高丘比比皆是，亦何必以得北极阁为快哉。幸自来水公司尚未完全建立，建筑水塔计画亦未进行。若欲先人著鞭消患于未萌而止祸于无形者，此其时矣。竺可桢反对在北极阁上修建水塔的原因有三：一是所谓“大煞风景”；二是“本校校址扩充之隐患”；三是自来水建设虽然为“今日南京之急务”，但城内可供选择的高丘比比皆是，为何非要在北极阁？实际上，鸡鸣山上的北极阁早已经是他心目中建设观象台的理想之地，是不容他人“染指”的承载东南大学地理专业发展和近代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圣地”。“本校之欲建设观象台于北极阁上也，业于数载而兹。”为此，他从历史、地理、教育与实用等角度详加论述，尤其是从地理上而言，东南大学地处鸡鸣山麓，根据学校近年发展情形，校址扩充是必然之事，而北极阁地势与东大毗连，且山坡各处既可“蕃殖花草，广畜鸟兽。亦未尝不可以辟作博物馆也”。可见，他对东南大学的学科、学校发展有清晰的规划。

　　设置天文台、测候所、观象台等对气候与天气进行预测是竺可桢始终坚持的工作，也是其科学救国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南京则在此机缘下成为近代气象观测与实现天气预报的第一座城市。1921年秋季，竺可桢等在东南大学梅庵内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高校地学系测候所，主要观测和记录最高和最低气温、气压、雨量、相对湿度、风向和风速、云量和云的类型、气候状况。……还完成了第一份年度观测报告，即《南京气象年报》，相关内容在《史地杂志》上连载。《史地学报》同时每期刊载南京的气候图。“南京居亚洲之东，为大陆气候，故气压冬高而夏低，而尤以一月为最高，此固无足异者。”1922年，竺可桢将多年观测记录进行汇总分析，完成《南京之气候》一文，最初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文章分“绪言”“南京之地位”“地位与气候之关系”“南京气候概论”4个部分。其中“南京之地位”一节集中论述南京在气象学中的位置和气候类型；“地位与气候之关系”则是利用西方气候学概念分析地理区位与气候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的主体“南京气候概论”部分，他从气压、温度、雨量、云、湿度、风6个方面详尽阐述南京城市的气候特点，并绘制出《南京温度表》《南京霜期表》《南京雪之降止期表》《南京降雨量表》和《南京降雨日数表》等。竺可桢在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了本国气象学者对我国城市的首次气象观测，不久以后更是在南京实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首次具有科学观测意义的天气预报。1935年与交通运输部商议全国气象广播建设时，他又专门强调：“气象广播区域中心应在南京不应在上海，上海为中心则全国电报为徐家汇所附”，足见南京在近代中国气象观测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史地学派的主要学术阵地，《史地学报》除时常刊发有关南京天气、地质、历史等文章而外，也意识到该学派对于南京史地问题的特殊关注：“本会同人身在南京，南京又于文化地理各方面极为重要，故拟出一南京专号。”尽管后来因为稿件和刊物编辑等问题，南京专号一事并未落实，但南高史地学人因为学校和专业的缘由，关心斯土，开展南京史地研究却是不争的事实。

　　结语

　　相较于志书时代对“金陵盛景”文化的营造与刻画以及“金陵帝王州”和“虎踞龙盘”等传统地理认知，以柳诒徵、竺可桢、张其昀等为代表的南高史地学派依赖其地缘与学缘优势，从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出发“借证异邦”之学术范式，进而“关心斯土”的学术实践，开启了对南京历史地位的新评估和对地理问题的新探索。首先，南高史地学派的“地”学层面，竺可桢等人为服务地理教学与研究，率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史地部师生开启了对南京及周边地理环境与地质问题的系统考察，这是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以南京为焦点实现在地化的典型；其次，南高史地学派“史”学层面，柳诒徵、张其昀、陈训慈等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找寻和考证南京在科技、教育、天文、博物等诸多领域的线索和源头，以期实现传统学术（国故）与现代科学（新知）之间的转化与连接；最后，竺可桢等人将南京视为中国气象事业的根据地，在南京建立测候所与观象台，开启对南京气候的系统观测。

　　南高史地学派成员在《史地学派》的刊发阶段（1921—1926年）对南京城市史地问题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受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在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加深背景下，史地学派力图发挥史地之学经世致用的功用，其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开展与南京有关的历史问题研究，也是谋求学术独立之地位。二是从本土历史与文化资源中寻找和西方学术对话的资源、条件与根基，主要表现为对南京史地问题的关照中始终存在与西方学术“靠拢”、比较乃至竞争的心态。三是注重科学方法，积极吸收西方学术范式与方法。无论是地理和地质考察，还是气象观测乃至南京史学认知，均为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融化新知的尝试。史地学派与学衡派在人员结构上有较大重合，在学术理念上亦有明显趋同，两者对南京问题的关注是比较分析两学派学术特点与理念的典型视角。1927年，南京再次成为国都，史地学派对南京城市的刻画进行了怎样的学术转向与现实关怀，史地学人在政治与学术的平衡中进行怎样的侧重与选择，则需要另文探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