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高校方志学教育历经民国、新中国两个时期，其发展历程与国家大规模修志互为促进。方志学附属于历史学，具有偶然性较大、稳定性不强的特点，游离于高校学科（专业）正常发展轨道之外，师资不稳定。深入研究方志学教育发展历程对当下高校方志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方志学应通过在历史学专业下面设置方志学专业方向，依托传统历史学专业实行人才分流培养；集中全国方志学师资，扎实推进方志学理论研究，建立起完整的包括各分支学科在内的较为成熟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并以校地合作为纽带，协同培养应用型本科修志人才，如此方能在方志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上取得大突破。

　　关键词：高校  方志学教育  发展历程  特点  启示

　　1997年5月，原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三校实质性合并，组成新的宁波大学后，鉴于综合性大学办师范的改革思路，以学科为基础调整原有院系、专业，实施“分别招生，按系培养，打通基础，单向分流”的办学原则，原历史学教育专业被调整为历史学专业，下设历史学教育和方志学两个本科专业方向，这是全国高校中首创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迄今为止仍是国内高校中唯一的一个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方志学者魏桥评价说：“1998年宁波大学在历史系专设方志专业，并在全国统一招生，实属创举。”但方志学进入大学、开课教学比专业的设置要早很多年，可上溯到民国时期。本文旨在追述方志学教育在国内高校的发展历程，揭示高校方志学教育开展的特点，以期对今后高校方志学教育有所启示。

　　一、民国时期高校方志课程的开设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始于民国时期。1924年6月，梁启超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首次提出“方志学”的概念，旨在“分科治学”和“整理国故”的背景下把方志学打造成“专门学问”，推动民国方志学研究，方志学教育从此进入高校课堂。南北高校的史地学者，如南高史地学派的柳诒徵、张其昀等，《禹贡》杂志及“禹贡学会”的顾颉刚、谭其骧，以及瞿宣颖、朱士嘉、傅振伦、张国淦、吴宗慈、朱希祖、唐祖培等，或直接开设方志学课程，或在“中国沿革地理”课中讲授方志学知识（由于长期以来地方志被视作地理的支派，所以一些学者也通过开设“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来传授方志学知识），或创办杂志，撰写文章介绍方志知识，并登载学生课堂习作，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方志学的教育与普及中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成为当时的方志学教育重镇。

　　最早在高校开设“方志学”课程的民国学者是瞿宣颖，他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1930年春，他在南开大学开设“方志概要”课程；同年秋，又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此课程。同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十分留心方志学教育。1931年2月，顾颉刚与朱士嘉共同起草《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介绍地方志“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地方志，呼吁编修地方志总目，提倡用现代方法编修志书，意在将“编纂”与“研究一种学问”结合起来。1932年9月起，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传授方志学知识。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组织“禹贡学会”，这是一个研究中国沿革地理、边陲民族史、地方志的学术团体，办有《禹贡》半月刊，以登载燕京、北京、辅仁三校学生的课堂习作为主，其中不乏与地方志相关的论文习作，促成教研互动的良性循环。顾氏弟子谭其骧、朱士嘉、史念海、侯仁之等人都参加了禹贡学会，并在此前后，在顾颉刚的引导和扶持下开始接触和研究地方志。朱士嘉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时的研究生，后来成为我国方志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他曾说：“我之对于方志，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食桑的蚕’，到‘吐出丝来’，以微薄的研究成果献给四化建设，都是顾老师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的结果。”史念海是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毕业后成为禹贡学会的驻会研究人员，受到过顾颉刚的激励与指导。他回忆说：“我最初和方志接触是在1935年，那时我还在大学里读四年级……当时我已偏重于学习历史地理这门学科……颇受知于顾颉刚先生。可能是张石公张老（指张国淦——笔者注）为了撰写《中国方志考》,需要人襄助,顾颉刚先生就推荐我前去。……就是这样,我曾经翻阅过许多方志,不是说有什么讲益,至少是大开眼界。就方志的范围来说,我是才知道天下之大,也是才稍稍领会到天下之大的奥妙深处。”后来史念海撰《方志刍议》一书，也与他早年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关。1944年起，顾颉刚担任已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史地系的教授，1945年10—12月，他曾在复旦大学授“方志实习”课。在其日记中记述道：1945年10月5日“到复旦，上‘方志实习’课”，11月2日“到清凉亭，上‘方志实习’课。教范纯善、林月彩看地方志”，等等。1937年，曾担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的民国方志学者张国淦也曾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地方志学”课程。

　　在辅仁大学教授方志学的是谭其骧和朱士嘉。谭其骧作为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时的研究生，与顾颉刚一起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1932年，谭其骧毕业后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同年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兼任讲师，教“中国地理沿革史”课程，后来又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代替顾颉刚教授该课程，传授方志学知识。《禹贡》刊载的学生习作部分即来自谭其骧在辅仁大学所讲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课程。顾颉刚的另一研究生朱士嘉1932年从燕京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1932至1934年，朱士嘉担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兼任讲师，教授“方志学”课程，其自述道：“解放前，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讲授方志研究，因而对建立了一代方志学的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体系有了日益明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张树棻编辑了《章学诚方志论文集》。”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早年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历史、沿革地理诸课，培养出胡焕庸、陈训慈、郑鹤生、张其昀、缪凤林、向达等著名地理、历史学家，与竺可桢并称为南高史地学派的“两大导师”。柳诒徵在教学中也十分重视地方志的运用。据曾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求学的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回忆，其关于方志学的最初认识即来自柳诒徵。“当时我校新设地理课程，他指示我们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踪二顾之学——顾亭林的史学和顾景范的地理学——相勖勉。现在回想起来，得益最多的有三点，就是（一）方志学，他以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张其昀毕业后逐步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方志学者，在研究和任教中推动高校方志学教育的发展。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应其邀请，张其昀赴浙江大学任教，创办国内第一个史地学系，并长期担任该系系主任兼史地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还兼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直至1949年。张其昀在任期间，浙大史地学系秉持南高史地学派“史地合一”思想，为国家培养众多杰出的史地通才。抗战时期张其昀还曾组织浙大史地学系师生编纂《遵义新志》。

　　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也是民国时期方志学教育的重要阵地。1929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22条，首次统一规定各地的修志行为，要求各省设立通志馆，负责通志（省志）编修。1932年，中山大学正式接手《广东通志》的编修工作，广东省通志馆于是年附设于中山大学内，时任校长邹鲁兼任馆长，开启近代中国高校修志的先河。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赴中山大学任教，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专任教授、文学院专刊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广东通志》编辑委员会委员、文学院文史研究所主任（该所前身为傅斯年创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他不仅主导了《广东通志》的编纂，起草《新修〈广东通志〉略例及总目》《〈广东通志〉征访条例》等，还于1933年上半年在中山大学教授“地方志研究”课程，培养修志人才。1936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的吴宗慈应老友邹鲁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教授及文学院史学系教授，也在中山大学开设过“方志学”课程。

　　此外，民国时期高校开设方志学课程的事例还有著名方志学者傅振伦。傅振伦1929年7月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得朱希祖介绍，于1929至1936年间，受聘担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地系兼任讲师，所教课目几乎一年一改，1932年起讲授“方志学”课程，1933年此讲义为蓝本，写成《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在抗战中参与陕西城固等县修志的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唐祖培，抗战后期在山西大学史学系任教，开设过“方志学”课程。抗战胜利后，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迁至沙市，唐祖培于1946年秋担任湖北师院史地系主任，也曾开设“方志学”课程。1948年起，他又先后任教于香港龙峰书院、桃园华文专校，亦讲授方志学课程，后又应教育部特邀，编纂大学方志教材，成《新方志学》一书。

　　二、新中国高校培养方志人才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全国各高校的院系、专业进行调整，方志学教育一度在高校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全国普修方志以后，方志学相关课程又重新进入高校的课堂，还出现民国所没有的方志学专业的设置。高校设置方志学专业可追溯到1983年4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招收一个两年制的方志学大专班，最后半年在杭州师范学院学习，1985年2月毕业，获得杭州师范学院颁发的方志学专业大专证书。开设课程有“方志学概论”“新方志编纂学”“历史地理概论”“名志述评”“地理要籍介绍”等，知名学者谭其骧、陈桥驿、黄苇等为大专班授课并举办专题讲座。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招收一届两年制的“方志学干部专修班”，开设有“方志学通论”“新旧方志研读”“新方志编纂学”等课程，学员从当年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合格者中录取，毕业后发给国家承认学历的方志学专业大专毕业证书。之后方志学本（专）科专业在高校的发展出现一段空窗期，1997年8月，经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提议，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于1998年3月4日正式批准宁波大学首设历史学（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当年起面向全国统一招生。首届共招收本科生20人（1人未报到，实际共有学生19人），目前已毕业20届，是迄今为止国内高等院校中仅有的开设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的学校。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于2022年设立方志学专业，自主设置“方志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其中博士点从2023年开始招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收方志学方向博士生始自2015年，当时是在中国史专业设置“中国当代方志史”方向招收博士生，2023年起在专门的“方志学”二级博士学位点下单独招生），硕士点则于2025年开始招生。此外，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宁波大学、扬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则在（或曾经在）历史大类其他硕士学位点或档案学硕士学位点下设置方志学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复旦大学还在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博士学位点下设置方志学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四川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辽宁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历史学或档案学本科专业及文博专修科中开设过方志学课程。其时由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黄苇等的《方志学》、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邸富生的《中国方志学史》、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等专著，成为上述各高校讲授方志学的使用教材。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高校在开展方志学专业学历教育的同时，也开展方志学的非学历教育，以突击培训当时亟需的修志人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修志机构委托，承办或合办短期方志培训班；二是举办各类方志学课程进修班。1982年，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牵头主办“华东地区地方志研究班”“中南、西南九省（区）地方志研究班”“北方八省（区）地方志研究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地方志研究班”，来自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学员共1350人参加培训，是为全国方志短期集中培训之始。其中，“华东地区地方志研究班”是委托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和南开大学联合承办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地方志研究班”则由南开大学承办。其后这项培训工作由各地自行举办。各地大专院校间有与当地修志机构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方志培训班，其中苏州大学从1988至1999年，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举办各类方志培训班15期，并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于1998年9月试办全国地方志业务岗位培训班，培训修志人员2000余名。21世纪伊始，借创办国内首个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的东风，宁波大学的方志培训工作也开始活跃起来。2002年11月和2003年4月，宁波大学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现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联合举办两期全国地方志业务培训班。截至2020年，宁波大学先后为北京、广东、陕西、新疆、海南、甘肃、安徽、广西、西藏、哈尔滨、济南、南京、杭州、贵阳、南宁、连云港、扬州、常州、无锡、延安、咸阳、宝鸡、厦门、宁德、大连等全国各地修志部门及其他系统合计举办方志业务培训班33期，培训学员2130人，其依托本科教学开展的非学历教育方志社会培训在全国方志界具有一定影响，已形成品牌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全国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宁波大学在方志培训方面的贡献。除短期培训以外，高校也适时举办一些课程进修班。1985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地方志函授专科班，学员以吉林省修志系统为主，期满颁发结业证书。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举办中国地方志《专业证书》专修班，期满颁发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1996年11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举办两年制的地方史志专业硕士研究生班，采取集中面授与在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期满发给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结业证书，是为国内首次举办方志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01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委托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史志编纂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举办历史文献学专业（方志学方向）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13年起，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举办历史文献学专业（方志学方向）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三、我国高校方志教学开展的特点分析

　　纵观我国高校方志教学的开展，呈现出与大规模修志互为促进，附属于历史学，偶然性较大，稳定性不强，游离于高校学科（专业）发展轨道之外，教学师资方面存在“因人而设，人走课消”等特点。

　　首先，我国高校方志教学的开展，与国内大规模修志热潮息息相关，互为促进。20世纪30年代初方志学进入高校课堂，正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修志启动的时候，也是自宋代定型以来的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的转型时期。当时由政府主导，参照《修志事例概要》制定各省、市、县修志计划，对志书的体例、结构、内容、编纂手法及各门类的具体要求等作明确规定，由此掀起民国方志编修热潮。这一时期（1927—1937）不仅纂修方志数量最多，占民国方志总数的39.8%，而且民国多数有特色、有影响的名志是于此时修成。为培养修志人才，当时有学者提出应在高校中开设方志学课程，如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馆长、曾主持《北碚志》修纂的杨家骆就认为，方志学应成为高校史学系二、三、四年级的必修课程，并对部颁《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提出修改意见，“盖吾国郡县既繁，而志才不多觏也。以传本而论，无虑盈万，然体例足称者，寥寥无几。……而重修全国之志，又非广培志才不能举。窃望大学课程中列方志学为必修，学生卒业后分发各县修志一二年，以试其史才，如是者二三十春，吾国之志书可观矣”。卢建虎在《战后修志问题》一文中也主张“各大学文学院增设志学系,延聘深通志事者为教授,奖励青年,专习方志之学,俾造就专才,以备他日分纂志籍之需”，遂有方志学进入高校课堂。而“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过去埋首于故纸堆的大学学者从象牙塔中走出，逐步关心现实社会，积极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和编修，从而提升已有的方志热。顾颉刚、朱士嘉即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使命感才开始致力于地方志研究的。朱士嘉回忆道：“我于193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从顾颉刚先生开始研究地方志。时当‘九一八事变’前夕……顾先生针对这种情形，不时对我们进行严肃的教育启发。他指出：‘外国人正在研究我国边疆史。方志这块领土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外国人就会去侵占……’在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顾先生的这番刚烈话语无疑是激励我从此跨入方志学领域的巨大动力。”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中国开始第一轮全国普修方志工作，使久违的方志学课程重新进入大学课堂，杭州大学的仓修良、复旦大学的黄苇等新一代方志知名学者纷纷在高校设课教学，为新中国普修方志培养人才。仓修良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党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志高潮。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从1981年起，校、系有关领导要我给高年级学生开设‘方志学’课，于是不得不重理旧业，从头做起。”黄苇也说：“一九八一年夏秋之际，我们复旦大学历史系考虑到全国普修方志，需要培育人才，决定开设《方志学》专门课程，并请我主讲。从那时开始，我即制订大纲，撰写讲义，至年底大致成型。”

　　当时中山大学接手民国《广东通志》编修，河南大学承担民国《河南通志》编纂，许多地方将官方的修志行为同高校教学结合起来，吸收全校文、理、工、农、法等各科教师参与修志，根据他们各自的学术专长，分别委以志书相应门类的编纂工作，由此促进教师各自研究领域学术研究的精进。如朱希祖之于南明史研究、饶宗颐之于地理学研究、冼玉清之于广东地方史研究、罗香林之于民族学研究等，在高校中形成了“方志编修与学术研究相互促进的效应”，这是超出方志学科本身发展给高校教育带来的良性互动，成为高校开展方志学教育的衍生品。总之，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当代，高校中出现方志学课程或专业（方向），都是伴随着国家大规模修志活动而起，并与全国普修志书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这是我国高校开展方志学教学的首要特点。

　　其次，自民国以来学界普遍视方志学为地方史，是历史学的附属，而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故高校方志教学具有偶然性较大、稳定性不强、游离于高校学科（专业）正常发展轨道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方志教学进入高校课堂，也与20世纪初期的史学革命、分科治学与整理国故运动息息相关。1902年，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抨击中国数千年史学为“君史”，提倡“民史”，伴随着史学风气的变化，注重“各地方的实在状况及民众生活”的地方志的价值日益为学者所重视。“以前的史料，不是供王公大人的采览，便是备文人学士的讽咏，是片面的，是散漫的，而不是系统的；是文学的，是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我们现在寻材料，要转向社会方面去了；因为那里有露骨的风土人情，切实的国计民生。这条路，除了我们自己开辟之外，若要在旧材料里找，那只有叩地方志之门了。”另一方面，至民国初年，西学已掌握中国学术和教育界的“话语权”，西方学科分治原则及学科分类体系普遍得到确立，中国传统学术经“整理”被纳入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近代西方知识系统，史学因是中国固有也是西学中既存的唯一学科，由学术边缘跃居中心，地方志在民国大多数方志学者眼中视同地方史，故其学术研究在民国时期形成规模，继而进入高校的课堂。傅振伦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序言中曾说：“近世竞言整理国故，表扬国粹，于是方志之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但也正因为民国的方志学者，除傅振伦等极个别人外，均接受章学诚将方志定性为地方史的观点，故方志学在民国时期只是作为历史学的附属存在，而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方志学课程在高校历史系中也始终没有被列入必修课程。民国政府教育部颁的历史系必修、选修科目中均未见“方志学”课程的身影，这使得方志学在高校设课教学时存在偶然性较大、稳定性不强的特点，游离于高校学科（专业）发展轨道之外。

　　20世纪80年代全国普修方志以来，方志学课程重新进入高校，但其发展仍延续民国时期的特点，虽然不少高校开设方志学课程，个别高校甚至还设立方志学专业（方向），但由于没有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包括专业学位授予目录）和教育部高教司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高校方志学教学偶然性较大、稳定性不强。如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方志学专科均只办了一届，四川大学、扬州大学分别设在历史地理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下的方志学研究方向也只坚持几年就取消了。宁波大学的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虽然办学时间长，一直持续至今，但其创设却带有一定偶然性，时值全国地方志奖首届颁奖大会在宁波召开，李铁映到会并建议在宁波大学建立方志学专业，得到时任宁波市市长和宁波大学校长的积极回应，才有后来宁波大学方志学专业（方向）的创办。

　　再次，高校方志教学师资方面缺乏稳定性，存在“因人而设，人走课消”的特点。民国时期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以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例，瞿宣颖于1928—1930年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兼任讲师，开设方志学课程，查看燕京大学本科课表可知，之前并无方志学课程，瞿宣颖聘期结束后，一度也无方志学课程再开设，直至1937年，张国淦才又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地方志学”课程。朱希祖1932年10月赴广州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于1933年上半年在中山大学开设“地方志研究”课程，1934年2月朱希祖赴中央大学任史学系主任，他离开后，中山大学的方志学课程即中止，直到吴宗慈1936年9月应聘到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工作，才又重新开出“方志学”选修课。由此可见，民国高校中方志学课程多属临时开设，专人专任，一旦专人离开，课程随即消失。这种情况在当代高校的方志学教学中同样存在，而且由于方志学仅是专门史下的三级学科，缺乏独立性（硕士点至少以二级学科设置），即便是方志学教学开展相对较好的高校，一旦老教师故去、退休，或者调离岗位，抑或研究方向转移，这些学校的方志学专业方向及课堂教学即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开设方志学课程的高校，截至目前仍开设的已屈指可数，不少高校因知名方志学者的过世或退休，再也没有开设过方志学课程。

　　四、我国高校方志教学发展的启示

　　顾颉刚有言：“史学史记载着前人的方法和道路，我们可以有所参考，而决定自己的方法和道路。”立足当下，反思过往，展望未来，我国高校方志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认真思考当下的方志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探寻高校方志学教育的前进道路。要使方志学教育在我国课堂有一席之地，最佳途径当然是将方志学作为基本专业或特设专业列入教育部高教司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或是争取列入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在目前尚无法达成该目标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

　　首先，应依托传统历史学专业实行人才分流培养。在现行教育体系下，通过在历史学专业下面设置方志学专业方向，实行人才分流培养，不失为一条高校方志学教育发展的捷径，这样方志学既可以在高校正常的学科（专业）发展轨道中得到发展，又可以规避因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而可能带来的被砍专业的风险。以宁波大学的方志学专业（方向）建设为例，2016—2019年，学校通过优化整合，将原有的75个本科专业压缩到59个，撤销、停招16个专业，方志学因只是历史学专业的一个专业方向，得以保存。这类风险在全国其他高校普遍存在，所以应先保住方志学的根脉，再徐图在高校中发展。

　　其次，应切实、系统、有步骤地推进、完善方志学理论体系。虽然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客观可能性已经形成，“无论是从客观社会实践的需要，还是从方志科学研究对象和客观条件的形成来说，方志科学都已经发展到寻求自己独立学科地位的时候了”。但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绝非那么简单，如同一个人的站立需要全身的骨骼和系统的肌体组织，高校方志教学历经民国、新中国两个时期的发展，时至今日仍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因此，方志学距离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有一段距离，需要建立、完善包括各分支学科在内的较为成熟的方志学理论体系，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建议集中全国的方志学师资，着手扎实推进方志学理论研究，有步骤地推进方志学学科建设，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立项和各类文库为抓手，逐步建立、完善包括各分支学科在内的较为成熟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年龄结构合理的高校方志学师资团队。

　　再次，应坚持以校地合作为纽带，与修志部门通力合作，协同培养应用型本科修志人才。回顾方志教学进入高校课堂的历史，无一不是伴随着国家大规模修志而展开的。当前我们正处于盛世修志的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志工作已由原来单纯的修志编鉴工作向一项事业（“十业并举”）转型升级，地方志机构的工作范围有所拓展，修志范围扩及专志、乡镇村志、社区志、专业年鉴，社会需要大量适用性强的修志人才。高校方志学专业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应用型本科教育，通过校地合作，以实践教学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与各地修志部门协同培养社会适用性强的高素质修志人才，提高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修志问题的应用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行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此外，校地合作还可以有效地弥补高校方志教学师资的不足。通过外聘合作单位中兼具修志经验与理论素养的修志专家为大学兼职教授，建立起校内、校外两支教师队伍，推行“双师型”导师制，用于指导本科生教学实习包括毕业论文的撰写，以弥补高校在职教师课堂教学与修志工作实际需求或有脱节的情况，也可以在高校在职师资人手不足的时候暂充课堂教学，还可以合作申报目录外二级硕士点，从而稳定高校的方志教学团队。

　　结语

　　历史经验对于审视当下的方志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上文提出的办法是在总结我国前一个时期高校方志学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实选择，这样方志学教育才能在高校中有栖身之地，并能有普遍、可持续性的发展。而其未来的发展目标，当然是希望借助当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春风，努力使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打造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方志学学科体系。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